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地下杀人场曝光内有电椅搅肉机

我是夏雯静

在尚志市一面坡镇，有一座1897年修建的俄式风格老楼。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该楼曾是日军的兵营，解放后，这里成为解放军的军营。日前，老楼褪下神秘面纱，交由一家民营企业使用。随着对该楼阴森的地下室进行清理，一个日军地下杀人场惊现在人们眼前。

在一面坡镇，有一百多座俄式风格的建筑，而最神秘的建筑，莫过于这座紧靠着蚂蜒河的老楼。老楼建于1897年，虽然历经百余年的风雨，仍保存得相当完好。日前，由于老楼的地下室惊现被日军残害者的白骨，再度引人关注。6日，记者一行来到这里，对神秘老楼进行了现场踏看。

老楼外观保存完好，楼面上的俄文依旧清晰可辨。据尚志市烈士纪念馆馆长刘莉介绍，不久前，使用老楼的民企在清理地下室时，清理出了被害者的白骨。刘莉说，老楼曾经做过日军的军营，而地下室就是日军的刑讯室，大批中国人在这里死于非命，尸体被扔进楼后面的蚂蜒河。

参与地下室清理的马先生告诉记者，地下室多年来一直封闭，现在只能由一楼的一个50厘米见方的洞口出入。不久前公司想把地下室利用起来，雇人清理里面的垃圾。清理出3筐土时就发现了白骨，清理出10筐土时发现了人的头盖骨。公司4个不信邪的小青年，爬入地下室的洞中洞，9时进洞，一直到14时才从洞口爬出，竟然在里面迷路了，据说出来时，4个青年的身体多处被刮伤。因为里面阴森恐怖，公司只好结束清理，原样封好洞口。

阴森恐怖的地下室

得知记者来采访，公司经理早早叫人把洞口打开，免得里面缺氧。顺着一把铁制的梯子，记者与刘莉等人一起进入地下室。

地下室里比想象的要宽敞，中间是一条过道，两边是一个一个房间。由于没有光线进入，我们带进来的3只小手电筒，就像3只萤火虫。地下室并不潮湿，房间的木门经过百年时间，已破烂不堪。一个房间的墙上突兀着两根钢轨，墙上有当年挂东西用的铁件，长着斑驳的红锈。在距离地面大约两米高左右的地方，出现一个个方型的洞口，记者借着手电光往洞里看，看不出洞究竟有多长，但洞高不足1米，人在里面无法直腰。刘莉说，那4个小青年就是钻进了这洞中洞迷的路。刘莉说，据当地老人讲，小洞就是当年关押人的地方，人在里面无法转身也根本不可能逃走，不管里面关多少人，只要洞口有一个哨兵就可以全部控制。而过道两边的房间就是刑讯室，有电椅和搅肉机。人被杀死后，用搅肉机搅碎，直接顺着通道冲进蚂蜒河。我们粗略踏看中，没有见到传说中与蚂蜒河相通的通道。有一些小洞口被封死，不知里面隐藏着什么秘密。



记忆与记载中的屠杀

据刘莉介绍，当地老人都知道这个地下室是日本人的杀人场。刘莉曾访问过当地90多岁的老人吕奶奶，老人说当时日本人每天都在往里面抓人，却从来没有看见有人活着出来。当时里面确实有电椅和搅肉机。吕奶奶说，后来杀人太多搅肉机干不过来，就凿开蚂蜒河，把人串上铁丝塞进冰窟窿。有一年开春，距离这里300多米的一座小木桥被尸体堵住，河水无法下泻，就找人用木杆子把尸体捅开。刘莉说，几年前，小木桥改造成了石桥，施工队在木桥附近挖出很多白骨，装了一车还多。她的父亲就曾经亲眼见过尸骨。

刘莉手头有一本手写的资料，是1958年吉林大学历史系对日军暴虐历史的调查、考证和记录。记录中记载，当时走访了400余位当年的见证人。这些人中有伪警察、叛徒，也有参加抗联的人士。刘莉说，资料中对尸体阻塞蚂蜒河的情景有记载。据知情人介绍，当时日军发给被害者们统一的衣服，还有一顶帽子。日军后来将这些人用铁丝串起来，塞进冰窟窿。刘莉说，修建石桥的时候，有人在白骨上发现老年妇女的疙瘩鬏，可见被杀死的人中老弱都有。

