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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利“密塞”日本关东军大本营 (2015-05-08 14: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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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3 19:04: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我是夏雯静 于 2017-8-29 19:42 编辑

在黑龙江勃利县城向西六里路处的群山峻岭中,隐藏着一处日本关东军侵华军火库遗迹。日军投降后,这座遗址迅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接管、把守和使用,因此,尤为给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西山之外的人们称它为“勃利密塞”。勃利西山密塞遺址,是迄今发現侵华日軍在黑龙江境内的最大的秘密军火储藏地。
19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勃利县西山空军部队服役,在那里开始了我终生难忘的军人生涯。
      勃利县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地处完达山、老爷岭、张广才岭交汇处的低山丘陵地带,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北接佳木斯,南扼牡丹江,东临鸡西,西靠依兰。因此,伪满时期,成为北满地区战略要地。侵华日军西山仓库遗址(勃利“密塞”)就位于勃利县勃利镇西3000米处的山坳中,占地面积7.4平方公里。它西接深山老林,其他三面邻耕地。军营营房大门在东北侧。
这座军火库仓库是日军1934年至1938年期间,日本关东军征用数万中国劳工进行建造,劳工们大多为精装劳力,很多劳工在开山打洞的艰险施工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座侵华日军军事物资储备库,占地面积1130000平方米。遗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南北长径1500米,东西长径1070米。在遗址内东侧有三个山丘,在山丘的底部分布有12个山洞。西侧山岗下依山建有5个野库,中间平地林木掩映中,分布露天野库9个。每个山洞总长70米,分引洞与洞库两部分。引洞长20米、宽2米、高2.5米;洞库长50米、宽8米、高4.7米。顶部为拱形,洞体为钢混结构。洞内配有照明、排水、通风系统。野库长30米,宽10米,青砖墙体,顶盖为框架式钢混结构;有的镶嵌在山坡里,有的建在平地上树木掩映中。遗址通往外界有一条铁路专用线和一条砂石路,四周有一圈电网和二圈铁丝网围绕。遗址内山林草木均保持原生状态,弹坑、弹皮随处可见。
包括勃利“密塞”在内的“东方马其诺防线”,其牢固程度、完备程度、现代化程度都堪称二战之最,这既是日军惨绝人寰罪恶的铁证,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见证。
勃利“密塞”是日军侵华时期一个重要的空军弹药库,供应侵华日军东北及华北战场上所需的航空器材与弹药,它和勃利县境内的五个飞机场同属于“东方马其诺防线”的第二道,是为第一道军事要塞和永久控制东北,秘密提供军火和空中支援的重要军事基地。
    勃利密塞处的驻守部队空军雷达部队,原为空军后勤基地,随着我国战略目标的转移,雷达部队原有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原有设备及人员已撤出,现已变成留守处,有专人在此进行管理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大部分飞机都调到前线,为了虚张声势,日军用纸壳做了一些假飞机,放在机库里。到1944年下半年,日寇预感到败局已定,开始拆除机场的重要设施,准备撤离。
1945年7月26日,全称《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简称《波茨坦公告》或《波茨坦宣言》。
这篇公告的主要内容是声明三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一起致力于战胜日本以及履行开罗宣言等对战后日本的处理方式的决定。
1945年7月17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期间发表对日最后通牒式公告。由美国起草,英国同意。中国没有参加会议,但公告发表前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苏联于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后加入该公告。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9日美军对日本长崎投掷了第二颗原子弹。
1945年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8月9日这天上午,苏军飞机对勃利县境内的五个日军机场及勃利县西山日军密塞进行轰炸。第二天,日军开始撤离机场,苏联红军进驻勃利。
波茨坦公告共13条,主要内容有:盟国将予日本以最后打击,直至停止抵抗;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投降后,其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盟国指定的岛屿;军队完全解除武装;战犯交付审判;日本政府必须尊重人权,保障宗教、言论和思想自由;不得保有可供重新武装作战的工业,但容许保持其经济所需和能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准其获得原料和资源,参加国际贸易;在上述目的达到、成立和平责任政府后,盟国占领军立即撤退。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投降。
从勃利日军密塞到五个机场,历史的遗迹让我们步履蹒跚感慨万千,我们仿佛还能看见日本鬼子扛着闪亮亮的刺刀步枪巡逻的罪恶身影,和我们苦难的劳工同胞们散落荒草的堆堆白骨;我们仿佛还能听到穿越大半个世纪的土层下传来无数冤魂的血泪控诉,仿佛能看见他们因愤怒和仇恨和抗争而死不瞑目的眼睛!
七十多年前,戒备森严的勃利“密塞”是侵华日军后方军火库,数万中国劳工的宝贵生命就葬送于此;如今,尽管那段中华民族几近灭顶之灾的战争硝烟已经飘远,然而那段屈辱的创痛仍像长江黄河松花江一样在在我们心底汹涌激荡。历史在昭示着人们:落后就要挨打,就会有再度面临亡国的危险。
勃利“密塞”让我们感略历史,重温遗迹。回忆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更能激起我们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更能激发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既往开来前仆后继!
勃利“密塞”于2005年被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评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被列为“首批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勃利“密塞”开发后,充分发挥着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主阵地的作用,每年吸引大批单位团体和游人到此参观。勃利县西山“密塞”还是国内外学者研究、考察的重要目的地,为研究日军侵华暴行,揭露日本妄图灭掉中国进攻苏联的战争罪行提供了如山铁证。


