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华集中营概况：太原是日军医院的血库 (2007-07-11 09:37:45)

我是夏雯静

“珍珠港事件”后，为防止众多日侨在美国本土活动，美国政府将6万多日侨强行集中，与外界隔绝。与之相对应，日本也从1941年底开始，在中国全境搜捕所有在华的反法西斯盟国侨众，加上盟军战俘和中国抗日军民，一并强行收管。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建立的集中营遍布各地，经过初步调查，已有20多个集中营的旧有轮廓显露出来。
   
    沈阳集中营
   
    “百名高官战俘营”
   
    又称“奉天俘虏收容所”，是日军设立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心战俘营，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是二战东方战场战俘营中规模最大的。同时日军在吉林省郑家屯(今吉林省双辽市)和吉林省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市)分别设立了两个直接隶属于“奉天俘虏收容所”的第一、第二俘虏收容分所，分别关押着被俘的盟军高级将领和高级文官。
   
    从1942年11月11日到1945年8月15日期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4个同盟国家多达2108名战俘被囚禁在这里两年零八个月。
   
    特别有异于其他战俘营的是，奉天俘虏收容所关押了100多名盟军高官。1945年9月2日，盟军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对日受降签字仪式中，被日本羁押于“奉天俘虏收容所”的美国驻菲律宾部队司令温莱特中将和英国驻远东马来区司令帕西瓦尔中将，受邀陪同麦克阿瑟将军，隆重出席典礼。
   
    经过多方考证，除了美国温莱特中将和英国的帕西瓦尔中将外，还有荷兰东印度群岛司令波顿中将、英国驻香港总督马克·杨爵士、荷兰驻东印度总督等，这种情况，在二战盟军战俘营里也是惟一的，堪称“高官战俘营”。
   
    石家庄集中营
   
    迫害最惨烈 斗争最激烈
   
    目前所知日军开设时间最长，关押人员最多，迫害最惨烈，斗争最激烈的战俘劳工集中营。从1938年建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石家庄集中营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军、警、宪、特的小监狱和“华北劳工协会石门办事处”，先后抓捕关押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约5万人。其中，约3万多人被送往华北、东北和日本各地当劳工，约两万人在集中营中被折磨致死。因其位于石家庄市南郊，俗称“南兵营”，日军称之为“石门劳工教习所”。
   
     济南集中营
   
    被关押者常成为日军细菌实验试验品
   
    成立于1940年5月，初名“救国训练所”，由一个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握着屠刀的日本武僧樱井荣章少尉管理。此阶段日军主要是对战俘、囚犯和抗日军民进行“战意瓦解”、“政治争取”、“宽大怀柔”、“奴化教育”，培养汉奸力量；1942年底，改名“新华院”，由驻济南日军第十二军(代号仁字第4221部队)管辖，此一阶段该营借鉴石家庄集中营的多种办法，训练战俘，输送劳工。因济南驻有日军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的派遣支部(代号1875)，所以此集中营的抗日军民较之其他集中营又多了一层苦难，常常被拉去作为日军细菌实验的试验品。
   
    太原集中营
   
    日军医院的“血库”
   
    建于1938年6月，对外称“太原工程队”。1941年中条山战役之后，大批收容战俘被关押于此。战俘在集中营以做工为主，除了营内的杂活，还组成大大小小的施工队，在市区修马路，筑桥梁，修机场，或完成市区的民用工程，或到日军仓库搬运装卸，或到日军营区修建军事工程。日军还把战俘集中营当成军队医院的血库，经常把一批批身强体壮的战俘送到第一军医院定时抽血。很多战俘因失血过多而死。
北平集中营
   
    幸存者不足十分之一
   
    1937年7月，日军占领北平后马上建立了关押战俘的集中营。中条山战役后，山西的大批战俘曾押送于此，后来也曾接纳太原、石家庄集中营人员转押。据幸存者回忆，该营共关押政治犯3.7万多人，释放时仅剩3400人。塘沽集中营战俘劳工转运站
   
    初建于1943年冬，既是“劳工训练所”，又是“战俘劳工转运站”，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由此被送往日本本土做苦力。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日本从中国强掳劳工169批，从塘沽乘船送往日本的战俘劳工就有86批，占总批次的51%；日本从中国强掳劳工，押上船的人数为38935人，从塘沽上船的共计20686人，占中国押往日本劳工总数的53%。
   
    洛阳集中营
   
    最恐怖的死亡集中营
   
    又称“洛阳俘虏收容所”，成立于1944年5月，结束于1945年8月，地址在原洛阳旧城西关外的西贡兵营。该营主要是为“洛阳战役”而建。该战役中，日军俘虏了大批国民党官兵，为便于管理和就地利用，改建北洋军阀原来的屯兵所而成收容魔窟。据统计，洛阳集中营关押过的战俘达3万之多，日本投降时释放的俘虏不到300人。
   
    上海集中营
   
    分布密集
   
    从1943年1月到1945年8月，随着英国、美国、荷兰等国纷纷对日宣战，多达6200名在沪外籍侨民被日军作为“敌国人”强行收入集中营。其分布地点之隐秘，就连在附近生活多年的老上海也是闻所未闻。
   
    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导师熊月之先生多年的调查资料显示，1943年1月24日，日本驻沪领事馆制订了《在沪敌国人集团生活所实施要纲》，决定将与日本处于交战国关系的英美等国在沪侨民收容进集中营，当时估计被收进集中营的人有7750名，共在上海设立八个集中营，另在扬州设立一集中营，也属上海集中营管辖。
   
    1943年1月29日，集中营正式启用。1943年9月，原属于轴心国的意大利同英美签署了投降停战协定，随后，日本在上海设立了专门关押意大利人的集中营。这样，集中营就增加到9个。集中营历时两年零七个月，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才结束。除了上述侨民集中营，日本占领当局还在海防路设立拘留所，拘押与战争有关的盟国侨民；在苏州河北某民房内设立监狱，关押俘虏，美国《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就被关押在那里


　昨日沈阳铁西区3301厂职工徐绍全告诉记者，当天上午，他们厂在职工宿舍动迁拆房时挖出一地洞，许多拣垃圾的准备进去，被他拦住。他听老辈人讲，这里曾是日寇关东军医院。记者闻讯后立即来到3301厂进行采访。

　　在富工五街46号记者看到，大约3000多平方米的3301厂职工宿舍正在进行拆迁。民工在房顶上挥动铁锤干得正欢。徐绍全带着记者来到一处只剩框架的房屋旁，踩着遍地瓦砾，在房间的里屋地面赫然看见一处直径1米的圆形地洞。踩在边缘有微微的震颤。一个民工说，好多拣垃圾的想进去，一听说是侵华日军医院，怕有疫情，谁也不敢进。 ?

　　记者看到这个洞大约有5米深，有墙壁和夹层。下面的土很干净，显然是一直没有受到外界污染造成的。两边砖头要比现在正常的砖头小一圈，据说是日本砖头的缘故。整个面积有多大，深不可测。因为地洞黑暗，两边无法攀缘，无法下去。

　　据动迁的居民讲，这一带是在“日本房”的基础上改建的。当地最年长的80岁的宋连恒介绍说，他在这里居住了49年，这是第一次动迁。在此之前，他只听自己的父亲说过，这里曾是侵华日军居住过的地方，到底做什么的不知道。但是在60年代他还亲眼见过在这挖出来的日寇刺刀、钢盔及部分枪支。老人认为，这片“日本楼”至少有60多年的历史。

　　记者没有采访到3301厂房产科的工作人员。根据沈阳民间收藏家詹红阁提供的1939年由“奉天市公署”规划的“大奉天新区划明细地图”上的记载，1938年成立的铁西区首次出现在地图上，这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带有铁西区字样的地图。记者见到，以“南五条通”今建设大路为界，形成铁西南宅北厂的格局。

　　詹红阁认为，富工五街的所在地是在40年代开发的，当时是侵华日军的居住地，是医院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据有关记载，富工五街北起建设西路，南至南十马路，长1150米，1960年始建。两侧为居民住宅。