记者随后采访了尚志市文化局局长何树岭。何局长表示，将和有关部门协调，对这个日军的地下杀人场进行全面调查，同时给予保护性开发。准备对地下残留物进行彻底清理，对于清理出的白骨进行保留，并准备申报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近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白城市博物馆联合对岭下镇侵华日军机场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调查，采集到大量日军遗物，并对遗址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

　　遗址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由机场建筑群、跑道、掩体壕群、高炮掩体群组成，规模庞大，布局缜密。机场建筑群位于遗址群的中央，由格纳库群、维修厂、发电厂、给水站、办公楼、食堂、宿舍等60余处建筑组成，呈扇形向心布局。其中4处宿舍址保存较好，其余破坏严重。跑道已被辟作农田，难寻痕迹。掩体壕，即飞机野战掩体，共有18处，分为南北两区，其正面呈拱形，整体呈蛋壳状，为钢筋混凝土浇筑，保存较完好。2至3个掩体壕共用一处弹药库，现存有6处。在遗址的东、南侧，环形排列着32座夯土高炮掩体，构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

　　遗址地表遍布瓦砾，融化变形的玻璃碎片散布其间，可见日军撤退时曾对这些建筑进行过破坏。在宿舍、食堂遗址附近，我们发现了数处垃圾倾倒地点，采集到大量日军废弃的陶瓷器、玻璃器、铁器、弹壳、弹夹等。其中陶瓷器可分为民用瓷器和军用餐具。民用瓷器主要产自日本、韩国，多采用描金工艺，较为高档，推测其使用者应为高级军官或机场的工程人员。军用餐具规格统一，数量较多，可分为大小两型食钵和汤钵，釉色灰暗，制作粗糙，内壁多装饰有日本陆军的五芒星标志，应为长春兴隆山窑场烧造。在办公楼遗址附近，我们发现了一处军用餐具集中掩埋地点。这些瓷器多被原地打碎，层层堆叠，深埋土下。根据文献记载，该部日军在撤退时曾向陶瓷器皿、面粉等遗留物资中投放鼠疫病毒，在1945至1950年间，造成驻地附近的太本站、青山、大岭、平安镇等村落共884人感染鼠疫死亡。这处集中掩埋地点，可能与鼠疫流行时中国人民采取的防疫措施有关。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紧侵略中国，在吉林省白城市岭下镇至大青山一线修筑了规模庞大的航空基地，并在此建立了“白城子陆军飞行学校”，为侵华战争培养了大量飞行人员。抗战胜利后，这些建筑工事大多被拆毁，渐成废墟。在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岭下镇等处机场遗址被相继发现和记录，并被列入吉林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以往学者多认为岭下镇侵华日军机场遗址属于关东军第二飞行集团第七飞行团。但根据日军战史资料，该团分驻新京、公主岭、延吉、东京城、敦化，在白城未曾驻军。据关东军飞行第204战队战史载：“昭和14年5月8日，满洲国龙江省镇西（即岭下）飞行场展开”，第205飞行场大队战史载：“昭和17年6月6日，驻屯地兴安南省科尔沁右翼前旗镇西……共教导飞行第204战队协力。”由于第204战队受属于白城子陆军飞行学校教导飞行团司令部，第205战队受属于白城子陆军飞行学校教导航空地区司令部，而两队皆驻于岭下镇相互“协力”，据此推测岭下镇机场遗址可能为白城子陆军飞行学校教导飞行团及白城子教导航空地区司令部所在地，南北两区掩体壕群应当为飞行第204战队及第205飞行场大队的驻所。

　　从1935年左右营建至1945年日军战败，侵华日军白城子陆军飞行学校所培养的飞行员及其战斗部队在中国、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犯下了累累罪行。同时，这些侵略者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为了修建这些工事，日军从河北、山东等地诱骗、强掳了大量劳工，这些劳工多因高强度的工作而死亡。2001年，村民在南区掩体壕南一千米处开挖鱼塘时曾挖掘出大量无名骸骨，应当就是这些劳工的遗骨。除此之外，该部还曾参与化学武器作战的演习和实战。在1940年冬季，该部在平安镇岗上开展化学武器作战训练。1945年8月20日，该部派遣飞机向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喷洒细菌武器，试图在兴安盟地区造成大规模瘟疫，以拖延苏联部队的南下。时至今日，一些遗留的化学武器仍然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

　　作为侵华日军罪行的重要见证物，岭下镇侵华日军机场遗址值得我们保护与铭记！

，吉林出版集团《铁证如山——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本侵华邮政检阅月报专辑》（简称《邮政检阅月报专辑》）新书发布会在长春举行。此次首推两本《邮政检阅月报专辑》，其他卷次将在今后陆续出版发行。

