伪满通化省公署遗迹

我是夏雯静

  一日本侵华的永世见证
                         蒋玉清
当您豋上玉皇山顶鸟瞰城区，会看到在柳条沟门右侧的山脚下有一幢坐北向南的灰牆红顶的长方型大楼，主楼4层，两翼2层，从外形看，相似－架飞机头。百姓俗称“飞机楼”。
它是伪满洲国通化省公署的办公大楼，是当时通化市区最大的标志性建筑物。就是这幢楼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东边道，残酷镇压反满抗日爱国力量，疯狂掠夺长白山区资源，奴役残害通化人民的策源地。它是日本侵略东北的－个历史遗迹和永世见证。
历史记载着：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了东北，使东北大好山河瞬间沦入日本虎狼之手。1931年3月1日，在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下，成立一个所谓的新国家--“满洲帝国”，为其殖民地统治罩上“合法”的外衣。
通化地处长白山复地，中朝边境，是东南满的重要战略要地，资源丰富，视为东边道的“金宝库”，是日本侵略者掠夺森林和矿产资源，强化统治的重点地区。日本侵略者为强化东边道的统治，于1937年7月1日，在通化建立了伪通化省公署，管辖通化、辑安（今集安）、辉南、金川（今辉南样子哨，1941年撤销）、柳河、长白、抚松、濛江（今靖宇）、临江9县。
日伪所谓的东边道，是沿用民国旧称，指位于奉天省东部的一道。1929年将道制撤销。1938年9月，日本侵略者在通化设立了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从此，大肆掠夺东边道地区的地下资源。从1931年至1945年的14年间，日本侵略者在通化大地上肆意摧残，横行无忌，原始森林及矿产资源横遭掠夺，无辜百姓惨遭屠戮，制造了一起又－起灭绝人性的惨案，犯下了－笔笔罄竹难书的罪行，给通化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
日本统治时期，多起重大事件曾发生在这里。
这里曾是屠杀和镇压东北人民的关东军大本营。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预示着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即将到来。8月9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宣布：日军退守南满，将满洲帝国国都迁到通化。企图建设以通化省为中心的最后防线，使东边道成为日本关东军固守南满的根据地。8月12日在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等人率领下，关东军司令部由伪满首都新京（今长春）迁到伪通化省公署大楼。妄图在通化负隅顽抗，决一死战。关东军是在通化部署和指挥着最后挣扎的罪恶活动，是在通化结束他们称王称霸的14年罪恶历史。
8月12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弟溥杰，宫內府大臣，皇室眷属等80多人从新京乘专列惶恐不安地逃到“新国都”通化。溥仪一行并没有下车－直呆在专列上，等了很久，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人来到专列上，向溥仪宣布：战势紧张，攺变计划，皇帝陛下不能留在通化，乘专列去临江县大栗子铁矿。8月18日溥仪在大栗子宣布退位，结束了13年5个月的傀儡皇帝的罪恶历史。当日，溥仪等13人在关东军护送下乘火车回到通化。次日，由通化飞机场乘3架飞机飞往奉天（今沈阳），在机场被苏军俘虏。日本侵略者企图在通化建立新国都的设想只是－场梦。
1946年2月3日，在这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三”事件。
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尧勾结日本关东军125师参谋长藤田实彦，纠集日伪残余势力万余人，发动了以推翻我民主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暴乱。这次暴乱的主攻目标是中共通化地委、通化专员公署，由于我方事先得到暴动消息，专员蒋亚泉、秘书长夏骏青亲自指挥，作了周密部署，用两个连分别把守大楼东西两翼的一二层楼，用两挺机枪分别把守大门和二楼楼梯。公安处长刘甄淼负责把守三楼楼梯，保卫三、四楼指挥部。一支新组成的战斗队伍摆开了作战阵势，严阵以待。2月3日凌晨3时47分，敌人用电灯三明三灭为信号，汹涌地冲向“飞机楼”，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经过一小时多的激战，粉碎了反革命暴乱。
解放后，这里一直是通化专员公署的所在地。1954年冬，通化专员公署将大楼让给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军直机关，作为军产－直使用至今。
1996年7月8日，通化市人民政府公布，将伪满洲国通化省公署大楼旧址，列为通化市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6月，在大楼门前右侧设立一座文物保护的石碑。这就是历史，记载着日本殖民统治的昭昭罪行，成为日本侵华的永世见证，以示后代。

日本侵略者欠中国的血债难销

—读史札记

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吉林省档案馆等有关部门发掘整理和公布了大量的日军侵华罪行事实档案，其中包括战争赔偿问题首次全部公开。我在阅读这些史事过程中，对抗日战争赔偿问题略作点研究，经过比较、考证和归纳，对其中的信史和史料做了札记。现将有关战争赔偿问题作一初步归纳整理，以供读者参研和评析。

日本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

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国家造成了巨大财产损失。人民遭受灾难之重，经济损失之大，是世界上仅有的中国一家。

据中国国民政府组织的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

之说贴》中指出：沦陷区有２６省１５００多个县市，面积６００多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在２亿人以上。军人死亡３３１万多人，平民死亡８４２万多人，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