1940年12月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发布关东军甲字第三九八号作战命令,下令成立牡丹江支队,它是关东军731部队的4个支队之一,1941年8月改用正式代号“满洲第六四三部队”,也被称之为海林支队。支队长是尾上正男军医少佐,拥有日本研究员200名。
这块关东军731部队本部,第643支部的标牌,这块标牌是铜制品,标牌上写着“细菌.毒物.防疫所,关东军七三一部队本部,第六四三支部”标牌写的很清楚这个部队是研究细菌和毒物及防疫的研究所。这块标牌的出现是六四三部队存在的重要实物证据。它是字迹清楚保存完整的珍贵历史文物,1945年日本关东军败局已定643部队撤离海林时毁灭了大量的证据,现在海林643支队遗址文物所剩无几,标牌的发现无疑是643支队存在的有力及重要的发现。
643支队。当地老百姓将其驻地称之为北大营,占地约40万平方米,营区呈长方形,周围布有铁丝网,入口处 设有门岗,设有巡逻队日夜巡视,警戒森严。营房南侧有一日本兵营,代号为2624部队,与643支队同在一个大院内,与643支队有密切联系,营房北侧 2000米处驻有日军450部队。
    643支队受731部队领导,根据731部队下达的命令开展细菌实验等活动。共设有7个课,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经理课、资材课和教育课,人员配备约为200名。总务课是负责管理的综合部门,第一课负责培养老鼠和跳蚤,第二课和第三课从事细菌实验,经理课和资材科负责后勤保障,并担负捕捉和收集老鼠任务,教育课负责培训细菌研究专业人员。牡丹江支队饲养大量用于各种实验的动物,并且为731部队捕捉储存了大量老鼠,在1943年的时候饲养的动物有马4匹、羊3只、兔30只、 江豚30只、鸡50只、猪8头、鼠1000余只。643支队主要研究的细菌种类是伤寒菌、副伤寒菌、赤痢菌和结核菌,配备了专业的研究人员和研究器具,当时有蒸煮营养液用的锅炉,锅炉直径是1.5米、高2.6米,共有6台。
    1945年5月,侵华日军妄图使用细菌武器挽回败局,731部队向各支队下达了大批繁殖跳蚤准备细菌战的任务。643支队于1945年6月 派两名专业人员到731部队本部去接受培训,后又增派3人参加了培训班,随后大批繁殖跳蚤,使用了200个汽油桶作培育器,支队培养出来的跳蚤,都按规定数目上交了731部队。
    “643支队内训练过细菌实验员干部,期间总共培养出了160人。支队内也曾繁殖和搜捕过鼠类和家兔,这些动物都被送到第731部队本部去,用以生产细菌武器和进行研究孙吴疟疾的实验。643支队共捕鼠7000只,每月送往731部队去 的黄鼠有100只到150只,家鼠有150只到200只,灰鼠有200只。”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侵华日军败局已定。为了掩盖罪行,8月13日,731部队昆虫班班长田中英雄给643支队长尾上正男打电话要求把跳蚤发送到总部去,其余物资全部毁掉。643支队将所有材料、设备文件、营舍等一概烧毁,当时留下20~25千克跳蚤送往731部队本部。 随后全体成员仓皇溃逃,643支队灭亡,绝大部分人员逃回日本,没有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8月17日,支队长尾上正男、细菌实验员菊地则光上等兵、工作员 斋藤等人在逃亡到牡丹江途中被苏联红军俘获。于1949年12月在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即伯力审判,供述了643支队的部分细菌战罪行。1949年12月,远东军事法庭以研究各种新式细菌武器和制造各种器材罪判处尾上正男有期徒刑12年,以直接参加探究新式细菌武器和培养副伤寒和痢疾病菌罪判处菊地刚光有期徒刑2年,遣送至前苏联劳动改造营服刑。
  日军溃逃后,海林一些地区曾发生过大规模鼠疫。据海林县志记载,当年,海林县有近500余人死于这场瘟疫。 据牡丹江市志记载,伪牡丹江警察厅和劳工协会曾在此间共抓捕了291名劳工到643支队出劳务,其中25人死于细菌实验。643支队溃逃前夕将营区设施炸毁,支队建筑全部遭到毁坏,后期经拆迁改造,原支队遗址成为居民区,爆破后残留地面建筑消失,地基也被完全 覆盖在民宅下,遗址仅存支队长办公室门前的雨搭基石。现海林市正在修建的人民大街将穿过遗址,修好后,唯一的遗址雨搭基石也将不复存在。原支队长室门前两棵大树依然存在,成为643支队的历史见证。
    643支队锅炉房遗址处盖有一户民房,据该户居民夫妇介绍,此民房翻盖于2003年,翻盖前牡丹江支队曾使用过的烟囱还在,为了盖房子就把这个烟囱推倒了,锅炉房地基没挖出来,就在原地基的基础上盖的房子,原来的砖有些在翻盖时还利用上了。而这些2003年盖的民房已经拆除,罪证也随之消失。意外的是,我们在此找到了当年643支队使用的耐火砖,这是重要的现场证据采集。
1998年4月,海林市文物管理所考察了遗址, 当时有支队使用过的烟囱,动物饲养室内的局部水泥地面,地下室的暖气沟,以及一处50平方米的地下室。1998年5月,海林市人民政府将该遗址公布为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并于同年6月树立文物保护标识牌“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六四三支队遗址”,2006年将标识牌改为“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643支队遗址”。
现在陆续共新搜集1740件731部队罪证文物。这些文物分为出土文物、 731遗址采集文物、海林的731部队643支队所在地文物、林口731部队162支队所在地文物、其他地方征集文物5大类。截至目前,该馆馆藏文物总数已接近6000件。在新搜集到的罪证文物中,有一批颜色大小各异、保存完整的药瓶,虽然略显陈旧,但瓶身商标上的生产厂家、编号、药品名称等依然清晰可识,有的药瓶还没开封,里面还储存或片状、或液体、或粉末的药品,瓶盖上都印有“第643”字样。“抗战胜利前夕,731部队第643支队销毁了大量证据,一直以来有关该支队的文物较少,像这次成批量,且保存完整的珍贵文物还属首次发现。” 60多年过去了,当年海林支队溃逃时自毁自弃的废墟已经被大片的民房和菜地取代,曾经的地下室、锅炉房也已不见踪迹。能够看到的,只有一户姓马的人家居住着的曾经供海林支队焚烧办公用废纸的一处锅炉房以及它与众不同的烟囱。 保留完整的粗矮的烟囱成了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海林支队的标志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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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8-29 13:14:22 | 显示全部楼层
黑龙江省穆棱市的离休干部王维欣(76岁,东京城人)和刘惠琴(73岁,穆棱人)在九·一八事变后,耳闻目睹侵华日军的暴行。两位老人现居八面通镇东郊,家门前就是侵华日军的飞机场。已改造成平整稻田的田野里,依然有4座完整的堡垒,原来它们都可以通过地下相通,通道既可做工事,又能做军火库。 
  另据穆棱县志记载,1933年1月,侵华日军占领穆棱后,在穆棱县先后建了4个飞机场、5处医院,还有弹药库、油库、粮库等军事设施。当年,日寇大肆搜捕我地下党员、团员、反日会员,党团组织遭破坏,全县惨遭无辜杀害的群众达千余人,有一千多栋房屋被烧毁。 
  时至今日,知道侵华日军在绥芬河修筑的天长山要塞的人少之又少,但这并不等于这段历史就可以任人抹煞。为了尊重历史,更为了勿忘国耻,我们在研究“满苏”、“满蒙”国境筑垒阵地的同时,针对绥芬河要塞进行了一番查考和研究。 


  (一) 


  据考证,在南起吉林珲春,北至内蒙海拉尔近五千公里的昔日“满苏”、“满蒙”国境线上,一共筑有14处军事筑垒阵地,如果包括张家口一线的2处,总计17处。单就14处国境筑垒阵地而言,在14处国境军事筑垒阵地中,就有10处分布在“满苏”东部边境,其中有5处集中在珲春、东宁、绥芬河300公里长的边境一线,引人注目的是,当时的绥芬河区域内32公里的国境线上就构筑了3处筑垒阵地,日本关东军相继派驻了三支国境守备队固守。由此可见,日本关东军对绥芬河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视。 
  根据中、日、俄文史料相互印证,结合对筑垒阵地遗址实地踏察的情况,初步可以认定,绥芬河日本关东军国境筑垒阵地,分别由鹿鸣台、绥芬河、观月台三处筑垒阵地组成。鹿鸣台筑垒阵地位于绥芬河城区南部,核心阵地以鹿鸣台(现883.1高地)为主,分别由东望山(现名待考)、龙头山(现名待考)阵地组成;绥芬河筑垒阵地以天长山为核心,分别由地久山、大日山(现大友山)、靖国山(现由北炮台山、605高地、南炮台山组成)组成,观月台(一说五花山,另一说在俄境内,现为佛伦斯基山)筑垒阵地,分别由大石砬子、五花山、鸟青山阵地组成。这三大筑垒阵地构成了绥芬河国境筑垒地域(系俄文通称。日文通称永久要塞)。从自然地理上看,绥芬河区域地貌特征以高山丘岭为主,完达山老爷山支脉纵横交错,地势东高西低。海拔较高的山岭多位于国境线一侧。由于地势的特点,国境筑垒阵地大都修筑在东部高山峻岭之上,几乎是贴着边境线修筑的。从军事地理上看,绥芬河国境筑垒地域,其范围包括右翼的鹿鸣台和左翼的观月台,即南北宽32公里,纵深达12至15公里,不包括绥阳(原为国境筑垒第三防线)。 


  (二) 


  在国境筑垒阵地为日本关东军的第2、第10和第11国境守备队驻防。火力支撑点及火力网的设置,均以控制和扼守国境交通枢纽和山间开阔地带为目的。经实地调查,有永久性阵地11处,钢筋混凝土构筑的重要部位及野战阵地25处,一般野战阵地1处。据日本浅田乔二、小林英夫编著《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统治》,1982年2月版第218页记载:日本关东军第2、第10、第11三个守备队分别驻守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三处。第2国境守备队(绥芬河)分别由工兵和炮兵组成,其中有工兵中队6个、炮兵中队2个,轻炮18门,重炮4门,高射炮8门;第10国境守备队(鹿鸣台),有工兵中队5个,炮兵中队约1.5个;第11国境守备队(观月台)同第10国境守备队编制一样,其重武器配备暂无史料可考。从各国境筑垒阵地的兵力配置上,各阵地兵力不尽相同,主要根据阵地重要程度、规模 
  大小、地形优劣等因素决定兵力配置。 
  最初的国境守备队编制定员,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三支守备队各为1500名左右,总计约有4500名。14支国境守备队总编制为22781名,其中驻守绥芬河地区的兵力就占了五分之一。根据日本全国瑷晖汇编《第六国境守备队史》第41―42页记载,第2国境守备队1934年2月―1937年末,最后的部队番号为第3军、第2军的124、135师团,368、370联队,132旅团,783、786大队;第10国境守备队属于第3军和第20军,1939年末最后部队番号为132联队783、786大队;观月台第11国境守备队1939年末属第3军124、126、135师团,271、273、277、279联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满苏”、“满蒙”国境筑垒地域的日本关东军国境守备队兵力锐减,留守在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三处筑垒阵地的兵力明显不足,仅为建立初期的一半。在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之前临时混编的老、弱、病、残的日军及伪警、宪、特人员,抵抗苏军进攻的总兵力也不过2500人,但轻重武器的配备并未减少,只是弹药的储备远远不如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数量了。但凭借“北满永久要塞”功能,2500兵力可抵抗30000多混合兵种的进攻。 
 踏察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三处国境筑垒阵地遗址,不难看出,阵地之间相互交叉,火力密布,核心阵地居高临下,无论是高山还是开阔地带,战壕、反坦克壕、铁丝网纵横交错,重点防区战壕大都依山势呈V型、S型、Z型上下三重构筑而成,其深度为80cm至100cm,阻击一面用石块、沙土筑成。筑垒阵地内,混凝土构筑的军事设施遗迹随处可见。可清楚的辨别出机枪座、炮座、掩体、观察所等。在鹿窖岭、天长山、地久山、五花山、鸟青山、大石砬子等主要阵地,都有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地下军事设施。除鸟青山地下军事设施(军事要塞)毁坏程度较轻外,其它主要阵地的地下军事设施均毁坏严重,无法勘察其内部结构。 
  但据史料记载,天长山、五花山、大日山(大友山)、大石砬子等主要阵地均有地上地下永备工事,地面有隐蔽的观察哨、钢帽堡、轻重武器射击口、土木结构的火力点、战壕和反坦克壕,地下有士兵舍、军官寝室、指挥室、通讯室、弹药库等,均由1.8米高,1.2米宽的甬道连通,少则一层,一般为二层,个别有三层的,天长山、大石砬子枢纽部为三层。在苏联红军对日开战前绘制的军事地图上,仅在观月台筑垒阵地内就标有仓库8处,其中有2处位于鸟青山641.9高地西北山脚下,有6处位于665高地西侧崖壁下。在天长山西侧山脚下有一处仓库,有资料称天皇库,在地久山西侧山脚下也有2处仓库。 