　　两本日本侵华《邮政检阅月报专辑》，共辑录450件档案，涉及4.5万封邮政通讯、信件，是侵华日军自己形成的历史记录，时间跨度为1937年到1945年，完全出自日本侵华历史的制造者、亲历者和见证者之手，历史性和真实性不容置疑。今年4月，吉林出版集团还出版了“铁证如山”档案系列首本图书——《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引起社会广泛反响。

　　“铁证如山”第一本是在吉林省档案馆研究人员多年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如果说它的“专题出版”是亮点的话，那么这次出版的两本《邮政检阅月报专辑》，则以“编年体出版”为特色。由于检阅时间跨度长，检阅区域范围广，检阅内容十分繁复，因而此次采用了编年体编辑出版的方针，每本按年代立卷，每卷按时间排序，原始档案脉络相承，一目了然。

　　《邮政检阅月报专辑》大致由日军在中国烧杀淫掠暴行、实施战略轰炸罪证、密谋利用白俄侵略远东罪证、修筑秘密军事工程，奴役劳工罪证、进行化学战，细菌战反人类罪证、日本军人厌战史实、日本移民侵略罪证和民众不满战时经济统制等八个方面档案内容构成。

　　除此之外，档案中还有大量书信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抗战的必胜信心和对汪伪汉奸卖国行为的批判。还有一部分书信，表达了在华的外国人对日本侵华的看法以及对日本统治的不满与反抗。这些文字，可以说是这两本专辑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它反映了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正义与良知。

　　两本新专辑中的图片主要是挖掘、整理出的历史文献档案的影印图片，具有历史性、客观性、真实性和资料性；参考译文主要是与图片档案相对应的中文翻译，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以及查证原始档案资料。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吉林出版集团推出这两本专辑，反映日本侵华暴行历史铁证，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和践踏中国人民人权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维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以及世界和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邮政检阅月报专辑》的出版对记忆遗产的完整保护与传承意义重大，也必将成为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永久的历史记忆。　日前，吉林省档案馆最新公布了一批对馆藏日军侵华档案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新公布的材料出自日本侵华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之手，有力地证明了日军在中国曾犯下的烧杀淫掠、进行化学战、细菌战等种种罪行。

　　“我用刺刀刺入这个人肚子，拔出来又刺了一下。由于穿着衣服，鲜血闷声冒了出来，这个中国人就哼了一声，趴着倒下了。之后我又刺穿了他的胸口，并把尸体踢入了河中。” 这些对日军暴行的描述与自述，来自吉林省档案近日公布的馆藏日本关东军邮政检阅档案。据吉林省档案馆副馆长穆占一介绍，此次公布的邮政检阅档案共计450件，形成时间为1937年到1945年，全部为日文书写，涉及信件约4.5万封，其中日本人之间的通信占50％以上。它们充分揭示了日军在侵华期间犯下的种种罪行：“这些信件承载的主要内容，经我们的初步研究，充分反映出日本侵华时期，日军烧杀淫掠暴行，日军实施惨烈轰炸，日军密谋利用白俄侵略远东，日军修筑秘密军事工程、奴役劳工，日军进行化学战、细菌战等种种罪行。”

　　邮政检阅档案诞生于日本侵华时期，为防止日本官兵、国民以及殖民地、占领区的军政要人，外籍人士通过信件电报等泄露军事机密及日军烧杀抢掠罪行，日伪当局制定了军事邮件及地方普通邮件检查制度，对其中反映日军暴行、战争实态，危害日军统治等内容做出削除、扣押、烧毁、部分涂抹、原样发送等处理，并摘要辑录形成的月报或周报，上报军队高层。日本战败时，这些档案来不及烧毁，被埋在地下。1953年11月，解放军某部驻长春部队修理地下电线时，偶然发现了这些档案。在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学者看来，这批史料有独特的价值。“这是我们研究日本侵华史所需要的历史资料中第一手资料中的第一手资料。”

　　社科院日本所原所长蒋立峰告诉记者，这批资料包括身在战争一线的施暴者所亲手记录的历史，能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他们在实施暴行时的所思所想，也为揭示侵华日军曾经犯下的罪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蒋立峰说，“用真实的、日本人自己形成的历史文件来深刻揭示其罪行。第二点，对当前日本右翼否认侵略这样的奇谈怪论是有力的驳斥。第三点呢，对日本普通民众思想中存在的糊涂认识，也有个教育作用。”