日军潞安陆军医院罪行调查
　潞安陆军医院的设立

　　长治，古称潞安府，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深处，是晋东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抗日战争前期，长治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中枢。
　　1938 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河北省武安、邯郸、涉县之后，把进攻目标指向山西长治。同年2 月19 日，日本侵略军第一○八师团苫米旅团3000 余人围攻长治城，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简称川军）第七三四一一旅守城抵抗，与日军血战两日，长治城陷入敌手。
　　1938 年4 月28 日，中国抗日军民将日本侵略军第一○八师团赶出晋东南，长治城光复。
　　1939 年7 月13 日， 日本侵略军第二十、三十六、一○九三个师团入侵长治地区，长治城再次沦陷。
　　日本侵略军控制长治、长子、屯留、壶关、高平、晋城、阳城、沁水、襄垣、武乡、潞城、沁县等县城后，在长治城开工修建潞安陆军医院，1940 年医院建成，并在沁县等县城设立潞安陆军医院分院。
　　潞安陆军医院的任务是收容和治疗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的伤病员，补给卫生材料及对卫生员进行培训。同时执行第一军军部向陆军发出的“应执行”之命令，对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的“手术演习”，培养细菌，为日军发动细菌战做准备。
　　医院布局
　　潞安陆军医院属陆军三等医院， 有床位100 多张，医院位于长治上党门北侧，占用原省立四中、原潞安府衙、府上衙卢氏宅院等地，占地面积约8000 平方米。
　　医院分为三个区：
　　1、主院区位于省立四中（今长治市二中），主要建筑有：（1）病房54 间，坐北朝南， 分为三排， 面积约2500 平方米， 人称“ 王”字医院。（2）军人俱乐部，坐南朝北，东西长33 米，南北宽13 米，12 开间，面积450 平方米（今德风亭西侧）。（3）食堂，东西长20 米，南北宽10 米，坐北朝南，12 开间，面积200 平方米（今后勤办公楼）。（4）手术室，南北长10 米，东西宽6 米，2 开间，墙壁和地面辅砌白瓷方砖，地面北墙有宽约30 厘米，深30 厘米的流水槽，也用白瓷砖辅砌，位于第二排病房东头（今教学楼东墙址）。（5）活体解剖室，东西长约10 米，南北宽约10 米，2 开间，面积约80 平方米（位于今学生宿舍楼基址）。（6）焚尸炉两座，高4~5 米，一个建在院中（今后勤院炉房前）；另一座建在人体解剖室北侧。2010 年8 月8 日，学校在挖学生宿舍楼地基时发现焚尸炉座，由灰砖砌起，炉座呈正方形，长宽各4.7 米，厚约3.42 米，座下垫河卵石头和沙子。（7）地下实验室，一个建在原潞安试院中间（今体育馆址）；另一个建在焚尸炉西侧（今图书馆北侧），出口由灰砖砌起，拱形，高4 米，宽2.5 米。（8）洗衣房和澡堂，南北长15 米，东西宽约7 米，坐东面西，7 开间，面积110 平方米（今茶炉房北侧）。（9） 劳工斋，3开间，面积40 平方米（今科学会堂南侧）。
　　上述建筑， 除劳工斋外， 都是日本建筑风格。至今仅存洗衣房和一个地下实验室，地下室存三孔窑洞，面积约60平方米。
　　2、伪军伤员治疗室在医院主区东院（今府上街1 号）卢氏宅院，20 余间房子，设立5 个病房，老百姓将这几个房子称其为“汉奸治疗室”。
　　3、药库设在原潞安府衙大堂、二堂、东西六房（排房）西花厅院，各个房间堆放着药品，日军设置岗哨，严管库房。
　　医疗机构组成人员和劳工
　　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潞安陆军医院的日军将医院的档案、资料、病历记录、活体解剖记录全部烧毁。下述潞安陆军医院医疗机构及人员情况，选自日本军医汤浅谦忏悔实录《抹杀不掉的记忆――在潞安》。
　　医院设病理实验室、监察室、人事科、药库、外科、传染科、牙科、药剂科等。设院长1 人，总务主任1 人，会计1 人，军医8 人，牙科医生1 人，药剂师1 人，护士工1 人，护士长1 人，护士10 人，卫生员70 人，士官和下士官20 人。另外，雇用20 名中国劳工（苦力）。（原文有上述人员名录，本文未载――编者）
　　“活体解剖”情况
　　1、长治市公安局原治保科长卢荣生说，1946 年， 我长治驻军在卫前街（今莲花池北侧） 搭台召开斗汉奸大会，参加会议的各街道群众约1000 余人。长治府上街居民冀秀兰（女）在批斗汉奸大会上，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汉奸魏花狗出卖其弟冀潞昌，被潞安陆军医院活体解剖（老百姓称“活剥人”）的事实，参加会议的人们强烈要求人民政府处决魏花狗等汉奸，会上将魏花狗等罪大恶极的汉奸当场处决。
　　2、长治市第二中学原副校长陶�（1925 年出生），在《日军解剖活人作试验品的罪行》一文中记载： 1944 年被日军“红部”宪兵队，逮捕并酷刑拷打的长治县游击队长金如壁烈士，就被活体解剖，死在这里（潞安陆军医院）。
　　3、原长治市下南街党支部书记于振河，现年86 岁。2007 年10 月19 日笔者与卢荣生登门拜访于振河，老人写出证明：“杜富军，男，长治市下南街人，1943 年被日本宪兵抓到潞安陆军医院被活体解剖了，当时杜富军17~18 岁，为八路军地下工作者。”
　　4、徐月根，男，长治市石头街人，83 岁，为郝三狗舅父，他提供证明材料称：“郝三狗、万长孩家住演武巷，现无后人，1942~1943 年，两人被日军抓到潞安陆军医院，活体解剖了。”
　　5、“我叫裴荣生，现年66 岁，家住下南街华东小区6 号楼。父亲裴胖狗，也叫裴黄狗，为八路军，1943 年冬天的一天凌晨四五点钟，在日本宪兵队警察所王鹳、魏花狗的带领下，几个日本宪兵闯进我家院内，将父亲抓到宪兵队，后来带到潞安陆军医院（今长治二中）被军医解剖了，那年我仅2 虚岁。父亲遇害后，母亲周改先无法生活，气得拿起剪刀将自己的乳房割去，第二年离开人间，我大爹裴喜狗将我养大。
　　裴胖狗儿子：裴荣生 2007 年9 月29 日”
　　6、2007 年9 月15 日，笔者与卢荣生到朱喜风、郭福金家调查，写出了《郭金富遇害情况》，内容为：郭金富，男，长治城下南街温昌巷人，1943年参加八路军，与他一起为八路军做地下工作的有周福顺（解放后任长治市粮食局长，文革中受迫害，已故）、程海发（长治城牛家圪道人），后被日本宪兵发现，1943 年在南街被捕，关押在日本宪兵队（原西街南侧梅辉坡北口，今西大街办事处南侧），郭金富被捕那年21 岁。
　　郭金富被抓到宪兵队，他母亲领着11 岁的侄女朱喜风到宪兵队门口寻找儿子，遭到日本宪兵拒绝，第二天得知郭金富被送到潞安陆军医院解剖了。
　　7、靳增则，男，汉族，长治市中南街当辅院（今长治市食品公司南侧）人。1943 年，曾是决死队战士的靳增则，被日本宪兵抓获，在潞安陆军医院被人体解剖，家人没有找见靳增则的尸体。知情人，靳羊狗，77 岁，靳增则本家。
　　8、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档案资料记录，被潞安陆军医院解剖的还有周狗孩、秦贵元。
　　医院旧址上发现的尸骨
　　1、马喜良关于潞安陆军医院挖出两具尸骨的证明。
　　马喜良，男，回族，74 岁，长治市参府街人。其父马德忠1943 年到1945 年在潞安陆军医院做苦力，打扫卫生，日军投降，马德忠返家。马喜良证明：
　　1953 年，长治市人民检察院两位干部，到潞安陆军医院（今长治二中）寻找日本军医院埋葬活人解剖者的尸骨。两位干部找到我父亲，父亲与我带着两位干部和一名法医，在北侧首先找见解剖室，该室位于学校原操场西北角（今学生宿舍楼北侧），在解剖室南约14―15 米的地方找见尸骨坑，挖出两具尸体骨架（坑约1 米左右深），我与父亲将尸骨摆放整齐，法医下坑检验尸骨，拍下照片。检察院的两名干部让我父亲到马不离家找了两个箩筐，每个筐内放一具尸骨，我的父亲担着出了长治城东门，找了个地方挖坑将两具尸骨埋下，检察院干部发给我们劳务费20 元人民币。
　　2007 年11 月1 日 调查人郭新虎、卢荣生。
　　2006 年6 月3 日上午，笔者发现长治二中建体育馆挖地基，挖出一堆尸骨，尸骨残骸保留在地基坑的东墙上，我想这是日本军医将解剖后的中国人埋入坑内的，我硬着头皮将尸骨拍下，留下了日本军医解剖中国活人的罪证。
　　2、原长治二中后勤主任董启发（87 岁）回忆，学校建校办工厂时，挖地基挖出数具尸骨。现后勤主任赵志龙说，学校在教学楼，理化楼前后挖下水道时挖出尸骨、头颅。
　　医院旧址出土的器物
　　从2004 年起，笔者开始注意潞安陆军医院旧址出土的实物，共有100 余件，分为四种类型。
　　1、医药类：玻璃药瓶，瓶高4 厘米，直径2.5 厘米。樱花药瓶，红色，高1 厘米，直径1.3 厘米。玻璃试管，白色，高7 厘米，直径2.4 厘米。
　　2、武器类：子弹壳，铜质，高2 厘米，底径4 厘米，重9 克。军刀（残），铁质，长54 厘米，宽4 厘米。军壶，椭圆形，铜质，高14 厘米，底宽17厘米×9.5 厘米。皮带（残）长9 厘米，宽1.4 厘米。
　　3、医疗器械类：铁钩，长11 厘米，重40 克，吊药瓶使用。铁环，直径6 厘米，吊药瓶使用。手术刀，长15.5 厘米，宽2.5 厘米，重70克（残）。
　　4、生活用品类：青花白瓷盘（残），日本瓷器。青花瓷碗（残），日本瓶器。玻璃酒瓶，高19 厘米，瓶体下部铸：麦酒株式会社制。围旗瓷罐，高6 厘米，直径8.5 厘米。日本兵使用过的像架一副。铁质罐头盒十几个。
　　从2004 年到2007 年，笔者发现的上述实物佐证了潞安陆军医院的罪行，为筹建潞安陆军医院罪证馆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日本友人的一次参观考察
　　2007 年9 月1 日，日本研究医学犯罪的一个考察团，到原潞安陆军医院旧址考察。我们将100 多件实物和照片搬到二中图书馆二楼会议室，布置成临时展室。
　　下午2 时07分，7 名日本友人在长治市外事办公室和市对外友好协会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走进了展览室，接着长治市电视台和《上党晚报》记者及有关老师也来到展室。
　　考察团成员详细询问一些照片、实物的来源，我据实一一作了回答。
　　约两个小时的参观结束了。刘田史郎团长站在原陆军医院洗衣房前接受长治电视台的采访，说：“我曾在原潞安陆军医院军医汤浅谦那里了解到日本细菌战和人体解剖手术试验，不仅是731 做实验，潞安陆军医院也进行过大量实验。”
　　他又说:“现在很多日本国民不了解这段历史，这次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获取大量的真实的证据，告诉日本国民日军在731 部队和潞安陆军医院残害中国人民是真实存在的，期望所有日本人要正视历史，警省自己，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当事人揭露真相
　　原侵华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军医汤浅谦1915年出生在日本一个医生世家，中学毕业后考入慈惠医科大学，1940 年入伍，经过两个月的培训，被派到潞安陆军医院担任中尉军医。日本投降后，被阎锡山留用。1949 年太原解放，汤浅谦被俘在押。
　　1956 年6 月2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汤浅谦免予起诉，就地释放。
　　接受宽大处理释放回国的汤浅谦参加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1961 年被选为中归联常务委员。1991 年10 月15 日率中归联山西友好访问团一行4 人（其中一名是原潞安陆军医院女护士）访问了长治二中，并表示忏悔之意。2000 年8 月15 日，汤浅谦在大型文献纪录片《抗战》和六集系列纪录片《不只是731》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公开揭露日本侵华期间灭绝人性的活体解剖和手术演习的罪行。
　　根据汤浅谦的揭露，日本作家吉开那津子写成并出版了《抹不掉的记忆》一书，原潞安陆军医院汤浅谦在该书中不仅详细揭露了该医院实行人体解剖的罪行，还揭露了该医院培养细菌向抗日根据地实施细菌战的事实。书中叙述：汤浅谦将病患者身上的伤寒菌、痢疾杆菌分离出来，装入玻璃试管，存档在病理室。1942 年，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放疾水的士兵，不断从潞安陆军医院提取装有细菌的试管，随后将细菌投入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河内和井内。从1942 年春天起，到1943 年，太行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农村痢菌、流感、伤寒等疾病流行，发病率很高。汤浅谦在《抹不掉的记忆》中忏悔道：“我竟不知不觉成为大规模细菌战齿轮中的一个小齿轮。”