  (四) 


  另据劳工贾满顺等人回忆,在阿道嘎达穆(现名孙家沟),沿原绥宁轻便铁路起点向沟里八里左右有一座3华里长的山洞,也是一座军事仓库。原有一条轻便铁路支线通向洞口。此外,还围绕各主要阵地建有地下交通壕和地下水库,均为钢筋混凝土构筑而成。俄文史料中,对绥芬河日军要塞群也有较详细的记载,这些史料大多来自前苏联国防部档案馆档案,在弗诺特钦科所著《远东的胜利》和扎哈罗夫主编的《结局》中均有概括或局部介绍,但与日文史料相比,略有差别,但仍具备史料的引证性,可对日文史料作以补充、印证。《远东的胜利》中没有对绥芬河日军三处要塞群分别记述,而是作为一个国境军事筑垒阵地的整体部分进行概述的。“绥芬河筑垒地域正面约四十公里,纵深三十至三十五公里,其右翼与东宁筑垒地域紧密相连,左翼以不易通行的山林为依托,和密山筑垒地域相距60公里。绥芬河筑垒地域包括:沃勒恩、东北、东、南等抵御枢纽部,以及离边界约三十到三十五公里的绥阳(后方)抵抗枢纽部。”“这是满洲最强固的筑垒地域之一,掩护着重要的战略铁路线(中东铁路线)。各抵抗枢纽部修建了混凝土地下掩蔽部、仓库、电站以及地下通道。机枪永备火力点之间的距离为25至350米,炮兵永备火力点之间的距离为50至700米。炮兵永备火力点建有带窄轨铁路的隧道。其中有一条隧道总长达700米,深15米。某些支撑点(大石砬子、地久山、天长山)拥有永备火力点群。” 


  (五) 


  在《结局》一书中,针对观月台部分筑垒阵地(俄文称佛伦斯基山,中文名称大石砬子)进行了重点记述:“佛伦斯基山抵抗枢纽部是纵深达4公里,长8公里的筑垒地带,由两个分别位于“驼峰”和“尖山”高地同名支撑点组成。“驼峰”高地,“几乎四面八方都是沼泽,周围还有三条河,现实地踏察只有一条河。日本人在这里构筑了铁棱堡。他们把山的四周切成陡壁,并挖了很深的坦克壕,还设置了六道金属柱铁丝网,在厚厚的花岗岩峭壁层构筑了几十个永备火力点,可用305和410毫米口径的火炮进行射击。钢筋混凝土墙的厚度达一米半,发射孔用装甲挡板遮盖。同时,所有这些装甲工事,如观察所的钢帽堡、永备火力点和土木质火力点,都由在花岗岩中(实为沉积岩)凿出并用钢筋混凝土覆盖并与几道堑壕和坑道相连。”前苏联国防部档案中对绥芬河日军工事数量有一组统计数字,值得一一公布:永备火力点295个,土木质火力点145个,指挥所和观察所29个,炮兵及迫击炮发射阵地55个,钢筋混凝土掩蔽部58个,钢筋混凝土工事或钢帽堡69个。在14个要塞群中,属最强筑垒工事之一。这是一组对认定绥芬河日军要塞群的规模及战略作用较详实可靠的数据。绥芬河日军要塞群始建于1934年2月至1939年末。其中绥芬河筑垒阵地始建于1934年2月,1937年末结束,属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自1934发布命令开始时的第一期工程之一。鹿鸣台、观月台属第二期工程,在第一期工程即将竣工之前,即1937年夏秋之即,开始修筑鹿鸣台、观月台筑垒阵地,均在1939年末完工。 

关于修筑绥芬河三处要塞群的劳工来源、人数及去向,暂无史料和口碑资料可考,更没有找到一名幸存的知情者。参考修筑虎林、东宁、孙吴要塞的劳工资料及日本老兵的回忆录,绥芬河三处要塞群的劳工,人数应在十万左右,大都来自关内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东北抗日联军,要塞完工后,几乎全部被药死或枪杀,少量的留在要塞内,也在战前被处死。绥芬河尚未发现劳工坟,仅有当地老人早年在天长山东北山脚下发现累累白骨露出地面,而今,很难发现发掘。此外,值得补考一笔的是,在修筑天长山筑垒阵地和靖国山筑垒阵地的同时,为了安抚日军,分别在天长山西侧(现林场)和靖国山南端(现南炮台山西侧山脚)修建了“楠公园”和“原始森林公园”,兵营位于公园中。二处兵营公园现仅存营房残迹。惟有天长山下的楠公园的一块石碑遗存完好,碑体是一块天然石块,高约1.2米,宽约60厘米,厚约40厘米,正面阴刻“楠公园”三个行书大字,右侧阴刻“昭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左侧阴刻“口平贺中佐立”。原立于路边一块天然巨石之上,现倒卧在碑座东侧十米处。从立碑人的身份推断,天长山兵营在1943年驻有一个营的兵力。1999年初,在东宁发现四名要塞兵营“慰安妇”,媒体纷纷报道,一时震惊国内外。 


  (七) 


  2000年冬,绥芬河日军遗物收藏家曹立明先生,在 穆棱泉眼村,首次发现了绥芬河天长山要塞兵营“慰安妇”朴玉善,现年78岁。她在18岁时,被日军以招收纺织工名义从韩国庆尚南道的一个农村骗到绥芬河,软禁在“楠公园”,从事性服务。同期在慰安所里还有一名来自韩国的“慰安妇”。朴玉善老人向记者诉说了她在楠公园兵营4年多的屈辱。据她讲,最多一天,要遭受30多名日兵的凌辱。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解放绥芬河的炮声打响后,一位兵营朝鲜翻译和一个留守兵营的日本兵,找到朴玉善(日语名秋子)带路逃跑,于是她和另一位姐妹及朝鲜翻译、日本兵从山林逃生。15天后因派朴玉善下山讨饭而失散。她在泉眼村定居并嫁给一位同族农民,其他三人下落至今不明。 
  日本关东军为了适应在“满苏”国境构筑阵地,并准备在日苏战争爆发后迅速调集兵力和弹药及其它军需物资,关东军司令部指令满铁实施“满蒙铁路网计划”,加快战略铁路的建设。满铁从1933年底开工,到1937年,修筑了总长3646.3公里的第2次线和第3次线。这些新建铁路大都以苏联、蒙古、华北等地为目标,以战备为目的进行修筑,特别是集中面向东部和北部“满苏”国境地带修筑。其中绥芬河嘎达穆(现红黄岭)至东宁三岔口的93公里轻便铁路就是基于这一战略目的,于1934年5月开始征召十几万劳工修筑的,仅绥芬河的劳工就有松甫、三改等十来个大组,每组劳工就有5000多人,仅用3个月时间就竣工通车了。 


  (八)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解放绥芬河时,绥宁铁路毁于战火。现仅残存路基和几处断桥。随后,又为了加强关东军对东部国境的军事运输能力,又建设了哈尔滨―牡丹江―绥阳的铁路复线,并连接了绥宁、兴宁两条铁路,沟通了哈绥、图佳两线,构成了以牡丹江为中心的东部国境铁路网,强化了关东军对东部国境筑垒阵地的军需运输能力。 
  与此同时,关东军在东部地区修筑了40多处军用飞机场,仅在绥芬河区域内就有3处,一处在二道岗子,一处在绥芬河现木材加工区一带,一处在现二段林场,尤以绥芬河机场规模最大,每周有两次班机往返牡丹江、通化、东宁、穆棱、珲春等地。这一切均为了“准备对苏作战”,打击靠近国境的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及乌苏里铁路线,建立兵源动员基地和军需铁路线,适应国境阵地的综合作战能力。因此,绥芬河日本关东军国境筑垒阵地在南起珲春、北至海拉尔的近五千公里的国境筑垒防线上,绥芬河要塞群是筑垒阵地分布最密集,派驻兵力最集中,配备兵种最齐全,具有进攻、防守双重军事功能的国境筑垒要塞群。也可以说,既是准备进攻苏联的前哨阵地,又是进兵苏联滨海边区的桥头堡和调集兵力、军需补给的国境基地。 
  历史已经过去了,而受过残害的人并不愿意重翻这段历史,因为那终究是一段难以回首的伤痛。今天,我们再次拾起那段痛苦,目的只有一个――历史是不容涂改的。牢记过去,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 