、海外华侨

所受损失。此外，1931年“9.18”事变至1937年“7.7”事变

以前的6年间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战后，经过中国多名历史学家

的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中国在抗日战争

中，军民共死亡３５００万人，财产损失达５６００余亿美元。日寇对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不仅仅是这些。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累累，并由来已久。

一百多年前的1894年7月，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清军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割让与日本，后在俄、德、法不良企图下，日本被迫“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领土权”(实际上是清政府以白银23000万两向日本“赎回”辽东半岛)。1900年，我国爆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俄、德、英、美、法、意、奥、日8个帝国主义国家互相勾结，决定出兵镇压。8月初，8国联军1.8万余人进犯北京。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以及有关的其他特权，均移让与日本政府。俄国将由长春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线，以及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和煤矿，均转让与日本政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军就在长春活埋了中国被俘人员200多人；11月，在齐齐哈尔捕杀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伤兵数百人；1932年9月，在抚顺近郊制造平顶山惨案，屠杀村民3000余名。 在日本侵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发生在南京。侵华日军松井石根所部于1937年2月13日攻陷南京后疯狂杀戮，血染古城，使30多万的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惨遭屠杀，1/3的街道和建筑物被焚毁；同时，还制造了2万多起的强奸事件，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日军的残暴与野蛮实在是骇人听闻、罪大恶极。

日军不择手段地进行经济掠夺，这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日本“以战养战”的主要内容。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征粮食和原料，供给前线日军或运回日本。在东北（伪满洲国），日本实行“出荷粮”制度，强制购销粮食，强迫农民将生产的大部分粮食按伪政府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交售。在关内，日军变相抢掠军粮。1939年，日本仅从华中就运走大米7亿升，1940年则增至9亿升以上。此外，日本还大肆掠夺中国的森林、矿产资源。

二是垄断工农业、交通和贸易等，进行资本输出。1937年5月，日本通过伪满政府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把21种工业产品置于日本控制之下。

三是控制金融，大量发行纸币，榨取占领区人民的财富。依靠日军的刺刀发行大量没有信用价值的伪钞，借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财富。

四是抓捕中国劳工，为日本军国主义当牛作马。据不完全统计，到1944年为止，日本在中国东北强征的劳工已达300万人，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占总数的29%。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有难以计数的中国妇女被日军强征做“慰安妇”，遭受非人的虐待。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擢发难数。日本战败了，对他们犯下的罪行，要彻底清算，严惩战争罪魁，为死难者复日寇对中国犯下滔天大罪。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罪债应该偿还。

理应进行战争赔偿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公理。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的血债一定要日本人用鲜血来偿还。历来各国之间的战争,其惯例,就是战败国要向战胜国进行战争赔偿。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中国之所以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关键因素也是内战造成的中国分裂，使日本有了两面要挟蒋介石和毛泽东的王牌，使战败的日本占了便宜。

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制定了战争赔偿的原则。会议决定德国应赔偿总额为200亿美元，分配给苏联１００亿，英美８０亿，其他国家２０亿。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同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拆迁工业设施抵偿。追随德国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也同样要付出赔偿的代价。1947年2月10日，同盟国与5国签订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5国分别向苏联赔偿２．５５亿美元、南斯拉夫３亿美元、埃塞俄比亚０．７亿美元、希腊３亿美元的赔偿。但是，后来玛希尔计划免除了很多债务，外加当时德国被占领，占领国从德国拆走了大量设备，最终已赔完为止。　　　

日本投降后，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为首的同盟国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即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各国也分别提供了具体的赔偿方案。

1945年12月，美国关于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文件规定：拆迁日本的工业设备，并把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维护在20年代后半期的水平，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不高于亚洲的其他国家，1949年美国政府决定大幅降低对日本的赔偿要求，1950年5月停止战争赔偿计划。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出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4条：

A.帮助日本恢复经济，推行民主改革

B.“冷战”局面的加剧和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

C.加紧孤立、封锁和威胁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D.扶植日本，稳定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遭到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乃天经地义，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当时，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同盟国战后对战败国的政策是一致的。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后，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各同盟国向日本提出的索赔总额为５４０亿美元。但是在如何分配赔偿额度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２５％，美国要求占３４％，苏联要求占１４％，法国要求占１２％，澳大利亚要求占２８％，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赔偿总和已超过了１００％。中国以"受害最重，牺牲最烈，损失最大"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额的４０％，但各国仅同意３０％，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

接着是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胜利，于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对日本政策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对日本向受害国的赔偿问题也尽量淡化，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为此，美国在1951年提议召开旧金山会议。在会议筹备期间，美苏对中国合法政府归属问题的看法截然相反，因为中国已经分裂为台湾政权和大陆政权，在邀请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不承认大陆的中共政权，力主由台湾国民党政权参加和会，但在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下，国民党政权最终被排除在签约国之外，新中国政权也未参加。对于此一结果，国共双方的最初反应都是愤怒和谴责。７月１６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８月１５日，周恩来代表新中国政权提出了抗议，指责“旧金山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为什么?对中国未进行赔偿?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

》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掠走白银两亿三千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巨大的财产损失。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对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比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

1952年4月27日，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所谓的“日华条约”，双方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 放弃对日本战争索赔的要求。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了强烈的谴责。而此时，中国大陆与隔海相望的日本的关系还处于冰冻期。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不少障碍。