我是夏雯静

中日建交已近三十年了,此间中日两国人民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然而部分日本人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改写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种种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伤害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因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对日本侵华史进行一番回顾，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有利于更好地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
谈日本侵华的三大特点

    说日本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阵营中最穷凶极恶、阴险毒辣的一员一点都不为过。历史上它的侵华行为曾带给中国人民乃至整个民族以巨大的苦难与耻辱。在探究日本侵华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它的三大特点——疯狂性、残暴性与阴险性。
一、 疯狂性
    日本较之欧美列强而言，其侵华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就其疯狂程度而言无出其右者。老牌的英法美以攫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沙俄以侵吞我国的疆域为主要目标，而日本则是两者兼而有之。近代日本侵华的七十余年间，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总体上明治起步打基础；大正争雄巩固扩大；昭和步步紧逼全面侵略进攻。在明治维新的第六年，也就是1874年日本发动了最早的侵华事件——侵略我国的宝岛台湾，并勒索了五十万两白银。在当时，日本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国，可却在短短的二三十年的发展中一跃成为一个集军事性、封建性、垄断性于一身的帝国。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之后的《马关条约》，不仅获得大量的侵华权益、赔款，而且还割占了台湾、澎湖列岛。1900年日本又成为了侵华的八国联军中的一员。1904年为排挤沙俄控制中国东北和朝鲜发动日俄战争。虽未独占，但也夺取了不少权益。趁一战之际，日本无视中国主权向驻青岛的德军开战，夺取了其在山东的权益。同时还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29年的大危机促使日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在“田中奏折”中鼓吹：“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了整个东北三省。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开始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同时也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场的战火，甚至狂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此时的日本侵华已疯狂到了极点。
    究其在这七十余年里为何始终要处心积虑的征服中国，原因不外乎三点：
    一是日本是通过明治维新改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然而却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诸如军国主义思想、武士道精神，这些都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因此征服他国便成了皇军们最神圣的使命。
    二是日本作为亚洲东部的一个弹丸岛国，它的领土、资源、市场等条件远远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他们把目光瞄准了地大物博的中国。而当时中国国内的混乱衰落又为他们的侵略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三是远东的局势。当时欧美等国的实力远强于日本，却因为地理路途的遥远，列强间的众多矛盾等因素而终未能独占中国。而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及相当一段时间内英美等国对它的默许或支持政策，助长了它的野心，使它的胆子越来越大。
二、残暴性
    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是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忘记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如果说日本的疯狂性决定了它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残暴性的话，那么事实上它的残暴程度远胜于任何一个侵华的国家。他们肆无忌惮地蹂躏、屠杀无辜的中国人民，手段之卑鄙，程度之残忍令人发指。枪杀，绞杀，奸杀，解剖孕妇，活埋，掏心，截肢，挖眼，拿活人作细菌实验……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不否认欧美列强的残忍，因为近代史上他们也制造过许多惨案，大的有“五卅”、“沙基”、“万县”、“南京”等惨案，但惨杀总人数却远远比不上日本的一个旅顺大屠杀。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则更是惨绝人寰。在抗日战争时期，侵华的日军又丧心病狂地实行细菌战，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宁波的鼠疫史实正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证。十九世纪末，瑞士细菌学家耶辛和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于1894年分别在香港发现了引起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然而，在许多科学家和医学家纷纷探索防治鼠疫途径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及石井四郎等一小撮灭绝人性的细菌学领域的败类，却利用鼠疫杆菌这个凶恶的疫魔，将中国人民作为试验品，为其侵略战争服务。被称为“鼠疫场”的宁波市开明街一带就是日军利用鼠疫进行侵略的一个攻击点，也就在一夜之间，那里死亡几百人，被焚烧成一片废墟。此外在已公开的档案资料中表明，在整个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二十个省份均实施过细菌战，杀害我军民人数之多，难以统计。又据中日两国学者调查，战争中死于细菌战的中国人达到了几十万。[ii]
    至此，我们不禁为日军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行径而毛骨悚然，虽然说“无论哪个民族，一旦成为侵略的一分子，便都会成为残暴无道的鬼魅”，但分析日军之所以如此灭绝人性的原因，主要与日本短暂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有关。日本于1868年起经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相对于欧美国家来说起步晚，历史短，没有经过人道主义思想的洗礼，因此在思想上还保留着野蛮的封建主义的流毒。曾参与侵华战争的一名日军这样写道：“长期灌输的武士道精神，大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把我培育成了一个忠实服从并身体力行统治者政策的人，正因如此，我才扛着枪去侵略中国，相信多杀中国人才是‘为国’、‘孝亲’和立身处世之道，所以我在中国杀了很多人。”[iii]
    由此可见，日本残余的封建思想使日本人缺少人道主义精神，致使他们变得野蛮与残暴。另外，明治时期日本采用普鲁士式的军事制度进行改革，强制征集人民充为士兵，用天皇名义，用最野蛮蹂躏人格的军纪和法律束缚兵士的一系列措施，也为其后侵略的残暴性埋下了隐患。[iv]
三、 阴险性
    日本的阴险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以华治华”。通过扶植代理人来达到统治中国的目的。开始时扶植袁世凯，使他几乎全部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袁世凯死后，又相中了段祺瑞与张作霖；“九·一八”事变后，又抬出了隐遁中的原清朝皇帝溥仪成立“伪满”政府，以“日满一体”、“同心同德”、“皇族共和”为立国宗旨，大声疾呼要建设“王道乐土”以此麻痹人民。[v]当日本占领我国大片领土后，又故伎重演。亲日派的汪精卫自然成为了他们的最佳人选；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本抛出的“近卫”三原则使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些都表现了日本的阴险狡猾。
    二、实行民族同化政策进行奴化教育，企图消磨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沦陷区建立了一套殖民化的教育体制，向青少年灌输奴化思想，教科书以“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谬论为基本内容，学校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vi]
    三、利用日本的特务机构。在十九世纪的八十至九十年代时，因为中国在朝鲜的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远胜于日本而令他们大为不满，于是便派了许多特务到中国调查经济情报。值此毋须置疑，在侵华过程中，也少不了这批特务机构。他们以经商、访问、留学、传教等各种方式做掩护，大量刺探情报，收买汉奸，成为日本侵华的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如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政府就是他的“杰作”。“中国军队师级指挥官不少是土肥原的特务”。[vii] 可见日本的特务机构对中国的危害之深。
    日本为何如此阴险？原因很简单。首先因为它是个小国，若是全凭武力征服有着辽阔疆域的中国毕竟力不从心，而利用汉奸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是中国人民的积极反抗不得不使日本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再次就是日本人是黄色人种跟我们在体貌上有着相似之处，这就便利了他们使用特务手段，并在此过程中膨胀了他们吞并中国的心.
                                                                          