东方网12月7日消息:昨日,有西祠网友在本报西祠讨论版《扬子晚饭团》上发帖表示,他最近刚去位于南京下关一处拆迁空地上发现,有一栋建筑相传是侵华日军在南京曾经的军火库。“因为自己在做一些地名调查的工作,前天听朋友说了这个地方,就去专门看了下。”这位先生告诉记者,“因为一个朋友住在那附近,那里的老人说,这个厂房以前给日本放过军火。根据我个人很不专业的知识判断,应当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建筑,这里有什么历史考证,就要交给专家和市民了。”

  附近人说这里曾是弹药库

  昨天下午,记者找到了位于下关的这处拆迁现场。从南京西站旁的东炮台街进去,这条名叫老江口的小街长约两三百米,路左侧很明显的能看出有几处厂房式的建筑。在一片废墟后面,记者看到了这栋造型明显与周边厂房不同的白色建筑。这座仓库约有三层楼高,可以看出墙体外设计有许多加固的立柱,下宽上窄,整体显得非常敦实。仓库周围墙体斑驳,堆满了附近拆迁的杂物,不过仍可以看出墙脚下有老式铁质的通风口,这都显示出这栋建筑作为仓库的设计。

  记者在现场碰到一位住在仓库里的市民,他告诉记者,现在这个仓库里被隔开供两户人使用,既是仓库又是住所,不过马上都要拆迁了。“听附近的老居民说这里的确是以前的日军军火库,但是我们并没有什么遗留的证据。”这位市民向记者介绍,这座仓库质量非常好,和周围建于上世纪50年代左右的厂房在样式上明显不同。“据说是上世纪30年代建的,原来被日军放过武器什么的。”这位市民还表示,仓库里已经没有了当年存放任何东西的痕迹,只能看出木梁和屋顶全部都是实木打造的。

  专家称:结构简单,留存价值不大

  随后,记者采访到了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专家孙宅巍教授。他告诉记者,日军占领南京时期,下关码头一带是日军司令部所在地,那时候叫碇泊场,是日军后勤保障非常重要的所在。“日军的粮食弹药,补给相当一部分都在这里运转,所以这一带相当多的房子都被用作弹药库和粮仓。这处老旧仓库是原日军弹药库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不过孙教授也表示,如果这里能发现文字记载,或者有现存碑文表明身份,作为日军侵华的历史证据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仓库来说,它的结构比较简单,除了四面墙和屋顶,很难留存有证据,要给予论证的话很难说。如果仅仅是一个仓库,留存的价值就不是很大了。”

2003年和2009年曾先后挖出116枚和49枚,今年春至今已挖出300余枚,此地疑为侵华日军军火库,怀疑工地还有炸弹

  11月27日,建筑工人在原沈阳站西货场(和平区胜利北街)的一处在建经济适用住房工地内,用挖掘机施工时挖出49枚炮弹。事发后,警方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赶往现场处理。据警方证实,这批炮弹均为日军侵华时期遗留的,自今年开春以来,在此处已多次挖出炮弹共计300余枚,而早在2003年和2009年,原沈阳站西货场就曾经先后挖掘出116枚炮弹和49枚炮弹。这里疑为侵华日军小型地下军火库。

  现场:挖掘机挖出一堆炮弹

  据工地人员介绍,11月26日15时许,中建七局工人陈猛正驾驶挖掘机在工地西侧的围挡施工,深挖地基。在挖到2米左右深度时,大坑土壁上接连有圆锥形物体掉落,工人发现异样后,随即报警。

  沈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沈铁公安治安支队和沈阳车站公安派出所等部门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勘察和警戒,确认是炮弹,经过清理一共找到17枚,并将炮弹运离现场。

  记者赶到事发地时,周边已拉起百余米长的警戒线,警戒线外停放着一辆防爆车。在工地大坑西侧空地上,多名民警正在仔细查看挖掘出来的炮弹。这些炮弹大小相同,外表已锈迹斑斑。虽然已经腐朽,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其危险性。

  鉴定:数百炮弹均为侵华日军遗留

  11月27日14时许,施工工人在此地再次挖出炮弹32枚。经有关部门勘验鉴定,此地两天来所挖出的这些炮弹的引信和底火依然完好,仍具有杀伤力,均为日军侵华时期所遗留。沈阳防爆警察再次出动专用运输车将这些炮弹运走。

  自今年开春以来,建筑工人已在此施工现场多次陆续挖出了300余枚炮弹,这些炮弹全部是日军侵华时期所遗留。由于公安机关将此地列为“重点防护区域”,对此施工现场经常巡查和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指导,工人在工作时细心谨慎,所以没有发生危险。

  猜测:疑为侵华日军军火库

  家住附近的一位铁路工人说,日军投降前,曾在此处配置大炮等重型武器,发现了这么多的炮弹,说明此处很可能是一小型军火库。警方介绍,在拆迁之前,这里是沈阳站西货场,当年日军曾在此驻扎小规模的军队,此处曾做过日军的军营,他们猜测被挖出的炮弹为当时所遗留。

  提醒:捡到“铁坨坨”别大意

  有关部门判断,此地还会有炮弹存在,为此已做好了安全防护工作。所以,市民如果去那里,一定要小心,一旦发现这种“铁坨坨”,千万大意不得。

蛟河市前进乡一位乡村医生在给房子打地基时,挖出了32件包括机关枪、炮弹发射器等废旧的轻型武器。文物专家立即前往现场进行了清理,并初步认定这些武器系日军遗留下来的武器。据了解,日军侵华期间,曾有一支日本讨伐队在前进乡境内的原始森林大量砍伐红松木,并犯下了许多罪行。

  发现:打地基挖出废旧枪支

  6月8日,记者来到出土枪支的前进乡民主村,见到了该村的乡医孟范江。据他讲,当日6时40分,他和他雇来几个村民在住宅旁边的空地上挖土打地基,准备修建一个卫生所。当他用小型挖掘机地下挖到1.2米深时,一个生锈的铁管露了出来。最初他还以为是埋在地下的井管,继续挖下去,一个已经腐烂的黑布袋露了出来。用手一拽,布袋就粉碎了,露出了更多的铁管,大家便把布袋里包着的铁器拽上来。虽然这些铁器锈蚀得很厉害,但从轮廓上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是一批废旧枪支等武器。

  鉴定:枪支和子弹都已废弃

  孟范江家挖出枪支子弹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村,由于这些出土的武器中既有枪支,又有炮弹发射器,村民们开始议论这些武器的来源。

  一位姓刘的村民事后对记者说,当时他们看到这些武器都感觉很害怕,都在猜测是不是有人私自把枪支埋在地下,准备干什么“大事”。孟范江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经过蛟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侦查确定:这些武器都已埋在地下很多年了,枪支和子弹都是废弃不能用的。

  清理:32件武器系日军遗留

  蛟河市文物管理所闻讯后,于当日上午也赶到现场进行清理。几名文物专家经过清理后发现,出土武器共有32件,其中包括6挺重机枪、9挺轻机枪、3支“38”步枪、9件炮弹发射器、枪托2个,日本军刺3把。文物管理所办公室主任王忠臣说,这些武器基本已经被腐蚀得看不出原型,而且全部都是废弃的,已经不具有实用价值。从出土的日本军刺来看,初步确定这是日军侵华期间遗留的武器。

  溯源:曾有日军在此地驻扎

  该村59岁的孙淑红老人对记者说,她的父亲生前曾告诉她,以前曾有日本人在村里驻军,当时领头的总共有3个日本军官,被村民们称为“三本部落”。这些日本兵每天都在操练场(即现在孟范江家所在地点)训练。

  为了解事实真相,记者来到蛟河市档案馆,但没有找到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一位老馆员说,据他所知,日本侵华期间,在前进乡附近驻有一支日本讨伐队,主要任务就是到前进乡境内的原始森林里砍伐红松木,通过嘎牙河漂流到吉林市丰满松花湖,再装车运走。