　　吉林省档案馆25日公布了从馆藏档案中整理出的89件档案，涉及日军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于占领区建立的“慰安所”，被“特别移送”到731细菌部队作为人体实验对象的“苏联间谍”，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和日军占领后的南京的实况，在沈阳关押的英美盟军战俘，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和强征的劳工，以及抗日联军等方面的内容，直观、真实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种种罪行。

吉林省长春市是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期扶持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首都”，当时集中了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及伪满“皇宫”、“国务院”等众多日伪机关。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日伪各机关在逃跑前，仓皇焚烧销毁各种档案资料。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档案因数量大，未及彻底焚毁，被匆匆埋在地下，上世纪50年代初建筑施工时被发现。这些档案90％是日文。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负责监督和检察日本军人的违纪行为，并负责在东北的“强化治安”、“整肃纲纪”。1935年9月到1937年3月间，东条英机担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迅速扩充宪兵队伍，除本部外还在东北各地设立分队，并与华北、华中、华南的日本宪兵队司令部交换情报，把镇压抗日运动、搜捕苏联“间谍”和严密钳制思想作为主要任务。

此次公布反映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档案25件，暴露了日本军队在一些地方设立的“慰安所”的情况，包括日军数量与“慰安妇”数量的统计与比率，日本军人在“慰安所”中的种种丑态，女性惨遭蹂躏的情况等。档案还证明设立“慰安所”、征用“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利用“公款”进行的有组织的活动。

此次公布的涉及南京大屠杀档案6件，有记载大屠杀惨状的当时的报纸，有因暴露日本兵强奸妇女的实况而被没收的日本军人家信，有大屠杀发生后南京市的治安、警备保安机关设置情况的报告等。

此次公布的涉及向731细菌部队“特别移送”的新档案6件。731部队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罪魁祸首，该部队利用中国、苏联及盟国被俘人员进行的人体活体实验尤其令人发指。当时，关东宪兵队在各地的分队负责将被认定为苏联“间谍”的人员不经司法程序秘密地“特别移送”到731部队。在吉林省档案馆迄今发现有“特别移送”档案近200件，记载移送到731部队共计277人，主要是中国人，此外还有朝鲜人、苏联人。2003年，吉林省档案馆曾会同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以出版《“731部队”罪行铁证》的方式披露了部分档案。此次公布的6件是延吉宪兵队、孙吴宪兵队等向731部队“特别移送”李基洙、姜荣泉等四人的档案。

此次公布的涉及奴役中国劳工的14件档案，暴露了日军对中国劳工的苛刻管理、残酷迫害以及劳工逃跑、反抗的情况。档案中记载的以中国战俘为主的“特种工人”遭到日军的严密监控以及施加的非人待遇，罹患疾病甚至死亡人数众多，“中国劳工尸体堆放得到处都是，这些尸体被狗当做美食在啃咬着”。档案还记载日军使用12岁童工的情况，暴露了在齐齐哈尔一个军事工程中奴役1万多名劳工的惨状，记载了逃跑的劳工被捉回后用土埋、灌水、殴打等方式残酷虐杀的情况。

此次公布的涉及日本“开拓团”的档案暴露出日本军队为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打着“收买”的旗号夺占东北农民土地、欺压当地农民的罪恶行径，以及日本移民蔑视、殴打甚至杀害我国东北农民的暴虐行为。

此次公布的档案许多出自关东宪兵队整理编印的思想对策或邮政检查的《周报》、《旬报》、《月报》等，这些报告汇集了被检查后扣押、没收或削删的日本军人的信件，从中暴露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实施的残暴统治及残害中国民众的暴行。如“日军看到房屋就烧，看见人就杀，还强奸妇女”；“步兵作战时，几乎每天都在放火、抢劫、杀人”；“在扫荡一个村落时，所有男子被杀，小孩被扔进火中，共杀死150人”；“日本兵在南京强奸妇女数万人，甚至连12岁的少女也被强奸，强奸后被惨杀者不可计数，实在是惨无人道……”等等。

此次公布的有涉及日本在奉天（今沈阳）关押、虐待英美盟军战俘的档案，记载了1944年被日军击落的美军B29轰炸机上部分战俘的名单和对其审讯的记录，披露出当时奉天战俘营俘虏数量1200人，以及俘虏遭受差别待遇的情况。档案记载满洲工作机械会社使用英美战俘约500名的情况，还强调英美战俘的劳动效率最低。