    人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的确，日本的侵华史是一段沉重而又屈辱的历史，它带给中国人民太多的伤害与苦难。虽然它随着时间流逝已成为了历史，但我们将会永远铭记这段耻辱的历史，更多地思索它的成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它会成为我们更好地建设祖国现代化事业，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动力。


选自教科书《世界近代现代史》第30页
[ii] 参考《宁波鼠疫史实》
[iii] 选自《日军侵华的自白》
[iv] 参阅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20—221页
[v] 参阅《日军侵华的自白》
[vi] 参阅教科书《中国近代现代史》
[vii] 选自《中外谍海纵横谈》
好地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

我是夏雯静

除了军事侵略，日本的大学在侵华战争中也难逃罪责。



二战时期，大量华人成了日本军方的试验品



日方在中国搜集了大量的人体标本



    7月23日，在日本民间组织的一次集会上，福岛医科大学讲师末永惠子女士做了题为《战时医学的实态——前满洲医科大学的研究》的报告，试图揭开日本在战争时期进行医学犯罪的冰山一角。  
                          调查历时一年  
    满洲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１９１１年在奉天（现沈阳）建立的南满医学堂，１９２２年升格为大学，１９４５年随着日本的战败而告终。关于研究满洲医科大学的契机，末永惠子表示，她去年４月去哈尔滨参观７３１部队遗址，深受触动，但她认识到，日本的战时医学犯罪并非仅限于７３１部队，而应该以更广阔的视野进行审视，于是开始重点研究原满洲医科大学的医学犯罪。
    末永惠子利用１年多时间，搜集了中国和日本的各种资料，包括证人的证言等等，并且亲自检视了当时遗留下来的标本。在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中，她详细介绍了日本战时医学积极参与殖民地政策，利用军事侵略进行医学研究，并且与日本军队和司法机构合作，进行医学犯罪的事实。  
                       满洲医大人体标本内幕
    当时的满洲医科大学拥有丰富的人体标本，据资料显示，仅理科生理卫生课程使用的阶梯教室里，每个座位都有一个头盖骨和脊椎骨，而且都是真正的人骨。单是解剖学教室就保存着５０个中国成年男子的喉头。
    即使在战后，一些研究人员也根据殖民地期间得到的材料获得了“斐然”成绩。例如，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西成甫、教授藤田恒太郎以及横滨医科大学教授胜又正共著的《人体显微解剖图说》中，消化系统的附图都是满洲医科大学的标本。  
    那么，满洲医科大学的人体标本是怎么收集的呢？据末永惠子介绍，最初是盗墓收集。当时，由于没有骨科教材，４个日本学生和１个中国学生编成一组，在零下五六十度的夜里去挖掘墓穴。
    此外，满铁还运来不少冻死的尸体，据末永惠子搜集到的日本人所著《殖民地生长的少男少女》一书中指出：“由于日本对满洲的侵略，中国人民被剥夺大陆土地，离开祖先的坟茔，并且有不少农民饿死，因此到野外收集人骨并不困难。”另据中国证人在战后揭发，当时学生实习用的尸体还由奉天监狱运来。
    从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５年，共运来了２００到３００具尸体。分析人士指出，监狱应满洲医科大学的要求将中国人的尸体作为解剖材料送给满洲医科大学，是对中国人民的反人道罪行。  
    根据末永惠子提供的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７日至９月１０日的满洲医科大学的解剖通知书来看，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解剖了２５具人体，多数都是壮年。根据档案上的标记，死者的出身地大多数是东北地区，但是也有来自山东、河北的人，其中一些病症，例如肋膜炎、肌肉风湿、胃肠粘膜炎症等，似乎并非致命疾病，加之死者多为青壮年，似乎不会导致患者立即死亡。  
    此外，日本人还进行了残酷的活体解剖。根据末永惠子搜集到的中国证人的证词，从１９４２年秋到１９４３年春，日本人在医院进行了５次极为残忍的活体解剖，被害者约为２５人，都是３０岁至４０岁的男性。他们都是夜间被日本的宪兵队护送到学校，在夜里进行了解剖。
    在解剖室周围，由日本宪兵严密警卫，禁止中国人入内。据中国证人介绍，他们在第二天进入打扫的时候，发现被害者头部被锯开，大脑被摘除，背部中央也被锯开很深的沟，脊髓被取出，胸腔也被打开，心脏、肝脏、脾脏、肺、肾脏、肠都被作为研究材料而切除了一部分，两眼也被挖出，全身已经没有一处完整的地方。  
    当时的满洲医科大学还利用日本的军事侵略进行研究。例如热河的地方性甲状腺肿大，是日中医学界注目的话题，但是并没有轻易调查的机会。但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给满洲医科大学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趁着“皇军”的热河作战，一些教授得到军队的援助进行了相关的调查研究。病理学教授久保久雄在１９３４年刊登在《东京医事新志》上的《两小时解剖１２人——匪徒（指抗日人士——编注）的末路》一文中，交代了利用日军扫荡时杀害的所谓“匪徒”进行解剖的事实。当时的一些教授还与７３１部队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微生物学教授北野正次后来调任７３１部队长。  
                           末永惠子的动机
    从当时研究人员的研究记录中，可以看出对中国人的蔑视和作为日本人的优越感。如“大骨节病是文化低的部落民发生的野蛮病，因此，在拥有高度文化的日本人中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阻碍日本人在大陆发展。”末永惠子指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是对中国人医学犯罪的一个因素，但是并不是必要条件。  
    报告结束以后，听众纷纷对末永惠子在当前“逆风”的情况下勇于揭露日本的战时罪行表示钦佩。末永惠子的研究可以证明，战时的满洲医科大学积极参与了利用军事侵略进行医学犯罪的活动，而这也许只是日本当时的医学犯罪的冰山一角。