  专家:可能有炮弹埋在附近

  这次出土的武器中,凡是枪支都配有子弹,然而9件炮弹发射器却是空的,在周围并没有发现炮弹。一位文物专家认为,一般情况下,有炮弹发射器就肯定会配备炮弹,这样才是配套的。他分析说,日本兵在侵华期间,经常把炮弹发射器和炮弹分开埋藏,这和敦化市和齐齐哈尔出土的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分布情况有很多相象之处,现在既然发现了炮弹发射器,很有可能在蛟河境内还埋藏有炮弹,他们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进行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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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8-29 13:45:38 | 显示全部楼层
通县事件慰灵碑、天津”日清战役战殁者纪念碑”和海光寺神社、大连神社、瓦房店神社、安东神社和”鸭绿江战绩碑”、奉天神社与沈阳灵庙、长春神社、建国神庙、新京神社、吉林梅河口神社、锦州神社、青岛神社”忠烈祠”、济南神社、金陵日寇”罪行碑”与南京五台山神社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有一段很精彩的回忆,记述了日本人灌输日本神道思想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为了让我和伪大臣们接受‘神道’思想,日本关东军不怕麻烦,特地把著名神道家笕克彦(据说是日本皇太后的神道讲师)请来,给我们讲课。这位神道家讲课时,总有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有一幅挂图,上面画着一棵树,据他讲,这棵树的树根,等于日本的神道,上面的枝,是各国各教,所谓八纮—宇,意思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这个祖宗。又一张纸上,画着一碗清水,旁边立着若干酱油瓶子、醋瓶子,说清水是日本神道,酱油醋则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等。日本神道如同纯净的水,别的宗教均发源于日本的神道。还有不少奇谭,详细的已记不清了……”  
  日本神社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神道,不但打进了溥仪的皇宫,而且跟随在大日本皇军的屁股后面,皇军打到哪里就建到哪里;日军所到之处必修建”慰灵碑”、”忠灵碑”举行”慰灵大会”、”招魂祭”,每遇大事必举行”国威宣扬祈愿大会”、”皇军安泰祈愿大会”等等,向士兵发放”神牌”、”守护牌”以保平安,组织神职人员上战场吊唁慰灵,鼓舞士气安慰军属。此所以,近些年来在日本军队曾经占领的地方,不断有人发现几十年前”日本神社”的踪迹,据日本人的文字说:”在满洲建立了超过三百座神社。”还在上海、南京、武汉、济南……只要是日本侵略军到过的地方,几乎都曾有过那样的日本碑或鸟居,只不过大多数已被遭受日本侵略苦难的中国人民所抛弃,过去的岁月几乎无人知晓,不知还能找到多少痕迹而已……  
  通县事件慰灵碑  
  2003年5月,北京传来了一则消息:一块日军记载”通县抗日事件”的石碑被发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又一证据。原来在北京通州区某工厂,在进行旧房改造施工时发现了一块字迹模糊的石碑,经过通州区文物所鉴定才知道这是一块日军纪念在1937年夏天发生的”通县事件”的战没者的”慰灵碑”。  
  话说这”通县抗日事件”,l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挑起”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守军29军奋起抵抗八年抗战从此爆发。27日凌晨3时,日军又向驻守在通县新城南门外的29军143师一个营发动突然袭击。可是,在行动中被日军安排担任埋伏截击29军任务的伪”冀东自治政府”保安队只是对空开枪打炮,也没有支持交战中的日军,结果让29军的兄弟突出了重围。就因为此,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只凭怀疑就在当天上午对保安队进行报复,派了12架飞机轰炸保安队的驻地,炸死炸伤保安队10余人,反而更加激发了保安队血性男儿的抗日志气,保安队第一总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长张砚田以及教导总队沉维干三人密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决心就势起义抗日。  
  到了28日下午,张庆余恰好碰上了细木繁,被细木繁劈头斥问:”为什么没有截住29军?”张庆余也毫不示弱把他顶了回去:”保安队是维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管不着!”两人都拔枪相对,虽然没有开火但也埋下了杀心。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如其坐以待毙莫如早日举事,开枪起义也就箭在弦上了。  
  28日夜12时,保安队举行抗日起义,以进攻日军兵营的枪声为号,兵分三路同时行动。起义官兵迅速占领了长官公署和重要机关,扑进大汉奸殷汝耕的卧室把他揪了出来;接着摸进了日本特务机关和守备队住所,细木繁听见动静冲了出来提着手枪大呼小叫,起义官兵立即将他击毙在地。这一仗激战进行了6小时,捣毁了日伪组织烧毁了日军守备队的军火库,歼灭了日军第一总队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何田、通县顾问申茂、冀东银行行长等以下300余人。事后,起义保安队分两路向平西转移,一路上突破围堵,却被国民党孙殿英部解除武装转到保定集合。  
  “通县抗日事件”中的两个主角,英雄张庆余(1895-1963),河北沧县申家庄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陆军模范团步兵科,历任直隶军连、营、团、旅长,1933年任冀东特种警察队第一总队队长,后改任伪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率部起义后,转经保定、洛阳、西安,于1938年到达抗战后方四川,曾被委任为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抗战胜利后在天津病逝。  
  汉奸殷汝耕(1885-1947〕,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参与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议》及《塘沽协议》,从1935年12月26日至1937年月29日充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于1947年12月1日因汉奸罪在南京被处决。  
  “通县抗日事件”,原本非常清楚,连当时的日本资料也认为责任应当由陆军飞机来负,因为引起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日军轰炸了保安队(虽然日本人称误炸)。可是,战后几十年过去,日本出版了几部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翻案的书,却歪曲扩大事实把”通县抗日事件”拿来作文章,说成是他们进行报复屠杀的”原因”。  
  再说这块通县”慰灵碑”,长2.65米、宽0.95米、厚0.25米,全由汉白玉凿成,碑首题有铃木古井等侵华日军名字,碑上的文字虽然明显遭受了破坏,但仍依稀可辩标志着日本侵略的字句;据说,原来日本人还建有慰灵塔,早已被拆除了,这块碑原来就是立在慰灵塔前的,还有两块石碑,已经在1987年被收藏了起来。  
  天津”日清战役战殁者纪念碑”和海光寺神社  
  日本侵华,从1894年到1945年,从东北打到西南,若论修建这样的”碑”、”塔”和神社,真不知有多少!除了前文写过的保存在日本的”日清战役战死者纪念碑”以外,目前最早的还可以找到天津”北清战殁者纪念碑”的照片,那是日本人纪念参加八国联军攻破天津打进北京的,日本人把它树立在中国的事实本身足以说明日军侵略的本质了。
 1900年7月13日,从凌晨起八国联军就兵分两路总攻天津城。在猛烈的炮火支持下,左路由俄国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指挥的俄、德两国军队,从火车站沿河进攻城东北角三叉河口黑炮台一带;右路由日本福岛少将指挥的日、英、美、法、奥联军,从海光寺进攻天津城南门。城里2万余清军拚死抵抗,义和团在南门外挖开河堤,水淹五国联军;日,美、英、法、奥联军逆水进逼到城下,城上的清军据城反击,躲在濠沟和芦苇丛里的义和团发铳射击;这一仗击毙了美军上校团长、日军少佐,把800多侵略军变成了”战殁者”。  
  到了次日,日军强渡护城河炸塌了一段城墙,从缺口第一个攻进了天津,日英军陷落了南城;另一路俄军也攻进了东城厢;虽然城内的清军和义和团民坚持巷战,但是终于土枪大刀敌不过洋枪洋炮,中国守军伤亡过重力不能敌,天津城被联军陷落。  
  从7月14日起,八国联军把烧杀枪掠天津城变成了他们的节日,有记载道:”拂晓天津城破,居民争向北门逃走,多被洋兵打死街头,洋兵大肆抢掠,首当其冲的是当铺、金店、银号,然后是再抢其它商店和大户人家,各衙署也都被捣毁。”“同时联军还奸淫妇女,整整闹了三天。”“从锅店街估衣街起,直至针市街口,亦被烧盘尽。””以锦绣繁华之地,变为瓦砾纵横之场,实有目不忍睹者”。  
  从7月15日起,联军瓜分天津城,日据东南区,法据西北区,英据西南区,美占东北区,北门外还由俄、日两国军队占领,仍然陷天津于水火之中。据当时的一个美军说:”天津如一块肥肉,肉均刮尽,只余干枯之骨矣。千奇百怪,可惊可惧之,残害、凌辱皆公然出现于世。”在八国联军之中,更有其最凶恶者就是日军,从此一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军占据天津城里城外,海光寺成为中国人民屈辱所在。  
  海光寺这个地名,已有300年了,据说天津这里明代有八景,其中之一”定南禾风”指的便是海光寺这一片的田园风光;早在1705年清朝初年,一位法名成衡的高僧来到现今的天津之地,见到南门外一带河渠纵横水网泛波,颇有江南水乡鱼米泽国的风貌,便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宏伟轩昂的寺院,取名普陀寺,引来远近的信徒香客络绎不绝。到了1719年,一次康熙南巡路过天津时,普陀寺的成衡在西淀恭迎,不仅善于书画而且对答如流,一时令康熙皇帝龙心大悦兴之所至赐普陀寺名海光寺,不但亲笔题写了皇匾”随处湘音”,还书就了”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楹联赐给海光寺。  
  获得皇上的青睐,海光寺从此名声大噪,上好下迎许多官、商也纷纷解囊,海光寺又得以扩充、修缮,寺外两道水渠,水边万株杨柳,终成了绿柳红莲交相辉映的美景胜地,一座欢喜桥上冬日观霁,”平桥积雪”从此被列为了津门十景之一。  
  到了1736年,干隆皇帝下江南从此而过,不但为海光寺题写了匾额,还为海光寺写下了大殿额和对联,从此将海光寺定为了行宫,这里名声更盛香火更旺,竟被视为到天津不可不到的吉祥宝地了。  
  海光寺的衰落伴随着大清国的厄运,到了咸丰朝好似恶梦接踵而至。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破大沽炮台,沿海河上行进到三岔河口一带。咸丰皇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往天津。这二位一到就看中了海光寺,把它作了宴请英、俄、美三国公使的地方。最后还在这里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海光寺从此戴上了屈辱的”签约寺”的别称。  
  到了1860年,西方列强再次占领天津城,英法联军占河北望海寺设北营,占城南海光寺设南营,”签约寺”又一度变成了侵略军的”占领寺”,连天津知府都曾经被英法联军扣押在海光寺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洋务运动军事工业的重要基地,海光寺周围率先成为清王朝西洋化的”特区”,这一带成为天津军火机器局的分局,称为西局。史书有载:”西局有八厂,共屋百余间,环于海光寺外。”也带给了海光寺一段不算太短的辉煌。1870年,李鸿章接管天津机器局;1886年,李鸿章为了接待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环视察西局,把海光寺作为了醇亲王的行辕,不但将海光寺油饰一新,还从上海调来摩电灯和摩电师,海光寺成为天津乃至全国最早亮起电灯的地方之一。  
  可叹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把海光寺一带重又变成战场,与清军与义和团展开激战,海光寺被八国联军的炮火彻底摧毁,日军霸占海光寺废墟建起了兵营,转年一纸《辛丑条约》把海光寺划入了日租界,日本人一占领就把街道地名都改成为日本名,什么”住吉街”、”福岛街”、”三岛街”、”伏见街”等等,唯独留下了海光寺有名无实的地名;在”海光寺路”上,不但海光寺片瓦不存,就连三个字地名都归给了日本人,”海光寺”成为中国人民的耻辱。到1903年4、5月间,在这里驻扎了日军司令部,从此后整整45年时间,日本人把海光寺变成了策划侵华阴谋的大本营,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窟,当然也少不了修建日本神社,据记载还不止一座,在”宫岛街”即现在的鞍山道八一礼堂原址也有一座。
 