据了解，吉林省档案馆这次公布的89件档案，只是该馆收藏的近10万卷（件）日本侵华时期的档案的冰山一角。有关专家认为，吉林省档案馆藏侵华日军档案数量庞大，且为日本军队自己的记录，为揭露日本侵华的罪恶本质提供了大量确凿可信的历史证据，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华历史罪行的有力反击

1938年，日军入侵合肥，在位于桥头集镇的淮南铁路桥边修建了碉堡进行驻守。如今在桥头集镇桥头集村，还留有三座日军当年守护铁路桥而建造的碉堡，作为侵华日军铁证，2012年，一块“肥东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在此处竖立起来。但这个碉堡群中的其中一座，近期却被人为拆毁，只剩下了少量碎砖块。当地村民透露，这座被拆毁的碉堡因位于水田中央，水田的耕种者嫌其妨碍耕种，将其拆毁。

去年还屹立在此的日军碉堡只剩下地基

当记者来到肥东桥头集镇桥头集村附近，发现原本树立在淮南铁路桥两侧的三座碉堡，如今只剩下了两座。被拆毁的那座碉堡位于桥头集老淮南铁路桥东侧的水田中，碉堡的原址上如今只剩下了一堆废墟，地基已经露了出来，地基附近散落着大量支离破碎的青砖块。在被拆毁的附近的田野、水沟中，到处散落着灰色的小砖块。而其他两座碉堡则被修葺一新，其中一座地基上被糊上了一圈水泥，铁路桥西侧的那座碉堡旁还竖立着一块石碑，上书“肥东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葛碉堡”。

去年年初，当记者来到此处采访时，发现桥头集村淮南铁路桥两侧，还竖立着三座碉堡。其中一座已经发生了倾斜，一侧墙体已经坍塌。当地83岁的村民杜仁胜说，那座被拆毁碉堡大概是在10年前发生倾斜坍塌的。具体原因村里人猜想可能是碉堡周围的农田土地因多年耕作，导致了地表下降，再加上农民们不断取土翻田，使得碉堡周围原有的泥土流失了很多，从而地基露出了地层约半米。终于在10年前的一个大雨天，一侧发生了倾斜，一侧墙体发生了坍塌，但碉堡的整体结构还保存完好。

杜仁胜说，2012年，政府对桥头集日军碉堡进行了保护，其中一座碉堡被修葺一新，但那座被拆毁的碉堡却没有人理会，依旧以倾斜倒塌的姿势躺在水田中。直到去年夏天过来看时，那座倾斜坍塌的碉堡还屹立在水田里，没想到几个月没见，这里就被拆成了一堆碎砖。

碉堡系当年日军控制安徽南北交通的罪证

这三座碉堡旁，便是修建于八十多年前的淮南铁路。据了解，1938年日军进犯合肥，进驻淮南铁路重要车站桥头集后，将桥头集作为一个重要的站点，日军在此布防了大量兵力。当时，为防止抗日武装破坏，日军又在桥头集淮南铁路桥两侧，修建了大量碉堡，碉堡中驻扎有日伪军，日夜守候着这段铁路桥。如今，这处碉堡群残存下三个。

据桥头集村村中老人回忆，日军侵入桥头集的第三年，也就是1941年农历九月，抗日游击队在桥头集碉堡不远处的淮南铁路上埋设炸药，炸翻了一列运煤火车。驻扎在碉堡中的日军为了报复，在附近大肆烧杀，包括桥头集村在内的若干村子里烧杀抢掠，桥头集镇的其中一个村子整个被烧毁。

“所以，这三座碉堡是日军控制淮南铁路，在合肥地区烧杀抢掠的铁的罪证，怎么这样就被拆毁了！”站在碉堡的废墟前，杜仁胜惋惜地告诉记者：当时，这三座碉堡形成犄角之势，对淮南铁路桥形成了没有死角的控制，当时，抗日武装对这几座碉堡恨之入骨，期盼着将其炸毁。

是谁拆毁了这座日军碉堡

记者在已成一堆废墟的碉堡遗址上查看，发现碎砖块缝隙中，用于砌砖的石灰浆是被人为砸开，不像是自然倒塌，明显是人为将碉堡的墙体拆毁，然后将砖块砸碎，并将砸碎后的碎砖进行清理。站在水田中，杜仁胜惊讶地翻看着一块块碎砖，告诉记者：他小时候经常来到这座碉堡里，碉堡的墙体是用水泥砂浆配合石灰作为粘合剂，墙体修得坚固无比，即使因为地基松动，导致碉堡自然坍塌，这里也会留下成片完整的墙体，不可能碎成一截截的碎砖块。