日本帝国主义宪兵权力很大，特别是在没有民事警察机构的战区，负有刑事侦缉、维持治安、审判的职能。日军全面侵华后战区迅速扩大，原有宪兵不敷使用，便征召当地侨民、浪人辅助抓人和搜查。

七七事变后平津先后沦为敌手，日本宪兵队即开始对抗日军民进行血腥报复，凡是参与过抗日活动的市民、学生，以及参加过抗日作战的士兵，他们抓到之后都要严刑拷打甚至处死，其恐怖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为了尽快挣脱魔掌，许多人选择了天津，因为那里有租界，当时是唯一的稻草。从北平到天津，即使是乘火车，也要走十二三小时，沿途各大站均有日兵检查，凡遇到学生及貌似军人的当即捕去。

火车到达天津东站，就像到了鬼门关。“车一入站，车门由日军守住，不许下车。站台上栅栏门下了大铁锁，栅栏门外边两列日军荷枪对立，中间只留一条狭路，枪刺在阳光里闪着光芒。”“等了二十分钟车门开了，像放猪似的这些负着亡国亡家二重痛苦的人，背上受着皮鞭的敲挞，从那小小的狭路中挤出去。”“一幕幕极人间的惨剧展开了：学生模样或年轻力强的人受着枪杆的敲击，被命令着-右边！就给踉跄着推到右边，拘到一处，分明是走入了厄运；侥幸未拘走的人，拾得一条性命慌慌张张的向外窜。一个怀孕的妇人受不起惊吓，尖锐的高叫一声面孔僵白滚倒地下，污血流染了一地；年幼力弱的孩子给推挤得倒下，还未喊出声，就为无数脚践踏着剩得奄奄一息了；一个驼背的老翁眼力不济，摸索着往前走，嫌走得慢吧，一双皮靴踢过来，老翁应声跌伏地下，口中吐着白沫，一个热心青年过去刚要搀扶，被另一只皮靴踢过来-右边！那老翁就这样没人理会地痉挛着伏在地下；一个小娃从母亲怀里惊醒了，哇哇啼哭，母亲情知不妙，用手扪紧了小娃娃的嘴，偏这小娃倔强地挣扎，发出一片凄厉的哭喊，但听一声吆喝，这婴孩飞到半天空，那有着忠厚朴实面孔的母亲，望着地下手足乱动的小宝贝，猛地闭上眼睛往后倒下；年轻的妇女在通身受检查时，除无理由的损失一些财务外，受到公然的辱弄，她们低垂了头，涨红着脸，让一包眼泪在眼眶里滚动不敢流下来。”一个从北京逃来的学生，亲眼目睹了日寇的暴行。

“我早已被带到右边！没让我看完那些惊心动魄的惨剧，便由日军押着，随同百余同难者一齐解到日本宪兵司令部。这多人共囚在一间幽暗的小屋子内，像被一只魔手扼住咽喉似地静悄无声。”

“第二天早晨，两排枪护着我们走出囚室，迎面爬来一堆鸠形鹄面的人，破旧的灰军服撕裂着，一眼望过去，突地一阵猛烈的战抖通过我的全身，我将头低转过去。那些人鼻子给刺穿了，用一条长长绳子通过去，连成一串代替了手镣足铐，他们不能走，只能爬，因为腿部大都被打断，背上一股股血流出来，大群苍蝇聚在上面，嗡嗡地吸吮着，有的眼睛溃烂了，流出脓血来，他们无力地呻吟，无力地爬。”

“开首被审的是学生模样的强壮青年，许多人大抵略略问过就押走候第二次更严厉的拷问。但其中有十六位，刚一被问到抗日否？就慷慨的挺起胸来说：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抗日？这坚定地回答，如一声霹雳震呆了上下一伙人。然而他们一齐被拉走到旁近邻室内，随即一声尖利的如深谷中狼嚎的悲号刺破了空气，钻进每人耳中。我们一群人有三个晕倒在地下。”a.

卞慧新是在8月16日被捕的，“下车人多，等待放行。站内人多，许久才挨到出站口，日人听我说是清华学生，留下不放行。最后随同三五十人押到特三区大中银行货栈院内。”“8月17日晨又讯问，至12时许，仅剩5人，除我外，尚有黄品长、谭彦和、田金铭、白家祉，都是清华学生。下午2时许，用无篷无座位之小汽车解至日租界日本宪兵本部。将个人行李及随身钱物等登记扣下，分别关进黑屋子。”在这里，他遇到了《新天津报》社长刘髯公。

日军占领天津后，他们企图压制舆论控制媒介，散布悲观失望情绪，使之为日军侵华工具。事变前天津尚有大型报四种，小型报三四十种，西文字报五六种，凡不按日方授意出版的一律关停，凡不遵从日方安排的经理人一律逮捕。

“这间黑屋子约有五六平米，前面为木桩栅栏，门内有一尿桶。屋内先有一人，躺在搭搭密上，衣服褴缕，乱发长须，有似南市乞丐。自报是《新天津报》社长刘髯公，并谓前些日子乘汽车从意租界报社往法租界，在万国桥头遭日军劫持至此，遭毒打伤腿，拘禁此屋。其妻来要人，即被拘禁；其母又来，也遭拘禁。现在腿伤出血，沾住裤腿，躺着稍一转动，疼痛难忍云云。其状殊为可悯。”

“8月18日下午又来一人，自云师潜叔，为崇德堂翻译、天津《益世报》董事会秘书，今日同经理生宝堂从意租界报社去法租界，在特三区遭劫。师谓髯公在天津沦陷前痛斥日寇发动侵略战争，杀害中国人民。沦陷后虽不再责骂，日人记恨已深，故遭此毒打。”b.

    刘髯公是8月5日被捕的，半个月前被捕的上海申、新两报驻天津特派员王研石，也曾被关押在这里。他是在特二区家中被捕的，被押上汽车，“循法国桥经法租界，越新寿街，曲折多时，到达日租界春日街日本在天津宪兵总队部。”

王研石在1938年在《被日寇囚系半载记》中，详细的描述了日本宪兵总队的位置，以及被囚禁的情况。

“我被禁的拘留室，作长方形，系位于楼下，宽约四尺半，长约七尺（1.485×2.31=3.43㎡），地板上铺有日本制凉席一方，宽约三尺半，长约五尺，席外则铺有军用毯一条，里左角置有马桶一个，右角则堆有棉被一床，室内光线不足，黑暗异帝，虽在白昼，亦燃电灯。墙壁泥污斑驳唾洟殆遍，且纵横刻画许多字迹，屋顶蛛网尘灰旋络满是，苍蝇如蚕豆般大，阖室乱飞，嗡嗡之声，使人闻之，倍增烦恼。马桶气味充满一室，触人鼻端作辛辣般恶臭。门端木栅，每根方形粗有四五吋，密密竖立，两根的距离所留只有一指大小，栅门上下各开一方孔，为传递饮食处。”

“午后天气转热，室内空气渐不够用，栅门虽有间隙，并无冷风吹进，闷坐于中，即觉马桶气味熏蒸，袭人鼻端欲死；同时復因苍蝇飞集，更使人分外苦熬”。c.