 大连神社  
  日本友人东史郎在《东史郎日记》里记有1941年底所属日军从石家庄到大连的情况:出山海参关经奉天“我们于11月10日早晨8点到达了大连,登上明信片上常常看到的圆形码头大楼,在大连艺妓的陪侍下美美地吃了顿午饭。午饭结束,在市区行进,去参拜大连神社。经过大连本愿寺、金比罗神社……”一到大连就要列队参拜神社,可见神社在日本军队心目中所占的崇高的地位,也可见日本人在大连修建的神社不止于这一两座,还有树立在白玉山上的“表忠塔”……  
  日本侵略中国,除台湾外,最早最久的地方可以算是大连;谗唌欲滴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东北,这里是战略位置最佳的桥头堡。1894年,日军第一次侵占这里,一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甲午海战过后,日军兵分两路侵入东北,其中一路专门组建的第二军于10月24日在庄河花园口登陆,一路冲杀于11月21日攻进旅顺口,便开始了三天三夜的血腥屠城,惨杀了中国军民老少妇孺2万多人,全城只留下抬尸队36人活口。  
  当时西方各国报章曾进行了有大量的报道和批评,如亲临其境的英国人詹姆斯"阿伦记录下了日军灭绝人性杀人取乐的暴行:“经过一处,看见十来个日本兵,捉了许多逃难的人,把那辫子打了个结,当做枪靶子打。有时斩下一只手,有时割下一只耳,有时剁下一只脚,有时砍下一个头,好象惨杀一个,他便快活一分。”美国记者克列尔曼在1894年11月24日从旅顺寄回美国的报道中写道:“……涉水过一小浅河,冻得打寒颤,跌落在冰水内,日步兵一队排列河边一齐放枪,向落水之人击弹。有两人过河,其中一人携带两孩,过河登岸时尚未立足,日马兵一队跑来杀死一人,剩下一人同两孩退避入水后亦被射死。”  
  连日军间谍向野坚一在日记里也记下了:”因为山地将军……下达了除妇女老幼以外全部消灭的命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港恰似血流成河之感。”清楚地记载了是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亲自下令制造了这些惨案。  
  从侵华日军的旅顺大屠杀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后来”南京大屠杀”的初版;这样一支残无人道的军队这样一些灭绝人性的军人,就像一群初尝血腥的豺狼,再一次兽性发作血屠南京便会是他们必然的选择。  
  后来,1896年11月在旅顺大屠杀殉难两周年时,清政府派候补直隶知州顾元勋顺应民意树碑修墓立下了”万忠墓”三字大碑。到”九?一八事变”前夕,旅顺日本民政署长阪东妄图毁掉万忠墓,旅顺百姓推举商会会长与日本当局交涉,诘问阪东:”白玉山的纳骨祠(日本军人的白玉塔)搬不搬?纳骨祠不搬,万忠墓就不能搬!”严词抵挡住了日本人毁碑墓阴谋。如今万忠墓已经扩建成万忠墓纪念馆,成为祭祀英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  
  日本侵占旅大地区40年,从大屠杀镇压开刀,然后祭起了软硬的两手,一方面继续武力高压,另一方面实行奴化教育;同时日军也要自我打气输氧,所以把日本的国家神道强加到中国大地占领政策重要的一着。日本的神道建筑跟随到大陆,早在1894年侵入中国就有,时间稍微一长,每占一地必建神社,早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军中就有许多神道神职人员跟随着一路报务,各种神道祭祀活动一直伴随着战争的进程。在旅顺、大连殖民政权建立以后,很快即着手筹建大连神社(地址在现在的大连外国语学院),在1905年9月举行奠基典礼,1909年10月神社大殿落成,还有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题写了匾牌;位居大连地位自不一般,大连神社平地竖起,连日本皇室的成员来到大连,都会来此亲拜,所谓是对关东州的莫大的荣幸和极大的鼓舞;有满铁会社每年提供大笔经费,在每年的例祭,大连市长以下各级政府官员都会来此正式参拜,在1928年11月举行”大赏祭”时,身在大连的关东军政最高长官和大连市长等还以”币帛进贡使”的名份参拜,日本统治者完全把神道神社当成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柱。  
  到1914年,沙河口神社(现在的兴工街)又建成,接着在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等处都建起了神社。直到即将战败的1944年,还在旅顺修建了”关东神宫”,祈求神灵保佑。  
  在旅大地区的日本神社的神道祭祀活动与日本国内”官、国币社”的仪礼完全相同,神社里一般都设有一名以上的神职人员;到1920年还设立了满洲神职会,组织神职人员交流信息,进行”业务”研究活动,也围绕神社举办一些其它的事业。  
  日本占领下的”关东州”殖民当局,都设有固定的行政部门分管宗教事务,在1922年发布了《关于关东州及南满铁道附属地神社规则》和《关东州及南满铁道附属地寺院、教会、庙宇、其它传道所规则》,规定了祭祀仪式、例行仪式、神职人员的职务和薪金等事项。在1934年12月实施关东局官制以后,神社及宗教事务都由内务部学务课分管;总之,只要日本国内神社有的,这里都有,一切完全遵从国家神道的规制。
 