随着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到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实际上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恢复日中邦交已为期不远。但恢复邦交，必然要对战后日本赔偿问题作出决定。在这一问题上，我国领导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态。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从宽容的态度，放弃战争赔偿。

1972年7月，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的准备。为了不影响中日以后的世代友好！周恩来总理就提出放弃战争赔偿问题，并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周总理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襟怀，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容大度和长远眼光。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赔款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半个世纪来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 富于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毛泽东对战后中国的发展看得乐观，出于当时的所谓国际主义精神，将巨额赔款如鸿毛一掷，希望这一善举能赢得日本对中国关系的变化。这种可能性倒是存在的，但60年来的实践结果却事与愿违。近代历史上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战败求和时的赔偿情况是：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向清王朝勒索了白银50万两。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逼中国赔款白银2.3亿两并强占台湾。1901年日本作为8个侵略国之一，从中国总赔款的4.5亿两白银中分得了6000万两。被侵略的中国战败后尚需如此赔款，侵略者日本战败后却免予赔款。两相比较，如此大的反差，不禁令人唏嘘！公理何在？再者，中国“以德报怨”，得到了好的结果吗？没有！至今的日本政府还没有向中国认罪或赔礼道歉。右翼势力抬头，虎视眈眈，还要东山再起。这不是中国把"兼爱

"施于恶狼身上吗？成了"东郭先生"和"中山狼

"的寓言。

1972年9月29日上午，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二战结束后，苏联从德国获得1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而中国政府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放弃了赔偿要求。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放弃了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

近几年来，亚洲各国有关对日民间赔偿要求呼声不绝于耳，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尤为强烈。毕竟，这是正义与邪恶拼死较量后，邪恶势力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生死搏杀后，侵略者低头认罪伏法的表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日本军国主义坚持战斗取得胜利后，日本向惨遭其屠杀的亡魂幽灵跪奉的祭奠！

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邪恶的势力终将被正义的力量打败。日本法西斯征服中国的狂妄梦想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被正义而又坚强的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地共同打击下，而宣告无条件投降。可是，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向中国进行战争赔偿，从来未向中国人民赔礼道歉，从来没有向侵略战争的受害国谢罪。至今仍在美化那场侵略战争，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为战争罪犯招魂开脱，这不能不让人警惕。日本右翼势力还想东山再起。对于这一切我们都要高度注意。面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的历史，中国人民则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

新中国政府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为了中日世代友好，声明放弃了对日本国的索赔要求。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应永远铭记在历史中。

刘芝君，今年80岁，是黑龙江省克东县的一位普通农民。在日军占领东北时，他被抓做劳工过着非人的生活。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他让自己的长孙将那段难忘的经历记录了下来。

　　被抓去做劳工的那一年我21岁，在北安北一个叫二井子的地方挖大坑。干活苦累是没的说。后来，我们又到车站干活，往下卸成捆的枪、炸弹等。一颗炸弹得好几个人抬，日本人在那里看着，不停地说：“慢慢地，慢慢地，小心！”我们这些人又累又饿，都说：“什么‘慢慢地慢慢地’？炸死更好，省得活着受罪。”我们在跳板上抬到一半就往下扔，箱子都摔坏了也没响，我们也没被崩死。一天累得腰酸腿疼都要散架了，而且吃的还非常差，每天早晚吃两遍玉米面粥，一顿只给一碗，根本吃不饱。晌午给一个半玉米面窝窝头，外加一碗菜汤。窝窝头有拳头那么大，却只有手指头那么厚。菜汤是白菜汤、土豆汤，稀稀的，一滴油也没有。汤面上浮着一层小飞虫，每吹一下才能喝一口。

　　住的就更没法说了，我们每两个队120人就住一个棚子里，营地外面用刺丝拉着，有三四个人看着。我们住的棚子就是中间搭一个横梁两边用草席搭成斜坡的窝棚，里面是我们挖的大坑，挖出来的土翻在坑两旁，踩实了铺上草就当炕用。我带了一张狗皮垫子，比他们还好些，要不冰死人。最怕下雨天，一下雨棚子就漏，我们的被褥被雨泡湿了，用手一攥直出水，那也得盖，我的风湿病就是那年得上的。

　　日本人管得很严，平时他们要是觉得我们表现不好就抽嘴巴子、用扁担打；要是谁敢逃跑，抓回来就狠狠地打，有的人被活活地打死了。他们还把我们集中起来看这尸首，警告我们不准逃。其实也很难逃出去，四面都是没人的山和大地，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四面都没人，跑出去也得给抓回来，抓回来就狠狠地收拾，能逃远的几乎没有。

　　我们县有一个叫张洪军的人逃跑了，日本人派人去他家找了两次没找着，结果把他60多岁的父亲抓来顶替儿子，说什么时候他儿子抓回来就放他回去，你说损不损？还让他和我们一起上操，60多岁的人走路都不灵便了，怎么能上好操？上不好就打，干活干不动还打，把老头儿差点没折磨死。我们还亲眼看见日本人把抓回来的逃跑的人头朝下高高地吊起来，对准大铁台扔下去摔成肉饼，很吓人。虽然日本鬼子凶得很，但有些人还真是不怕，他就是我们的小队长。挖大坑的时候，他给我们看着日本人，日本人不在的时候，他让我们慢点干，远远地看见日本人来了，他就让我们加劲干。日本人来到跟前看我们干得挺欢，还竖起大拇指说：“大大地好，大大地好！”