北平宏达高中学生赵新，也是由北平来，行至特三区码头被捕，王研石见他被押到宪兵队时，“捆绑甚紧，两手被铐，口内復勒一绳，若马之衔环，衣扣亦均敞开，形状至为狼狈。”

春日街日本宪兵总队，门外堆积着沙袋，佈有电网，并有武装日兵荷枪鹄立，警戒殊严。这里是关押、侦讯、拷打爱国志士以及有碍于大日本帝国圣战的人，但凡是从这里走过的，不死也要脱层皮。

据与刘髯公同室的难友说：“刘君则负重伤，两腿被打不能动转，左脚踝骨似碎，不能起立，一耳被击出血，听话则须侧其好耳。”刘先生受到的是怎样的酷刑，我们不妨从难友的描述中感受。

王振海，居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对过，饭后在门外乘凉时，向海光寺兵营看了一眼，便被日本宪兵队抓来。“三四人将其捆绑手足，置于地上，胸际置一椅，一日人坐其上，使之不得转动，一人使数丈长粗如儿臂胶皮管，一端接龙头上，一端以手执之，向其鼻孔灌注，历数十分钟方止。渠被灌绝气者数次，均为日人以水喷醒，后復以用香火向胸背灼烫，三四人抡木棒更番大打。”c.

英租界黄家花园公顺合染店少东宋金义，被日人疑其为宋哲元副官抓来，其自述：“六七个人，以木棒、皮鞭，没头没脑，将我乱打一顿，我被打时，虽喊至声嘶力竭，日人亦不住手，直到我已晕死，方停敲击。”其被水浇醒后“又过来数人将我按倒，一人骑我身上，使我不得动转，一人则按住我两腿，另有二人用碗口粗细木棒，专打我下肢，致我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又两次。”“翻开裤管与我（作者）看，则两腿被棒打已破乱，皮肉绽裂，血液凝污自胯而下，几不辨血肉，白色单裤，血染遍红，令人见之不敢注视。”c.

还有更惨无人道的，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老虎凳”。

被捕的天津小报记者胡春水，描述其被刑经过：“昨早我被提到宪兵队，足甫逾国。即有两宪兵各握木棒，如雨般向我打下，我被打跌扑数次，均为踢起。约打刻钟，方绕住手，时我周身青紫，肿痛已不能动转，日人令我坐于地上，讯我口供。”“日人认我扯谎，取出一种刑具，系一长约五尺，宽约三尺六七木板一方，上有四块锯齿状木垫，并有四条皮带。日人强我脱光衣服，逼我爬在板上，将我膝盖及肘端放正于木垫上，然后用皮带束紧，使我不能动转。木垫锯齿渐次嵌入肉中，痛不可当，若少移动，愈难挨忍。此时我臀部高耸，俯伏于板上，日人逼我速说实话，我不肯讲。渠等即以皮靴轻踢我臀部，我身躯略一悠动，膝肘立如刀割，痛极大喊。日人不顾，分持皮鞭木棒如铁匠之击铁，此起彼落，向我脊背、两膝及两肘大打，打脊背时，犹可咬牙挨忍，打膝肘时则痛徹心髓，不能须臾支持。渠等则擦火柴掷在我尻部，或臀孔内，火着皮膏，燃烧的吃吃发声，痛的我直着喉咙喊叫，声嘶力竭，气息就微。日人惨忍万分，不少见怜，仍继投火柴，及香烟头不已，烧的我喊声皆无，人入昏迷始罢手。计早九时被讯，午前仅遭鞭棒痛打。午后二时续讯，则上木板，烧打，至晚七时停刑，松解绑扎时，我已伤重，难以起立，欠伸多次，皆痛极而仆。”“胡述毕解衣示众以伤痕，除脊胯两膝两肘青紫高肿外，尻部为火烧疤痕十余，其中最大的有酒杯口样，深则数分，均已焦黑不辨皮肉。”c.

据统计，当时日本宪兵队行刑的暴虐兽行，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向鼻孔灌水。用胶皮管或洋铁壶，灌自来水、煤油水或石灰水，连续多次。“将其放倒地上，胸部置椅一把，一日人坐其上，不使转侧，另一日人提石灰水两壶向其鼻孔倒灌，渠昏厥两次。”“胸膈受水灌注，发热益剧。”

    2、用木棒、竹剑大打。“所击处均为要害，致胸、肋、两胯、两膝，皆负重伤。”“搥楚声如擂鼓，受刑者惨号甚戾。”“以巨梃击其头颅，脑门为裂，血流数碗，昏厥三四小时。”

    3、打。打嘴巴、打手心。“手掌被打肿有数寸。”“左颊被击亦肿起殊高，夹耳根起，指痕宛然。”

    4、烫。用香火、烟头或火柴，胸背“为香火灼伤殆遍，血肉焦黑，模糊一片。”“擦火柴掷在我尻部，或臀孔内，火着皮膏，燃烧的吃吃发声，痛的我直着喉咙喊叫，声嘶力竭，气息就微。日人惨忍万分，不少见怜，仍继投火柴，及香烟头不已，烧的我喊声皆无，人入昏迷始罢手。”“尻部为火烧疤痕十余，其中最大的有酒杯口样，深则数分，均已焦黑不辨皮肉。”

    5、摔。“两日人施其贯跤术，大摔特摔，渠当时头目昏眩，不辨方向，气结几死。”

    6、冰。“绑坐一椅间，取冰一块，令其抱持。又一日人剥下其衣裤，用一冰棍，向其生殖器拨弄。”

    7、抽。“以皮鞭痛抽，两肋无完肤，一息仅属。”

    8、侮辱。“强将三妇女衣服剥掉，赤身露体蹲于门旁，任日兵的抚扪。后半夜且带往楼上，不知做何悔辱（强奸），迨翌早方逐下楼，三妇女已狼狈不堪，面无人色，两目红肿，泪痕未干。”

   9、恫吓。“突出手枪向渠瞄准，作欲射击壮，仍恫吓其说实话。”“将我倒绑二背，拖于门外，一人取出手枪，拟我颅门，逼问我是否引去？”“日人厉声告我道：你即不去，抗拒皇军宪兵队，唯有枪毙你。旋以手巾遮蔽我二目，枪管抵我头颅上。问我道：你有什么遗言吗？有告诉你妻子的话吗？如有赶快说，还有三分钟，你就死了。”

  10、束缚。“捆绑甚紧，两手被铐，口内復勒一绳，若马之衔环。”“两臂反结，放置地上灌水。”“那些人鼻子给刺穿了，用一条长长绳子通过去，连成一串代替了手镣足铐。”

  11、夹。“尤有以两只铅笔梭其手指者，至头顶肿包坟起，手指亦红肿破皮。”

  12、老虎凳。“长约五尺，宽约三尺六七木板一方，上有四块锯齿状木垫，并有四条皮带。日人强我脱光衣服，逼我爬在板上，将我膝盖及肘端放正于木垫上，然后用皮带束紧，使我不能动转。木垫锯齿渐次嵌入肉中，痛不可当，若少移动，愈难挨忍。”

还有其它手段就不一一例举了。

宪兵队捕抓是目标，其首选是抗日分子。如参加长城抗战29军官兵，有痛击日寇的天津、通州保安队和便衣队，再有就是声援爱国志士的市民、学生，以及鼓动抗日的新闻媒体；还有就是共产党、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地下抵抗组织。总之，不管是谁，无论是在言论上还是行动中，只要反日，只要妨碍日军大东亚圣战，他们都要抓，并施以酷刑。对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他们以疯狂的报复，来满足他们扭曲的心灵。

日军占领天津后，他们接管了除英、法、意租界外所有行政区的警察及其刑侦系统，日本宪兵队派人进驻些机构，监督这些旧警察为他们服务。凡是逮捕到的可疑目标，首先在这里侦别，重要犯人直接移送日本宪兵队。这些人被送到日本宪兵队总部，由莳苗所领导的小组负责审讯和处理。

日本宪兵队曹长莳苗，此人为宪兵分队特高系主任，时调宪兵总部负责，“其凶很毒辣，兼而有之，学问亦不差，讯究最详，殆无一人可获完肤于其前者。”审讯后，即被送到香取街（绥远路）宪兵宿舍关押。此时，这里已经改建成监狱，先后建有9个“留置室”，同时关押过104人。

同时关押抗日志士的还有海光寺，留置室设在兵营后边的一个仓库，被关押在那里的难友讲：“渠等于被讯后，被送至海光寺兵营禁押，囚于仓库内的新留置室，宽仅四呎半，长约七呎的斗室，囚渠等八人外，復益以小镇江于内。九人挤在一处，动转皆无余隙，彼此争抢栅门旁坐，以通风呼吸。室小人多，天气溽热，终日满头满身大汗，彼此以汗洗浴，无法擦抹身体，则撕毁衣袴做手巾。四五日不给引水，三四日给一次干饭团，向监视索水，即遭大骂。九人渴的眼红耳聋，实出无奈，乃溺尿饮之解渴。渴时多，溺时少，其后尿已成珍贵饮料，彼此自靳，不肯相互通融。室内无马桶，大便无地去遗，遂痾于破衣袴内，裹放栅门外，为日兵所见，即逼令取回。后来无法，乃痾于鞋子内，自后窗棂孔塞出。孔小鞋大，淋漓满窗，臭愈不可闻矣。”c.