 安东神社和”鸭绿江战绩碑”  
  1904年,原安东的七道沟一带沦为日本的租借地,镇江山成了日中两边的分水岭,阴坡属于中国管辖区,阳坡成了日本租借地的范围。1905年5月,这里来了个日本和尚细野,法号南岳禅师,本地人不明细里以为他是纯粹的僧人,即称他南岳和尚。这位和尚搞的名堂有些不伦不类,即像佛教的临济宗,又有日本神道的东西,尽管佛、神合壁,他来到安东所做的事情倒很清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日本的侵略服务,为日军的战没者祭祀立碑,所以当地人至今都把他所修建的”精舍”称为安东神社。  
  这位南岳和尚细野据说在台湾就曾把一座山命名为”镇南山”,大胆地在山上建起过一座”临济寺”,是个佛寺又很像神社。到了这年,乘着日俄战争的战火,跟随着日本占领者,他又伸脚来到了安东,四方选址各处打探,看中了这一座山,便照着在台湾时如法炮制,台湾那边”镇南山”便把这座山取名”镇江山”,也在山上修建了一座”精舍”临济寺,从此安东神社就霸占了这块地方。接着他又在山上建起了”英灵祠堂”、树起了”忠魂碑”,把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在本溪以南地方战死或病死的日军将校12人以下1079人的骨灰收集到了这里,还建起了八幡宫、”表忠碑”等等。也从此,这里成了日本侵略者的一块胜地、聚集地,每到4月15日~5月15日樱花盛会和节日喜庆,这一方的几乎所有的日本人,还要带上一些中国”亡国奴”来此参拜。  
  1945年日本投降后,安东市民主政府接管了这里,接着拆除了涂抹着侵略色彩的日本神社等建筑物,在1949年,中共辽东省委、辽东省政府、辽东军区司令和政治部把这里改成了安东公园,为了纪念为解放辽东牺牲的烈士,还修建起了辽东解放烈士塔,从此这里改天换地,彻底地消除了日本殖民统治的痕迹。  
  作为日本侵略的罪证,除了安东神社外,这里还有一块所谓的”鸭绿江战绩碑”当地人称”日本碑”,矗立在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镇九连城村的镇东山上。何谓”战绩”?还是”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开战,陆地第一战就在这里展开,史称”九连城战役”。  
  还在头年夏秋,日军主力就在朝鲜义州和白马山一带集结,由日军第一军大将黑木为桢率领鸭绿江军3万兵力,虎视眈眈随时待命冲杀过江。沙俄军队也在安东九连城一带布防,驻下了由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指挥的东满支队,兵力约2万人。两军磨刀霍霍隔江相峙。  
  到1904年4月18日,日军率先发动战争,兵分三路,第一路从大斜哨,第二路由虎耳山,第三路经马市台,架设浮桥渡河作战,分头向俄军阵地进攻。俄军的反应,自然首先是炮火狂轰日军的浮桥;一方固守一边急攻,日军陷于被动死伤惨重过江不成。见势不成,日军又调来”摩耶宇治”号军舰、水雷艇、汽艇从江上助攻。4月29日夜,日军的敢死队在重炮和舰艇的掩护下,乘着黑幕强行渡江上岸。5月1日,黑木为桢进到虎山,布署进攻九连城、马沟一带俄军阵地,”九连城战役”进入高潮。  
  日军第2师团集中全部炮火,2万余兵力向九连城镇东山一带的俄军主阵地猛烈进攻;日军第12师团从侧翼攻进马沟、庙岭、窑沟一带的俄军阵地。猛然间,一发炮弹打进了俄军指挥所,失去指挥的俄军像无头苍蝇乱了阵脚,后撤的俄军退到楼房转山子一带碰到增援部队,才止步回头就地再战。  
  可是,这时又有狡猾的日军第12师团约1万人绕到了俄军的背后,立即迫使腹背受敌的俄军大败而逃。日军乘胜追击,俄军大部队向凤凰城方向败退,一败再败一直退到吉林四平一带;九连城战役以日军胜利和俄军的失败而结束。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军于1906年修建了这座用石块砌筑的纪念碑,用五块凸出于碑面的方石,每方各刻一字,共刻”鸭绿江战绩”五个汉字,在碑背镶嵌有一块白花岗岩石碑,上面刻着九连城一役的日军司令官黑木为桢大将撰写的碑文。两个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的领土为所欲为大打出手,置这块土地的主人水火之中而不顾,这块用来炫耀武功的纪念物,更像是戳在中国人心头的”屈辱碑”,虽然岁月翻了过去,但是遭受侵略的历史却在这里永存。
 
奉天神社与沈阳灵庙  
  2004年8月,一则”沈阳惊现日军神社门框”的消息,又为查找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送来了一条线索。原来是日本靖国神社的照片勾起了60年前历史见证者的记忆,把新闻记者带到了发现”两个门框”日本鸟居的现场。”两个立柱是白色的,由水泥制成,外表还有一些白色的小颗粒,一个成年人都无法将一个立柱抱拢。立柱高约4米,两个”门框”宽约3米。”一位老大爷指着”门框”南边的一排破旧的平房告诉:”这片平房就是当年日本人修建神庙的地方,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大家就把那个木质的神庙给扒了,现在这里成了仓库。”  
  原来,年高80的王大爷15岁时曾在这个神社附近为日本军队干活,亲眼看见过日军参拜这座神社,他的所见所闻是确实无误的。据有关专家辩认,这个门框式的建筑正是日本神社标志性的”鸟居”,这两个”鸟居”是沈阳仅存的,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当年日军修建的神社或是类似于神社的建筑。  
  寻找日本神社,从前的奉天今日的沈阳,上世纪初的”日俄战争”打了一年多,最后的”终点”就在奉天,此后这里成为日军侵略东北几十年最重要的几个据点之一,在这里没有神社是不可能的。如今说沈阳有日本神社,或许问许多本地人都不知晓,但是提起沈阳”灵庙”,恐怕无人不知,其实这耳熟能详的”灵庙”,就是过去日本人修建的神社;据说,在皇姑区岐山中路十一号的辽宁省公安厅职工宿舍那一块,过去就是沈阳”灵庙”的大院,而里面的老干部活动室就是过去的神社大殿。60年过去了,这座长30余米宽20余米高20余米的大殿仍然是琉璃瓦顶金碧辉煌,殿门西开殿身环绕着22根红漆大柱,殿内北角有一楼梯下通地下室,3米多高的地下室,四周石柱支撑分隔成许多小间,就是原来存放日本侵略者骨灰的地方。  
  侵华日军修建神社进行祭祀活动,早在”日俄战争”中就随军开始,在战场在”战迹地”举行神道祭祀是他们的习惯,因此最早的”沈阳神社”当在日军占领之初。后来修建的较大较正规的神社至少有两座,第一座是在1915年(大正4年)11月,日本人在沈阳建起的”奉天神社”,据说当年是为了纪念明仁天皇即位4周年,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组织修建,地点就在现在的和平区北四马路沈阳市公安局西边的八一剧场;奉天神社在1916年建成,全部日本式建筑,门前有鸟居(中国人常称为牌坊),院内有三座大殿和附属房舍,西面有花园。这些东西,一直到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这座日本侵略代表性的建筑才被全部拆除,如今已经全无踪迹。  
  日本人在奉天修建的后一座神社,就是沈阳”灵庙”,那是在1938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高潮中,东北人民的抗日烽火让丧命的侵略者越来越多,战没者的灵位在前已建成的奉天神社里已不堪容纳,需要再建一座了。日本占领当局便威逼利诱奉天各界和居民捐款,开始修建这座规模更大的”灵庙”。据说最初的规划是,大院坐北朝南,建造两座东西相对的大殿,南北为附属房舍,南侧为鸟居大门,北侧有假山花园,假山下面有防空洞。但是,后来随着日本的战局越来越吃紧,战争物资也越来越紧张,迫使神社的建筑速度非常缓慢,一直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只建成了东大殿和南北平房,挖了防空洞上面修建了假山,而西大殿只打了个地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这座”灵庙”的永久性建筑规模太大,也因为急需使用,所以这座日本侵略标志性的建筑没有被拆毁,只是清除掉了里面的神社设施,一直作为公家得以保存了下来。从目前的寻找和”发现”来看,沈阳”灵庙”很可能是在中国大陆极少保存并相对”完整”的日本神社之一,或许应当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把它作为历史的证物,会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长春神社——建国神庙——新京神社  
  有日本人前几年到东北寻访,他们找到了伪满洲国的”建国神庙”的遗迹,拍了照片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建国神庙建于昭和15年(1940年),在满洲国的神庙里祭祀着”天照大神”,带有强迫皇帝溥仪的意思。只剩下了一块基石,损坏了的说明牌上写着:1945年8月11日夜,溥仪从皇宫出逃时,被关东军烧毁。”  
  这座所谓的”建国神庙”,名为佛”庙”实为神社。这方面的情况,末代皇帝溥仪是最清楚不过的,他在《我的前半生》里写道:”我回到长春之后,便在‘帝宫’旁修起了一所用白木头筑的‘建国神庙’,专门成立了‘祭祀府’,由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的桥本虎之助任祭祀府总裁,沈瑞麟任副总裁。从此,就按关东军的规定,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的官员们,前去祭祀一次。以后东北各地也都按照规定建起这种‘神庙’,按时祭祀,并规定无论何人走过神庙,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礼,否则就按‘不敬处罚法’加以惩治。”  
  满族本是信奉萨满教的,大清王朝以后又渐向佛教靠拢,无论如何建神庙供奉天照大神都是改换祖宗,是连溥仪儿皇帝也难以忍受不愿接受的;可是在日本主子面前,即使内心痛苦万分却也无力抵抗。据他的回忆:第一次是吉冈突然走到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跟他说:”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嗯,外国宗教!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应该相同,哈?”然后吹嘘了一套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每代天皇都是”现人神”,日本人凡是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成神,等等。  
  后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奉调回国前向溥仪说:”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接着,继任的司令官兼第五任大使梅津美治郎通过吉冈向溥仪摊了牌: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的宗教,我应当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迎过来立为国教。又说,现在正值日本神武天皇纪元二千六百年大庆,是迎接大神的大好时机,我应该亲自去日本祝贺,同时把这件事办好。  
  溥仪痛苦地回忆说:”我在全东北人民的耻笑、暗骂中,发布了那个定天照大神为祖宗和宗教的‘国本奠定诏书’”,他也只能用”神庙”虚名骗骗自己。皇帝尚且如此,何谈底下的百姓,东北大地上的哪座神社不是被日本人逼出来的。  
  现在长春,吉林大学礼堂,有一座白墙黑瓦日本神社般的建筑,就是1936年修建的日本神武殿,是为日本人祭祀神武天皇专门修建的一座神宫。还有一座新京神社,从长春火车站沿人民大街向南行五百米,走到路西侧的省委机关幼儿园,向里面看去依稀可见一幢砖木结构日本风格的建筑,就是它的旧址。新京神社建成于1916年,原名长春神社,在1932年伪洲满国成立后更名为新京神社。  
  1940年,溥仪专程去日本,从天皇手中接过了天照大神,还有装在一个长方形木匣里的三件神器:剑、铜镜和勾玉。从此日本神道被定为满洲国的国教,”天照大神”为”满州国”的”国神”,各地被迫纷纷建造”神庙”,设立”神官”。前面提到的在”帝宫”同德殿院里修建的建国神庙,是专供溥仪皇帝用的。到天皇宣读”终战诏赦”前的1945年8月11日,溥仪悄悄地逃跑,他自述:”汽车开出了帝宫,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建国神庙的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日本人已放火把神庙烧了。”紧接着的一年年,日本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神道神社也一个个地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
 