　　在日本人里也是有好人和坏人的。有一个日本兵和我的关系不错，会说两句中国话，他要是活到现在也应该80多岁了吧？他叫绍氏勤（日语音译），和我年纪相当，挺和气的，没事我们两个就唠唠嗑，时间长了我也敢多问他两句了。我问他，你们日本人不好好在家呆着上我们中国来干啥？他说我们也不想啊，我们也舍不得离开家。绍氏勤是个学生，他家姐弟四个都来中国了，姐姐、哥哥、弟弟都在哈尔滨一带。我们一唠起这些事他就掉泪，他说将来你们父母都能见到，我们是见不到了。在当时他这么说可能是已经预料到日本人必败吧？那一年我爸来看我，他也过来看望，我爸带的东西给他吃他也吃，我想他看到我的父亲可能也想念他的父母了吧？我爸走的时候他送到车站，帮着买的车票，他们能买半价票，我们可以省一点钱。后来他们那个部队大概是调走打仗去了，以后再也没见到他，也不知道这人现在还在不在？活得好不好？( 2005.07.13 第23版)

今年9月3日是全国人大通过的首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了纪念69年前的那场艰难的伟大胜利，3日，东北烈士纪念馆首次公开虎头要塞幸存劳工口述实录。

侵华日军虎头地下军事要塞，是1934年至1939年间，日本关东军动用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在中苏、中蒙边境秘密修筑的17处筑垒工事之一。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被秘密押送到这里充当劳工，从事着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冻死、饿死、累死、病死者甚多。为了防止泄密，每当一处工程完工后，日军就将劳工秘密处决。日军屠杀劳工的手段是极其卑劣残忍的，注射毒药、暗地枪杀、诱骗活埋，甚至用细菌实验致死。

1945年，侵华日军退败的时候，将与要塞群有关的历史资料焚毁，企图掩盖其修筑要塞时犯下的累累罪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始终否认侵略暴行。至今日本未公开一张要塞图纸、一份要塞修筑档案，也没有公布一份劳工名单，对强征和屠杀战俘劳工更是百般抵赖，所有的堡垒地下要塞工程都成了谜。

此次由东北烈士纪念馆采访公布的口述实录，包括余盛怀、李丛田、解怀玉、李志云、冯玉福等5位虎头要塞劳工幸存者及1位虎头镇老户金铭让的口述实录，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提供了又一铁证。

残酷暴行 受尽虐待

余盛怀，是虎林县迎春机械厂离休工人，于1939年被日军抓俘修虎头地下要塞。

余盛怀见证了日军对劳工的残忍暴行。据他证实：“日军利用伪警察看着他们，每天要从早六点干到晚六点，还将像他一样修山洞的劳工右眼眉刮掉。他们居住地环境更为恶劣，在仅离山洞一里地的地方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四周被日军拉上电网。他们的食物是苞米面、冻萝卜，仅是这样，残酷的日军不会让劳工吃饱，而且经常会遭到毒打。”

李志云证实，由于日本人只让工人干活却不给发工资，一天中午，劳工们将日本人围了起来。日本人害怕事态闹大，就运来四卡车荷枪实弹的士兵，抓走了不少劳工。第二天一个劳工被五花大绑地推了出来，让他站在粉碎机上，然后让其他劳工每人上去打他一顿，可是都是中国人怎么能下得去手呢？狠毒的日本人就捏着他的鼻子用沥青壶往他的嘴里灌沥青。过了一天又将劳工全部集中起来站成一排，然后从中拉出两名劳工，将两只脚用绳子绑上，系在马身上，日本人举起战刀在马眼前一晃，马被惊得使劲跑，两名劳工就这样被活活拖死。其余的都被扔到河沿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修完工事 全部灭口

解怀玉，原籍河南华县，1994年12月接受采访时68岁。1938年日本侵略者就将他及53名孩子抓到孙吴修铁路。

在他的口述档案中写道：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家乡，我父母就是在那时被饿死的，剩下我无家可归流浪街头。当时我们家乡方圆几里地的成年人几乎都被日本鬼子杀光，只剩下些孩子。孩子们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暴行，对日本人都恨之入骨，所以日本人也恨这些孩子。1938年日本鬼子把我们这些孩子从河南抓到了孙吴修铁路，干的活是挑土篮。因为我们都太小，吃的又都是橡子面和发了霉的苞米面，而且还吃不饱，每天只给8两粮。所以土篮挑不动，有时就少挑点，但被日本人发现了就往死里打。到了冬天就更难过了，每人只发给一身单衣，为御寒我们就将麻袋片子披在身上，把洋灰袋子纸缠在腰上和裹在腿上。我们54名劳工从1939年到1945年时就只剩下3人了，其余的听说都被日本人拉走做实验了。日本鬼子将这些人用汽车拉到山里来回转悠，到吃饭时每人分给一片带毒的面包片，劳工们吃完后连声都没吭就都被毒死了。