他们在这受到非人的折磨，“有数人实在饥渴难挨，乃合力以破碗剜开后墙，越狱逃走。”“墙外则系水沼，不善泅水的被溺几毙。夜间海光寺军营，有警犬逃狩，闻声狂吠、追逐，有数人遭日军及军犬追获，得逃脱的不过三四人。李则系逃至中途被捕回的。凡被捕回的，日兵则绑于木杆上，唆犬狂噬，或以皮鞭痛打，有数人被击重伤，不能起立。”

被监禁在香取街的囚犯也有越狱计划，其中的组织者就有《益世报》经理生宝堂和董事会秘书师潜叔。与其生不如死，不如冒死夺条生路。参加此项密谋的有十二三人，他们的计划，是拆破后窗铁丝网，拆下铁条，夜间钻窗而出，躍垣登隔邻中国人家屋顶，再躍往马路，经宫岛街北端，折西而行，穿淡路街过西开小桥奔入法租界，即可安然脱逃。由于叛徒出卖，此十余人即由宪兵补助队执系而去，惨遭枪杀。

随着战线不断的南移，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平津一带的抵抗呼声愈来愈弱，在日本人的一片呼声中，春日街中国人的惨号也愈不搭调。1937年底，春日街的宪兵总部搬到相对偏僻的吉野街，香取街监狱也改成陆军仓库，但日本人的暴行并没有就此而结束。

a.阿英等《铁蹄下的平津》
b.2007，卞慧新《纪念难友刘髯公先生》
c.1938，王研石《被日寇囚系半载记》

                                 本文感谢万鲁建博士支持

我是夏雯静

苦难的试炼（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一个主日上午，弟兄们正在传福音，李师母和孩子也都分别在聚会，我在执事室忽然有个感觉：“快快回家，趁着你妻子、孩子都不在家，把睡房和书房里一切的文件，整理出来，丢到炉灶里烧了。”那时，我和海外有些通信，和重庆、南洋有些地方也有通信，都是说到召会的事。日本人最嫉恨的，就是本地人和重庆、南洋、外国通信。我平常有用通信簿的习惯，信件也多，甚至还有些别的记录。若是日本宪兵队捉我，一定会根据这些来审问我。我相信那感觉是从主来的，所以我赶紧回家，把那些文件尽都烧毁。烧完后，再若无其事的回去聚会。

　　到了周一上午，我一如往常八点以前到会所作事。坐下不久，就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虽然身穿中国长袍，脚穿中国土鞋，样子一看就是个日本样子。另一个是中国人，大概是个汉奸。他们要将我带到宪兵队去，我立即打发一位弟兄，将情形告诉李师母。他们把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之后，对我很客气，中午吃饭时，还请我吃水饺，一直等到晚上，都没有人来问话。过夜时，也没有把我下在监里，反而把兵丁睡觉的床让给我。

　　奇妙就在这里，前一天我照着里面的感觉，把家里的文件清理干净，第二天早晨日本人就来将我带到宪兵队。之后，他们就到我家里去搜查，睡房、书房、柜子、抽屉，到处搜，什么也没有找到，只翻到我读经记录的活页夹，是我读雅歌的记录，说，一个人爱主，就要像一个女子追求一个可爱的青年一样。他们就拿这样一个凭据审问我。

　　更妙的是，我在家里清理文件的前几天，有一晚我作了个梦。圣经里是有梦的，我绝对相信有属灵的梦。倪弟兄也有过这样的梦，正如在第二篇所题过的，在他见李渊如小姐之前，就已在梦中看见过她。我这个梦是很有意义的，梦里我头戴礼帽，手拿拐杖，像是个绅士在路上走着，到了一个又陡又弯的下坡路，有四、五个台阶，很难走。我就靠着手中的拐杖，尽最大的努力，一面下一面转弯，勉勉强强的走下去了。正要喘口气，忽然间来了一只大狼狗，狗的颜色就是日本军服的颜色，这狼狗扑到我身上来，我虽然受了惊吓，却一点也没有受伤。狗走了之后，我再往前，前面是一条康庄大道，有如早晨的黎明，阳光非常鲜明。我就上了那条康庄大道，直往前行。我里头印象很深，觉得这不是个平常的梦。

　　后来我明白，我是个蒙恩的人，好像个绅士，而拐杖就是神的恩典，我靠着神的恩典行路。陡弯的下坡路，就是对日抗战末了的四、五年，那真是艰难的时期。那时我家里艰难到一个地步，吃豆渣饼，那在北方平常是用来餧猪的。那四、五步台阶，就是那四、五年间，我被日本人下监一个月，经拷打、审讯、多方的折磨，回来后生了严重的肺病，病了二年半，身体非常虚弱。我就下定决心，把召会的工作交给弟兄们管，家里就由李师母管。那几年的环境实在艰难。

　　我是这样艰难的靠着神的恩典，靠着那根拐杖，走完那四、五步路。正当我要喘口气时，来了一只狼狗，从那狗的颜色，我就知道是日本宪兵队要来对付我。梦醒后，我就知道日本人要来了。主日那天，我感觉要回家整理东西，或许也是因那个梦的关系。


然而梦中很清楚，我只吃惊没有受伤，并且过了之后，就是康庄大道，且是黎明的时候。我知道过了这四年，主就给我开路，那是条康庄大道。这梦今天还在应验。这是我被带到宪兵队之前所作的梦。带到宪兵队那天晚上，我睡在一个士兵的床上。结果，梦又来了，那只狼狗又来了，它围绕着我，一直缠磨折磨，真是让人受不了，但我还是一点也没有受伤。醒来后，我就知道又要受折磨了。事情也果真如此，在审问时，逼问、拷打，整整受审一个月，一天最少两次，一次最少两、三个钟头。那真是折磨，正如梦中所见的。

　　那时中国人在日本军队之下，没有一点保障，日本军杀中国人比杀一只鸡容易。像我这样的情形，早该拖去杀死了。然而，那是一九四三年五、六月间，正是日军太平洋战事失利的时候，所以占领军很怕得罪中国的人心，尤其是中国社会里能起作用的人。在他们看，我就是能起作用的一位，因此我没有丧命。这实在是主主宰的保守。
　审到末了，他们想出了一个计谋。这一天，日本人和翻译装模作样的坐在那里，问我，“你整天讲神，到底神重要，还是国家重要？”他们是想要我说国家重要，因为那时日本在东北成立了伪满州国。然而我若真说“国家重要”就中计了，他们会认为我是表面上挂基督教的招牌，骨子里是为国家作事的人。主给我智慧识破他们的计谋，所以我不肯回答那个重要。他们就一直要我说，我就说，“神重要。”最后，他们就说，“从今天起不给你饭吃了，你去跟你的神要饭吃罢。”

　　他们因着怕中国人坐监出去后，把消息带出去，就不准中国人和我一同坐监，所以与我一同坐监的，乃是个年轻的希腊教徒。我们两个都会一点英文，就用英文交谈，了解彼此示意的情形。他知道我是为着传福音进监，也很敬佩我。晚上，送饭的来了，对我说，“不给你饭了，神给你罢。”这个希腊人就问怎么回事，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他听了之后就要把他的食物给我，我不肯，他说，“你非吃不可，你为主受苦，难道我就不能牺牲一点么？”不错，真是神给饭吃，并且给的更好，因为给中国人的是窝窝头，给这个希腊人的是面包、牛奶。那是我进监以来，最好的一餐。