在桥头集村中，记者试图询问这座碉堡为何变成了一堆废墟。大部分村民警觉地看着记者，纷纷摇头称不知道。在距离淮南铁路桥东侧一座民居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向记者透了底：“那座碉堡是去年耕种那片水田的人拆毁的。”他说，大约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水田的主人为了平整田地，将北侧发生倾斜的碉堡四周的泥土进行了挖掘，最终碉堡失去地基支撑发生了坍塌。随后那片水田的耕种者将坍塌后的碉堡墙体砸碎，将砸碎的碎砖瓦运走。但对于这名水田耕种者的姓名，他始终不愿意透露，只是称这片水田的主人是桥头集村人，但他早已不住在村中，那片水田早就被他转包给了他人，拆毁碉堡的应该是水田承包人所为。

在桥头集村中，当问及这片水田耕种者的姓名，桥头集村的所有村民纷纷摇头表示不清楚，只知道他不是本村人。今年开春以来，就没有见到他，这片水田也很久没有种植作物了。

文管部门未将这座碉堡列为保护单位

但当年抗日武装没有炸毁的碉堡，如今为何成了一堆碎砖头，彻底消失在这里。肥东县文管所所长彭余江告诉记者，2010年媒体对桥头集日军碉堡进行了报道后，肥东县文管部门专门对三座碉堡进行了调查。2012年，肥东文管部门对水田中一座碉堡进行了加固底座等修缮，决定对其中的两座保存比较完好的碉堡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附近竖立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碑。

彭余江说，那座位与水田中的另一座碉堡，由于已经倾斜、一侧倒塌多年，经过鉴定已经无法修复，鉴于它与另一座碉堡形状相似，就没有将那座一侧已经倒塌的碉堡列为保护单位。　本报吉林讯（记者张林林）“这是日本侵略军向吉林市进犯的场面。”昨日，吉林市民皮福生指着他收集的一张旧照片说。老照片是日军进犯吉林市的铁证

　　皮福生是吉林市政协文史研究员，长期从事日军侵华史的研究工作，日军侵华资料和图片摆满了他家的书架。昨日，皮先生拿出了一张泛黄的照片和一个长宽近半米的广告牌，他指着照片说：“这是日本侵略军占领长春后，向吉林市进犯的场面。”


　　据皮先生介绍，这张照片是他收集的日军侵华相册中的一张，是日军侵略吉林市的证据。“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长春。1931年9月21日上午，日军全副武装欲占领吉林市，当时多门二郎是最高指挥官。当日20时，日军进入吉林市，从东站下车，派兵搜索前进，先后占领通天街、牛马行，对穿军服的人肆意杀戮，连老百姓也不放过。对广告牌还得尊重

　　皮先生家的这块广告牌长宽都约为半米，搪瓷质地，镀着漆，两面都有鞋的图片，一面还写着“太阳牌文明鞋”，广告牌的右上角还有日本国徽。皮先生说，日本人要求广告牌摆放得体，不得随意摘掉，甚至对广告牌也得尊重，“它有70多年的历史了，是日本对中国经济侵略的罪证。”新闻编辑：杨光（来源：本报讯）

　　代艳玲记者史大伟报道 /摄 本报延边电  昨日，有人在敦化市黄泥河林业有限公司辖区内发现一日军遗留弹药坑，内有数十枚日军遗留炮弹、炸弹等。黄泥河森林公安局迅速组织警力戒严现场，经初步辨认，弹药坑表面的弹药并非化学武器。随后警方展开取弹工作。与此同时加派警力对当地居民开展走访工作，又发现了一座疑似日军遗留军用物资库，随后也将其戒严，并告知当地居民禁止靠近。截至昨日 18时 30分记者发稿时，警方已从弹药坑内取出炸弹、炮弹、手雷等不同类型的弹药 47枚。预计警方今日会将坑内弹药全部取出。

　　一个满是炮弹的大坑

　　昨日，记者在黄泥河森林公安局治安大队见到了大队长韩宏飞。据其介绍，上午 8时 10分左右，他们接到报警称，辖区有居民在山沟里发现数枚炮弹。接警后，韩宏飞立即将这一情况向黄泥河森林公安局局长陶孝智汇报，得到陶孝智高度重视，迅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处理方案。最终决定由治安大队大队长韩宏飞带领精干警力赶赴现场对弹药进行辨认，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取出弹药。