据说日本鬼子修完工事后怕泄密，把劳工都给弄死了。有的被毒死，有的被机枪打死，所以我们就只看到中国人被一车车地拉进去，都看不到一个活着出来的。日本人侵略东北是我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这是历史事实，想篡改是办不到的。

在公开的虎头要塞劳工口述实录中，揭露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还有很多。东北烈士纪念馆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期间公开虎头要塞幸存劳工口述实录，就是要让世人永远牢记这段历史。（董云平 图片由东北烈士纪念馆提供）

我是夏雯静

———侵华日军虐待、残杀东北边境要塞劳工真相揭露 本报记者 何秀丽
　　新闻背景
　　日本关东军秘密杀害中苏边境要塞劳工的传闻在民间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但一直没有见证人和史志记载，在中国诸多的抗日战争史及其他历史文献中也找不到一段单独记载这场秘密屠杀事件的文字。
经过李茂杰、徐占江、金成民等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重要资料，其中包括来自日伪原始档案的资料。要塞“外围劳工”幸存者留下的口述笔录，揭露了侵华日军残忍虐杀、屠杀修筑要塞的百万中国劳工真相。
　　专家点评
　　徐占江（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课题组已经查明，日本在中国东北边境修筑要塞等军事工程，强征和奴役中国劳工320多万人，造成了100多万劳工的死亡，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死亡劳工大都是青壮年人，是100多万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支柱。他们的死亡，给这些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创伤。这些劳工当中，即使有侥幸活下来得以回家的，也因为在服劳役期间遭受非人的待遇和奴役，大多数人患有关节风湿、腰腿痛、消化不良或皮肤等方面的疾病，造成早衰、早亡或留下终身病痛。被采访的幸存劳工及家属每当提起这段往事，总是悲痛万分。
　　保守估计，1934年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要塞等军事工程中共奴役劳工320万人以上。
　　日军修筑军事要塞到底征用了多少劳工，现已无完整的档案资料可查。经过对战后审判日伪战犯资料等的认真查阅，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侵华日军要塞”课题组研究人员已基本查清日军在要塞奴役中国劳工的概数。
　　1934年—1939年的劳工数量：日本侵略者从1934年开始使用中国劳工在中苏边境修筑要塞，根据曾任伪满民生大臣的谷次亨供述，从1933年到1936年由华北来东北的劳工每年大约有80万人，其中“大约四分之一从事军事工程建设”。按照谷次亨估计推算，这个时期每年在军事要塞使用华北劳工数量约为20万人。
　　据徐占江介绍，根据伪华北劳工协会和伪满洲劳工协会的统计，参照1940年后在军事工程中使用的劳工数量，从1934年至1939年平均每年使用劳工20万人左右，6年使用120万人左右是可以确认的。
　　1940年—1945年的劳工数量：据曾任伪满国务院总务次长古海忠之证实，1940年至1941年，由于实行“北边振兴计划”，每年供给关东军劳工30万人，共计60万人。1942年至1945年，每年供给关东军30万—40万劳工。
　　综上所述，保守估计，自1934年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要塞等军事工程中共奴役劳工320万人以上。
　　住的都是就地用苇席或茅草搭起来的棚子，即使是在最冷的黑龙江北部地区，也仅仅是在两层席子之间夹一层油毡纸。大多数劳工身上长了疥疮，浑身流脓水。
　　徐占江对记者说，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60余年，幸存劳工在接受课题组成员采访时回忆起当年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仍泪流满面。
　　据幸存劳工介绍，在各个要塞劳工驻地，劳工们住的都是就地用苇席或茅草搭起来的棚子，即使是在最冷的黑龙江北部地区，也仅仅是在两层席子之间夹一层油毡纸。劳工棚子一般都搭建在工地附近，在一些绝密工程中，劳工棚四周还设有铁丝网，旁边设有日军岗哨或狼狗圈，以便于日军监视，防止劳工逃跑。席棚子呈长筒形，两头留门，中间是过道，两面离地一尺多高搭成通铺，还有的就地铺上些干草，人就睡在上面。
　　每个劳工棚子里住几十人至上百人不等。席棚子十分简陋，夏天外面下大雨，棚子里就下小雨，劳工的被子湿得无法用，地面积水，铺上返潮，加上蚊虫、虱子、跳蚤叮咬得人们无法入睡，大多数劳工身上长出疥疮，浑身流脓水。
　　由于劳工棚子十分密集，有时因取暖失火而造成劳工大量伤亡；建在低洼处的劳工棚子在山洪暴发时被冲垮，大批劳工被水淹死。史实记载，1938年，在东宁修铁路的劳工中，因河水上涨，一场大水把西浦组的人大部分冲走、淹死了，水下去以后，河套两边、柳毛树丛中，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死人。
　　冬天穿的棉衣，没几天就破了，在兴安岭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候下根本无法御寒，劳工们只好往身上套水泥袋子，走路得倒退着走，不敢迎风走，装过水泥的破纸袋子几乎成了每个要塞劳工普遍使用的衣服，当地百姓称这些劳工为“纸人”。