吉林梅河口神社、锦州神社  
  2004年7月间,一则”吉林挖出靖国神社”的新闻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原来,在梅河口市的山城镇发现了日本侵略军留下的一块刻写着”山城镇神社”的石碑,触景生情,两位知道情况的当地老人控诉了当年日本军队占领这里横行霸道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又为日军侵华保存下了一桩罪证。   
  据报道,年高91岁的山城镇居民张老回忆:这个山城镇神社像个庙,是砖瓦结构的。当年日本军人在山城镇横行霸道,把当地很多中国人都残杀了,他们在狼狗圈里训练了很多狼狗,把很多中国人扔进狗圈里就被活活咬死。那时谁也不敢看,否则就会被日本人杀头。到日本投降后,当地的老百姓由于痛恨日本人,将他们留下的房子都拆掉了。老百姓们宁可拆掉这些砖瓦房,也没有人去住。  
  66岁的胡大爷从小生活在这里,因为外面都是日本兵,小时候大人不让到外面玩;当年日军在东放路上修了一座通往神社的桥,但他一直没敢上去过。当时人们经过神社时,都不敢往里面看,如果谁看了,就会遭到日本军人的讯问,甚至毒打。他还说,在发现石碑的东放路东面是一片稻田,应该就是当年神社的地方。在距发现石碑约500米处,还有一处炮楼,是当年日本人看家护院的,后来被居民当作了仓库。在东放路的西侧100多米处原来有日本兵的军营,都是砖瓦修成的平房,在军营的北面有一个日本驻山城镇的领事馆。  
  据当地文物专家讲,在这块石碑上有姓名”本田卓郎”,很可能是侵华日军在山城镇的最高长官,石碑应该是他所立,这个神社,在山城镇的日军或日本人都要来参拜。从此看来,这座神社当为专供日本人祭祀的神社。  
  日本神社在中国大地上的消失,也符合了一句老话: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东北大地上那曾经多达300座的神社,大体上也是这样。比如锦州神社,还与一位解放军爆破英雄阎克林有关:1946年,年仅16岁贫苦家庭长大的阎克林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还好才过了一年1947年10月就在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吉林的战斗中被解放了,从此他成为人民军队的战士,1948年2月,阎克林参加解放鞍山的战斗,抱着一包炸药炸掉了敌人的指挥所,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接着部队攻打锦州,城里的守敌负隅顽抗的坚固的核心工事正是一座日本人留下的”神社”,只要攻下”锦州神社”,就能动摇全城。阎克林所在的三连承担了攻打”神社”的攻坚任务,他所在的二班担任突击队负责爆破任务。当晚10点钟,攻克”神社”的战斗打响,阎克林抱起20公斤重的炸药包冲了上去……一包、二包、三包、第四包炸药阎克林又冲了上去,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突击队趁着硝烟冲进了”神社”。锦州解放了,日本人的神社也完蛋了。阎克林后来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至今在海南省万宁县乐来镇还树立着一座”阎克林等四位革命烈士纪念碑”。
 
青岛神社成忠烈祠、济南神社变英雄山  
  胶东沿海地区也是被日本侵略最早的地方之一,日本在这里曾经修建的”碑”、”塔”和神社等建筑物也不在少数。1914年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后,把现在青岛十大景观之一的”中山公园”这里变成了日本名字的”旭公园”,并在园里修建起了占领标志的”忠魂碑”和道路,路旁植上樱花树,成了纪念日本侵略战没者的游览公园。到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曾把这里改名为”第一公园”,到1929年南京政府接收青岛,又以第一公园作为接收青岛的纪念物,又更名为”中山公园”。在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的时候,曾经把这里名称改回”第一公园”,到抗战胜利后,又重新恢复”中山公园”园名;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当时曾把园内的日本忠魂碑改名作为纪念”七"七”事变和抗战阵亡中国将士的忠烈碑,后来青岛人民因为感情上难以接受象征日本侵略的原碑,在义愤之下又把这座忠魂碑砸毁了。  
  现在贮水山儿童公园的所在,因为两峰中凹像个马鞍形,故有马鞍山之称;德国人侵占青岛以后,把它叫作”毛尔托克山”,因为在上面修建了2座贮水池,便得了”贮水山”的俗名。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后,把这里改成了日本名”若鹤山”,1915年在山北坡修建了一座日本神社——青岛神社,同时把这里修建成了”若鹤公园”;老百姓因为看着神社像座寺庙,所以俗称它日本大庙。在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把这山命名为”贮水山”,把带有侵略标志的若鹤公园改名为”第二公园”。  
  同样,在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后,青岛神社曾被改作纪念”七"七”事变和抗战为国阵亡将士的”忠烈祠”,以每年7月7日为纪念日举行公祭;但是与忠魂碑一样,青岛人民仍然难以接受这座日本侵略的标志性建筑,不久也将它砸毁了。  
  在2004年8月15日前后,济南人民回顾遭受日本侵略的历史,也查找到了”济南神社”那段渐渐远去的历史遗迹——在英雄山济南战役纪念馆和绿树成荫的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在山脚下停车场的甬道左右两边,还深陷着两根大石柱,在以北不远处陷着另一根大石柱,三根石柱每根都约有9米长。据介绍,1939年至1944年间,侵华日军曾在这里建造所谓的”济南神社”,用来祭祀侵略中国战死的阴魂;这三根石柱就是神社的”鸟居”,中国人说是类似于中国牌坊的东西。  
  在济南战役烈士纪念馆的门前,在南侧空地上的石头堆里,在一根石柱上刻着一个大大的”奉”字,另一侧也有一根同样的石柱,上面刻着一个大大的”献”字。原来,这不是中国汉字,而是日文汉字;据说,这两根石柱也是当年济南神社的,当年有一座墓碑放在一起,上面刻有日本人名和昭和多少年的字样。  
  真想不到,在如今市民们休闲歇脚的地方,还隐藏着流逝岁月痛苦的秘密;据济南烈士陵园的《园志》记载:日本侵占济南时,曾经在这里修建过一座”济南神社”。1937年12月日军沦陷济南,在济南的日本居留民团便开始为修建神社强占民地;在1939年12月,侵华日军济南陆军联络部、济南日本帝国总领事馆与济南市公署合谋,成立了济南神社御造营委员会,宫司日本人岩吉多久美,征占了四里山以南、马鞍山以西的86亩土地;到1940年、1944年又扩大神社的外苑,在四里山至五里山、马鞍山至纬二路范围内,强征了66户农民的355亩土地。  
  当年侵华日军从1939年开始建造”济南神社”,时建时停,到1944年才初具规模便投入使用,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也完工。当年建有两个大殿,坐东朝西的主殿位于现在济南战役纪念馆的东面,坐北朝南的”拜殿”位于北侧,”拜殿”前面还有栓马桩、水池,在北山坡上建有水塔,南山脚下建有水泵房。前来的侵华日军先要沐浴净身,然后再进到东面的主殿祭拜。  
  济南神社还没有完全建成就厄运临头,日本战败投降后,这样的侵略的标志性建筑,最后也逃脱不了被拆毁的命运;据说,解放后为了拆除它还采用了炸药爆破,日本侵略者当年的美妙算盘只不过维持了6年而已,如今仅剩下了那几根如尸身残骸,成了千万年不能化掉的侵略罪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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