　　8时 30分许，韩宏飞带领警力赶往现场。 9时 10分许，韩宏飞一行人赶到青沟子林场中心派出所，安排两组警力同时行动，一组由韩宏飞带队到弹药坑开展工作，另外一组由青沟子林场中心派出所所长冷立东带队，逐村逐户进行走访，了解弹药是否流失。

　　搬运过程中炮弹随时可能爆炸

　　10时 40分许，韩宏飞带领的一队警力来到该弹药坑。经验丰富的韩宏飞大队长确认弹药坑内表面的弹药不是化学武器，虽然表面看这些弹药锈迹斑，但仍然可以爆炸。

　　民警小心翼翼地在弹药坑中向外取弹，炮弹、炸弹、手雷、子弹等不同型号的弹药一件件被运出坑外，由于这些弹药仍有随时爆炸的可能，所以取弹工作进度较为缓慢。

　　韩宏飞大队长在取弹间隙告诉记者，这样的工作每年都会有几次，参战民警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他说，保护百姓安全是警察的天职。

　　弹药坑表层没发现化学武器

　　17时许，记者在弹药坑取弹现场看到，目前取出的体积最大的炸弹长约 70厘米，直径近 20厘米，从该炸弹的尾部形状看，警方认为是飞机投掷用的炸弹。

　　据韩宏飞介绍，根据初步勘察，警方发现这个弹药坑里炮弹大小各异，但暂时没有发现化学武器，但这个弹药坑内到底有多少枚弹药，暂时还不能定论，在这些炮弹下面是否有化学武器也不能确定。

　　到 18时，山沟内天色已渐渐变黑，不便进一步开展工作，警方在安排警力在现场负责继续看护后，其他人员撤离现场。据统计，当日的取弹工作取出的炮弹分别为 TMB3、 MB8、MNH等型号，还有无法辨认型号的炮弹有 7枚，手雷 1枚，子弹 34发。随后，警方将这些炮弹运送到安全地带做妥善处理。

　　村边可能有一个日军军用物资库

　　冷立东带领的另一队民警在走访时，有村民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村边的石头山是中空的，很有可能是日军遗留的军用物资库。

　　在一名叫柏广太的居民指引下，记者与警方一道来到了该村的后山。记者看到，此处山坡较其它地段平坦，树木也较为矮小，且灌木丛较多，记者在山坡上跺了下脚，清楚地听到脚下的地面发出“空、空”的声音。据柏广太介绍，他在 1978年就发现这里了， 1991年，他曾向敦化市有关部门反映过，有工作人员表示，这里应该是日军遗留下来的军用物资仓库，但并没有任何结果。柏广太说，近年来，村民在附近发现过数枚炮弹。据老人说，当年日军侵华时，有许多坦克在这附近出没。

　　柏广太说，年轻时自己曾参过军，据他说这附近有一个洞口，应该是军用物资仓库的进出口之一。

　　记者在这座石头山另外一侧（距离为 2公里左右）的村庄里采访时了解到，村附近以前就驻扎着日军侵华时的开拓团，设立了日军卫生所，是日军的一个据点。

　　随后，韩宏飞将下午所发现的一个疑似日军遗留军用物资库向黄泥河森林公安局局长陶孝智汇报，该汇报引起了陶孝智及局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下令将弹药坑和发现疑似的日军遗留军用物资库附近地区进行戒严，数百米范围内不得人员进入，以排除安全隐患。

　　截至发稿时，记者获悉，预计今日可将炮弹坑内的炮弹全部取出。


8月14日下午，在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的侵华日军细菌化武受害者救助基金捐赠仪式上，有一位老人泪洒会场。

这位老人名字叫做张可伟，他是一名七三一受害者的家属。他的父亲张慧忠，原名张维福，化名张文善。辽宁省灯塔县人。1924年到沈阳一家成衣铺当了学徒，后又到兵工厂学车工。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投入抗日宣传工作。后又到锦州，在古塔附近开设一所照相馆，以掩护身份，参与了情报传递工作。后来在哈尔滨从事国际情报工作。1939年初，根据国际反法西斯和国内抗战形势需要，他又被派到牡丹江地区开展反日国际情报工作，来往于牡丹江、哈尔滨、奉天之间。1941年7月16日凌晨，在他和龙桂洁发报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最后被日本宪兵“特别移送”到七三一部队进行杀害。