　　被输送到要塞的劳工，绝大部分是被征派和抓捕的，行李服装完全自备。劳工们晚上睡觉没有被盖，只好找些破草袋子、纸袋子盖在身上，由于劳动强度大，劳工所穿的衣服很快就破碎不堪，因此，夏季大都赤身裸体，春秋和冬季只好用装过水泥的纸袋子御寒。劳工幸存者王树熙回忆说，冬天穿的棉衣，没几天就破了，在兴安岭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候下根本无法御寒，劳工们只好往身上套水泥袋子，走路得倒退着走，不敢迎风走，到了夏天，劳工都只穿条裤子，赤着上身，有的干脆一丝不挂，反正方圆五六十里内没有人家。由于各要塞工程都大量使用水泥，装过水泥的破纸袋子几乎成了每个要塞劳工普遍使用的衣服。当地百姓称这些劳工为“纸人”，身上的衣服可以对付，脚下的鞋却是很大的问题，鞋磨破了，光脚走石子路干活，许多劳工脚部被划伤或冻伤。
　　有的劳工病倒了，还没有死，就被架上木头烧，那人还在喊：“我还没死，救救我！”可是谁敢去救啊！日本兵牵着狼狗端着枪在一旁监视着，谁要上前就用刺刀挑，还有许多劳工因病重没法再为日本侵略者卖命，被活活扔进万人坑。
　　劳工们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奴役下，由于饥饿、劳累、疾病等原因，许多人身体无法支持，不能再为日本人卖命，日本把头、监工不但不给劳工治病，反而残忍地将劳工处死。劳工于洪义亲眼看到一个有病的劳工被日本监工举起来摔死，然后拖到狼狗圈里喂狼狗。
　　劳工王树熙回忆，他有个要好伙伴叫杨林，原本在哈尔滨当学徒，因奶奶有病，回家探视时路过沈阳站被抓，同王树熙一起当了劳工，后来杨林患病，口鼻流血不止，到第三天时，王树熙去看他，监工来对王说，走，帮我把他抬到林子里去。王树熙眼瞧着杨林还没死，就给监工跪下，哀求放过杨林，但监工仍是命令人把杨林拖到林子里，铺上几层桦木把他架在顶上，点燃桦树皮开始火化。一是杨林没有死，二是人被炼肌肉收缩的反应，王树熙看见杨林猛地从火中坐了起来，就悲痛地大喊着：“小杨，你再也看不到你奶奶了。”可这又怎能挽救杨林的生命呢？
　　幸存劳工吴月庆证实，有的劳工病倒了，还没有死，就被架上木头烧，那人还在喊：“我还没死，救救我！”可是谁敢去救啊！日本兵牵着狼狗在一旁监视着，谁要上前就用刺刀挑。大家只好眼看着这个劳工被活活烧死。还有许多劳工因病重没法再为日本侵略者卖命而被活活扔进万人坑。
　　被抓去的几千劳工最后回到家时，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当年被迫去乌奴耳当劳工的幸存者及其家属都把乌奴耳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一提到乌奴耳都颜色大变，乌奴耳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了死亡的代名词。
　　学者穆学元调查获知，1944年春季，日本关东军为了准备同前苏联作战，加紧修筑军事工程，于是便狗急跳墙地夜间入户抓人，连夜紧急集合出发。当年伪锦州所辖12个县被抓的劳工和勤奉队全部被驱赶到伪兴安省乌奴耳（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附近）修筑军事工程。绵县松山乡穆家富村只有50多户人家，一夜之间抓走12个农民；锦西县老官堡盘道沟村100多户人家被抓走10个，都是到乌奴耳服劳役。而此次被抓劳工的幸存者杜儒证实，劳务科院里被抓去的劳工很多，有好几千人，最后回到家里的人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关东军对在乌奴耳军事筑垒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残存劳工也不放过。杜儒回忆，在服役期满后，把一部分劳工用火车送到哈尔滨平房第731细菌部队用于活人细菌实验。当年被迫去乌奴耳当劳工的幸存者及其家属都把乌奴耳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一提到乌奴耳都颜色大变，乌奴耳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了死亡的代名词。
　　专家点评
　　金成民（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第731研究所）：731部队使用所谓的“马路大”（即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宪兵队、特务机关通过特别输送的手段送往731部队的。1944年，日本战事吃紧，为了加快细菌武器的研究并尽早投入战场，宪兵队在无法满足“实验材料”需要的情况下，便将乌奴耳部分要塞劳工直接送往731部队。这样，既达到要塞保密的要求，也满足了731实验的需要。
　　曾在密山铁路警备队任乘警的古川三男说，出于对军事设施的保密，这些外出挣钱的苦力是没有可能返回故乡的，根据我在东北两年零八个月的观察，从未见过一个返回的中国劳工。
　　逃跑是劳工们反抗的主要方式，对逃跑者施以酷刑直至处死以警告其他劳工，几乎是每一个要塞工地都经常发生的事情。有的劳工逃跑被抓回后，被日军残忍地将其双腿锯断，折磨致死。仅从东宁劳工坟中发掘的18具尸骨中，就有4具尸骨的双腿从小腿处被齐齐锯断。但尽管如此，仍然无法阻止劳工的逃跑，许多劳工是通过逃跑才得以幸存的。
　　有的劳工为了活命，打死监视的日本兵后集体逃跑。据东宁幸存劳工梁德云证实：1937年，他和一些同乡在正月十五看秧歌返回时，被日军抓到东宁挖战壕。一次上厕所时，亲眼看到对面山上日军正把集体杀害的劳工往事先挖好的大坑中埋，他所在的劳工队头头也说工程结束要给大家开工资，劳工们为防止被日军集体屠杀，在一次午饭后杀死监工的4名日军，集体逃走。
　　在要塞的绝密工程中，在工程修筑完毕后，参与修筑的劳工都被日军秘密处死，大量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
　　曾在密山铁路警备队任乘警的古川三男说，在一次执行乘警任务时，看到一列开往虎头的货车挤满了苦力，这些苦力来自中国山东，是被送往虎头去修筑军事要塞的，出于对军事设施的保密，这些外出挣钱的苦力是没有可能返回故乡的，根据他在东北两年零八个月的观察，从未见过一个返回的中国劳工。
　　美国日本侵华研究会成员吴天成认定，“关东军每年经常用数十万中国劳工在东北与前苏联接壤边境修筑公路、飞机场、兵营及工事，在一些重要工程修筑完毕后，便将劳工全部杀掉”。曾在乌苏里江虎头要塞服役的日本兵冈崎哲夫回忆，1940年，虎头要塞工程完成，为抓来的中国军队俘虏在山谷间摆酒宴，正在吃喝之际，山顶上的机枪一齐向这些人射击，全部杀死。