张慧忠牺牲的时候，张可伟才2岁，一直到他才懂事之后，家长才告诉他父亲的遭遇。1949年张可伟和家人，通过哈尔滨市公安局外事科与苏联方面进行联络，经过两个多月的联系，苏联方面确认了张慧忠的牺牲，对张慧忠的高度评价，并且希望中国方面照顾张慧忠的家属。
731部队受害者：抗日情报人员被“特别移送”
731受害者·解密
　　-被“特别移送”的
　　大部分是抗日地下情报人员
　　1938年3月15日黎明，侵华日军佳木斯宪兵队和富锦宪兵队突然袭击，将正在集贤镇开会的中共富锦县委书记冯玉祥等5人逮捕，四个半月后，这些人被“特别移送”至石井部队。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彦君介绍：“‘特别移送’是关东宪兵队及731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移送’的去处只有一个，就是石井的731部队。从进入731部队驻地开始，被‘特别移送’的人就不再有名字，而只有编号。731部队将被实验者称为‘马路大’，这在日语中是‘圆木’的意思，在这里，他们被当作实验材料。”杨彦君还介绍，1938年1月26日，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第58号文件，规定并实行“特别移送”，1943年再次下发文件，把“特别移送”人员划分为“间谍”和“思想犯”。
　　记者在哈尔滨社会科学院731研究所翻阅当年的“特别移送”档案资料，从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些受害者大部分是被日本宪兵队以“苏联谍者”名义抓捕的。经过研究人员走访，这些受害者中，不少人都在被捕前以各种方式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活动和抗日武装。此外，名单中还包括中国战俘和中共地下工作者，在档案中，不乏“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等词语。
　　金成民介绍，被“特别移送”的人士，经过秘密审讯后，不经法庭审判，直接交送731部队用作人体实验材料。如冯玉祥，只有“特别移送档案”，研究人员综合查找，未发现其他相关信息，至今也未能找到冯的家属。金成民表示，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的人，许多都是无名的抗日志士，他们可能属于不同的组织，但都是在隐秘战线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人员。他说：“他们的身份是不公开的，这样的人太多了。”
　　-受害者被换上日军军服
　　秘密运送到731部队
　　“我从小住在这里，当时有好几层警戒，根本无法靠近，不知道里面是做什么的。”今年75岁的赵桂芳老人告诉记者，她就住在731部队驻地周边的村屯，1945年731部队撤退后，未销毁的带菌老鼠和猴子窜入周围3个村屯，引发霍乱，导致197人死亡，其中包括赵桂芳家的多名亲属。
　　731部队周围常年戒严，即使在731部队内部，也有严格的互相保密规定。“为了掩人耳目，被特别移送的人员都穿着日本军服，并由专门的囚车运送。”金成民介绍，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就意味着不可能活着走出来，甚至死亡的消息都不会被亲属知道。
　　1945年8月，日本败局已定，作为特种部队的731部队提前接到指令，忙着销毁罪证提前撤退。他们炸毁了主要建筑，还将400余名“马路大”全部用毒气残忍杀害。
　　731受害者·取证
　　-跨国调查得到日本老兵协助
　　1997年10月,金成民在黑龙江档案馆发现了66件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原始文档,是证明731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最有力的罪证史料。这份1467人的名单，就是数年来通过查阅寻找各地档案馆日本“特别移送”档案总结而来。
　　金成民告诉记者，到日本取证时，曾担任过“特别移送”任务的原日本宪兵提供了有力证据。原大连宪兵队曹长三尾丰承认，他曾押运沈得龙、王耀轩等4人作为“马路大”送往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这几人是当时中共大连地下交通站的成员，以照相馆作掩护，用电台发送情报，就在他们被捕前的瞬间，还发出了一条情报。
　　金成民还告诉记者，跨国取证期间，曾经得到过许多日本友人的帮助，从小生活在中国的山边悠喜子就是其中一位。
　　记者在哈尔滨采访时，恰好遇到山边悠喜子老人，她告诉记者，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后来这支部队被编入四野，作为解放军部队中的一名医护兵，她跟随部队一路打到南方，1953年才回到日本。回国后，她和志同道合者组织成立了“731部队展览实行委员会”，通过物证和知情者的证言，向日本人民揭露731部队为发动细菌战而进行人体实验的罪行。
　　“石井回国后，威胁731部队老兵：谁敢对外说实情就杀了谁。”山边告诉记者，她所在的社团曾于1993年在日本组织了一场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行展览，在那次展览上，三尾丰到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的开场白是：“我不是人，我是鬼。”
　　金成民告诉记者：“许多日本老兵也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三尾丰在去世前几天不顾医生劝阻，一直开着录音机叙述自己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