　　伪满洲国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供称，有的秘密工程完工后，把从事该工程的劳工全部杀死。1943年，锦州1000多名劳工到这些工程中去，但是一直到1945年春天，这些人也没有回来，锦州责任者询问关东军，回答说，不知道。问总长官武部六藏，他说，我也不知道，没经政府手续。实际上，日本为了保守军事秘密，在海拉尔集体秘密屠杀了几万中国劳工。
　　劳工吃不饱饭，个个饿得骨瘦如柴，只好偷吃日本人喂马的豆饼，偷着捋山上的野草吃。日本人看见哈哈直笑，说“中国人，马的一样”。
　　据幸存者吴月庆回忆，劳工干重活却吃不饱饭，日本人给我们吃的是包米面稀粥，稀得比水稍强些，大家个个饿得骨瘦如柴。有时小队长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吃大饼子！所说的大饼子只有一手长、一指厚、手掌宽，每人一个，根本吃不饱。1944年在乌奴耳当劳工的锦西网户屯刘庚起有一次将稀粥喝下后数了数碗中的米粒，发现一碗稀粥只有87个米粒！被征派到珲春的劳工幸存者于洪义回忆说，我被运到当地后，看到先到达的劳工吃的是橡子面，就问“这东西能吃饱吗”，他们告诉我，只能吃这些，就这还不管饱呢！
　　劳工们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只得四处找吃的，日本人有马房，有的劳工晚上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去偷吃喂马的豆饼。劳工幸存者武永和证实，由于日本人不给我们足够的食物，饿得直不起腰来，我们只好吃野菜树叶。张树海证实，山上有一种草开黄花，辣乎乎的，大伙饿了就偷着捋黄花吃，并给这种草取名为山茴菜，日本人看见哈哈直笑，说“中国人，马的一样”。
　　劳工们很少能喝到菜汤，有时喝到的是蒸窝窝头锅里剩下的水，更多的情况是冬天喝雪水、夏天喝坑里的水，劳工们常常腹泻、中毒甚至死亡。乌奴耳劳工幸存者孙巨田回忆说，喝水沟里的水就像喝酒醉了一样迷糊，坏肚子，曾经有一个屋都是重病号，60人死了20个。
　　天一亮就被赶出去做工，一直到天黑才收工，要是去得稍微晚一点，日本兵就用枪把子打，用脚踢，做工稍微慢一点或休息时间稍微长一点，日本兵也过来打骂。
　　在各要塞工程中，劳工们基本是天亮出工劳动，天黑返回住处，劳动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劳工每天劳动一般都有定额。
　　劳工黄文喜回忆说，我被分配筛沙子，一起干的有10人，规定每人每天筛10立方米，用木板钉的一个框做计量，装满是一立方米，我们将沙子倒进去，满了后叫监工来看。合格便将木框取下放一旁接着装，如果监工故意刁难，装满也不许取，我们还得继续往里倒，直到他们满意为止。如果完不成定额就会遭到监工者的毒打。
　　曾任伪四平省省长的曲秉善证实，劳工在山里为日军修道路、修兵舍、修仓库和飞机场，每天都吃不饱，活儿又累，天一亮就被赶出去做工，一直到天黑才收工，要是去得稍微晚一点，日本兵就用枪把子打，用脚踢，做工稍微慢一点或休息时间稍微长一点，日本兵也过来打骂。
　　据徐占江介绍，被迫修筑要塞的劳工在所有劳工中死亡率是最高的。那么，要塞劳工的死亡率到底有多少？哈尔滨市社科院“侵华日军要塞”课题组专家综合多方面资料加以分析：
　　战犯于镜涛证词：1941年秋，我到北安、孙吴、逊河、瑷珲、山神庙等地视察劳工服劳役情形，北安、孙吴是修军用道路，聚集了三四千劳工，住在旷野中搭的草棚里。一个棚子里住了100多人，病倒的有50人左右，工棚子外面放着10多具劳工尸体。因为饥寒、劳累过度，缺少卫生医疗设施，劳工死亡率达到20%。
　　战犯谷次亨证实：伪满日寇在东北屠杀中国劳工，起码不下200万，特别是武部六藏到任后，惨状更甚。与苏联接近的国境地带军事工程建设和暑期死亡率平均5万以上。特别是对于国境地带从事军事工事的劳工们，工事建设完成后，唯恐泄露军事工事秘密，就成千上万地被就地枪决了。
　　《台安县志》记载：康德八年，全县被抓去劳工1372人，被折磨致死致残的达800多人。康德十二年，被抓去1600人给日本人修工事，死去700多人。
　　《绥中县志》记载：1942年2月，伪县公署强征2160人去乌奴耳修军用公路，服苦役期间因冻饿、疫病和毒打，大量死亡，回县时只剩下1000多人。
　　张喜武（1943年在虎林湖北站修飞机场）：所在的第二中队250人，回来时只剩下73人。
　　张树海（1943年在乌奴耳当劳工）：大队下设中队，一个中队四个小队，一个小队60人，整个大队只剩不到一半人，我在二中队二小队，第一小队死人最多，没回来几个人，二、三小队能死一半，每天都死四五个人。
　　孙宝林（1943年到东宁城子沟当劳工）：县里编成一个大队，共1600人，到10月死了723人。
　　刘俊清（1944年在五岔沟当劳工）：我们这批五六百人，到原定的7个月劳动期满时已经死了三分之一，死尸往山沟里一扔，任由狼群啃噬。
　　据专家分析，尽管这些劳工幸存者对劳工死亡数量的估计可能不十分准确，但总的分析误差不会太大。根据各种资料推算，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奴役与虐待，从1934年到1945年8月，在各边境要塞等军事工程中，中国劳工至少死亡100万人。
　　相关信息
　　1. 侵华日军为掠夺和奴役中国劳工，施行了“劳动统制”政策，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实行既允许其进入东北，又对进入东北的劳工数量实行一定限制的政策。
　　第二阶段：1937年7月至1941年6月，随着以“国境建设”为中心的所谓的“北边振兴计划”的实施，日本侵略者不仅取消对华北进入东北劳工数量的限制，而且采用各种手段极力招募华北劳工，并开始大量使用东北本地劳工。
　　第三阶段：1941年7月到1945年8月，由于侵华日军加快边境要塞工程建设等原因，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加迫切，实施“劳务新体制”，对劳工的掠夺达到极端化，征派和抓捕成为解决要塞工程所需劳工的主要方式。
　　2.专家在查阅1936年—1941年华北劳工在东北劳动地分布情况表时发现，边境地区的劳工数量从无到有，数量增加的比例远远高于内地的省份，而边境地区没有大的厂矿，可以推断，所增加人员主要是用于修筑边境要塞等军事工程之中。

日本关东军当年在中苏边境修建的核心地穴的数万中国劳工中，成功逃脱地穴的42名战俘，由于对外面的地形不熟而误入日军封锁区，以致两人被日军射杀，11人被抓回，其余的逃入苏联境内。据电视报道，几十年来，我国有关部门一直没能找到这些逃亡成功的人士。看了电视报道后，心情非常沉重，于是试着用 “ 人类行为残留影息搜索与鉴定 ” 来解析这些逃脱人士的命运。

   1、个子最大的一位死在哪个国土上？经解析显示是死在苏联；死在苏日开战后；死在1949年中国建国后。

   2、个子第二高的那位死在哪个国土上？经解析显示是死在苏联。、、、、、死在1949年中国建国后。

   3、个子最小的那位死在哪个国土上？经解析显示是死在苏联。、、、、、、死在1949年中国建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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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子最大的那位死前一天（24小时前）的精神状态：神情自如，左手卡腰，微偏头，右手（食指）点点划划的和人交谈状。
   死前十分钟时：双手卡腰，低头看物状态。
   死前一分钟时：站立，左手卡腰，右手臂伸直，食指平行指向前方，表情愤怒！

   5、个子第二的那位死前一天（24小时前）的精神状态：双手交叉抱于胸前，头略右歪，左腿着力，右腿略弯曲，悠闲依物站立状态。
   死前十分钟时：双手卡腰，低头看物状态。
   死前一分钟时：闭目、半蹲下、左手小臂护于胸前，右手臂半弯曲食指向前。

   6、个子最小的那位死前一天（24小时前）的精神状态：双手抱胸，左侧依靠状态，神情自然。
死前十分钟时：半蹲、两手自然垂直于两大腿内侧，低头看物状态。
   死前一分钟时：基本是蹲下，两手握拳曲肘于胸前，痛苦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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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中国逃生劳工在苏联生存期间的生活环境中，哪个国家的人最多？经影息比对是德国人。苏德战争结束那么多年后，还有许多德国人被集中在苏联，这个地方只能是秘密战俘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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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日军东北地穴中国（42）29名逃入苏联的劳工，被苏联关押在秘密战俘集中营。大约在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撤出中国之后，1969年珍宝岛战役之前，他们被苏联人集体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