　　第二天，我被拖出去之先，日本人还没来，翻译的人先到。他虽然作翻译，但在那个场面里，一点也不知道日本人所设的计谋。他以为是我答错了什么，以致连饭都没得吃。他不知道，我若说国家好，就中计了，日本人就以为我是为国家工作的。他们就是要察看我，是不是挂着基督教的牌子为国家效力，以国家为重，还是真正的传道人，以神为重。所以，日本人一开场就问说，“神给你饭吃了没有？”我说，“神实在是给我吃了。”后来又试验我：“你为什么叫那个大会作复兴会？”他们怀疑我是要复兴中华。我就慢慢告诉他，我们的召会凡事都照着圣经，在各公会是叫“奋兴会”，这个在圣经里是没有的；圣经是说“复兴会”。那天他桌子上正好有一本先前我送给他的圣经，他马上把圣经丢给我，要我证明圣经那里说到“复兴”。我一翻就翻到哈巴谷三章二节，我指给他看：“耶和华阿，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我说，就是这个复兴。那才把他完全征服了。他想圣经有一千多面，他问我一个辞，我一下子就翻出来，证明我实在是个神迷，只懂圣经。这才了事。

　　晚上梦又来了，又是一只狗，这次不是大狼狗，而是一只小狗。这只小狗看看我，很不好意思，摆摆尾巴，就从北方住宅院墙下靠近大门边的小洞钻出去了。我一醒来，就知道没事了，没问题了。果真，他们再找我时，不仅表示他们的抱歉与亏待，甚至那个态度就像那只小狗一样。在送我回去以前，就送信给我内人，请她把干净的长袍大褂送来给我，还找理发师给我理发，并且请我吃一顿饭。到了晚上就送我回家，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我回家以后，过了一个主日，周一，日本人又来了，很客气的又对我说对不起，然后请我帮忙作点类似监视的事，我含糊的应付过去。下一周，他们又来了，问我有没有情报提供给他们。感谢主，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我突然吐血，倒了下来，患了非常严重的肺病。消息传出去，日本人最怕肺病，就对我放了手，但规定我出入烟台，必须特别到宪兵队去申请。

当时我本想离开烟台，但有些熟知时局的弟兄劝我先不要动；我就在烟台养病一年。到了一九四四年十月间，日本人无暇注意我，我就把家眷留在烟台，自己到青岛再休养一年。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答应无条件投降，一切正如我所作的梦，主把我救出来，脱开一切的艰难。以后大陆变色，我就在倪弟兄打发下离开大陆，在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
李常授牧师 1905年出生

著有 《英文圣经恢复本》首本由华人主持翻译的英文圣经
近两千篇的《生命读经》

位于中山区明泽街76号，建于1920年，建筑面积1990平方米，和风现代建筑。

　　1905年2月，日本宪兵总部在旅顺成立关东宪兵队，下辖旅顺、大连、辽阳、奉天、公主岭、安东宪兵分队，掌管关东州内及满铁附属地的军事警察、保护满铁设施，侦察与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同时，搜集中国东北地区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为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九·一八”事变，扩大侵略中国战争服务。

　　1920年，大连宪兵分队迁入该楼。1939年8月，正式成立大连宪兵队，下辖大连、旅顺宪兵分队。

　　1945年8月，该楼被苏联红军接管。9月22日，驻大连苏军司令官高兹洛夫命令日本关东州厅长官今吉敏雄及所有部下，从坐落在沙河口星海公园一带的关东州厅长官官邸和州厅部长级馆舍全部迁出。9月23日上午，今吉敏雄执行了此命令。下午今吉敏雄来到州厅，遭到苏军逮捕，被关押在大连宪兵队本部。与今吉敏雄一同被捕的有内务部长中野四郎、经济部长前田正夫。经过3年的关押和审讯，1948年9月，今吉敏雄被押往前苏联西伯利亚。

　　1955年5月，苏军撤离旅大，该楼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今为解放军某部财务结算中心。

2014年9月2日  北京  协和医院路北，如果不是开着导航，记者一定会错过这条早已不像胡同的“煤渣胡同”。由于紧邻寸土寸金的协和医院，胡同里密密麻麻停满了机动车辆，行人只好紧贴着墙根行走。路边早已见不到青砖灰瓦的平房，一栋栋楼房伫立在路边。

煤渣胡同7号院9号楼，看起来似乎和其他的楼房没有任何区别。夕阳下，几个孩子开心地在楼下奔跑嬉戏，而大人们则站在楼下的阴凉处聊天。住在这栋楼里的居民，几乎没人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后，这里曾是日本宪兵队队部的原址。

记忆：

清咸丰11年，也就是1861年，在此设立神机营衙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衙署被破坏。光绪末年，清政府在此地办起了“贵胄法政学堂”。民国时期改为陆军军部军需学校。北平沦陷时期为日本宪兵队队部。大院最后排的矮房是关押中国人的牢房。新中国成立后改建为同仁医院宿舍，后拆除建成中央美院宿舍楼。

我是夏雯静

“70多年了，关于太爷爷的历史，在家里历代都是一个不能说也不能问的秘密，祖辈们都说被‘通苏’牵连是要杀头的，所以太爷爷隋广文的名字只能深深地铭记在我们后代的心里。”如今生活在山东潍坊、年过五旬的隋晓光，提起曾被“七三一”“特别移送”的曾祖父，在电话一端激动地告诉记者。

所谓“特别移送”，是指关东宪兵队等军警机关不经军事法庭审判，便将抓捕的抗日爱国人士及其他人员秘密移交到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隐匿行为。这段本要被日本人带进坟墓的历史，被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在挖掘历史文物和史料时意外发现，这不仅是“七三一”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更是七三一部队进行反人类人体实验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在七三一陈列馆的殉难者姓名墙上，有1467个名字是被记载在“特别移送”档案中的，目前只有隋广文等数十名受害者的家属，通过不同途径得知了亲人的悲惨遭遇，更多的家属尚不清楚亲人命运，甚至到弥留之际还盼望着他们回家。金成民说，他在整理考证相关史料时发现，当年被“特别移送”的人员多是被日本宪兵队以“苏联间谍”名义抓捕的，其中主要是抗日地下情报人员，因为他们很多都采用假名，所以他们的功绩一直无人知晓，甚至有些受害者还背负着“汉奸”的罪名，以致他们的家属都被株连受屈。日本侵略者曾想将他们从历史中永远抹去，但是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忘记他们。

网上得知曾祖父被“特移”

作为家中长孙，隋晓光觉得自己有义务将家里族谱整理清楚，经常上网查阅关于曾祖父那个年代的历史。去年，他在“七三一”网站上无意间看到了公布的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名单中有“隋广文”的名字，而且被捕时间和自己曾祖父从家中被抓走的时间一致。于是他主动联系“七三一”工作人员，想求证是否是同一个人，并于去年协同“七三一”历史研究人员，到密山深入了解了当年的情况。

据“七三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多方调查取证，目前已经可以确定，1942年被送至七三一部队做人体实验的隋广文，就是隋晓光的曾祖父。

据《“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吉林省档案馆编）记载：隋广文，男，1942年7月23日，关东宪兵队以关宪高第474号指令特移（同指令被特移的人员还有于成海、郝文臣、赵成财、李桂海）。七三一陈列馆相关负责人金士成告诉记者，关于隋广文的史料很少，在“特移”档案中，很多人都和隋广文一样，除了名字，没有任何关于身份、职务等的记载，只能靠研究人员经过后期多方调查考证，尽量还原受害者的历史。

以抽大烟为名传递情报

有一件事，隋晓光的父亲隋永祥在事隔70多年后才想明白，爷爷隋广文当年为什么总叼个烟袋却不点火。当时已有八九岁光景的隋永祥清楚地记得，爷爷并不抽大烟，他家是农民，靠种地为生，根本抽不起大烟。当年他家住在密山市二人班乡新兴村一组，家里的地与中苏国际边界线一步之遥。爷爷隋广文经常说自己烟瘾犯了，从地里回来，撂下工具，满身是泥，脸都不洗就往赵成财（与隋广文的名字出现在同一个“特移”档案上）家跑。如果待在家里，他就叼个烟袋坐在炕上盯着窗外看，他家窗户南边就坐落着一个日本人的岗楼子，要不就是拿个大烟袋满村子转悠。隋永祥到今天才明白，原来抽大烟只是幌子，爷爷是以此为借口掩护身份传递情报。

今年82岁高龄的隋永祥还记得，爷爷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为人和蔼可亲，小时候家里经常来很多人，来了就是在一起唠嗑。1942年的春天，密山县半截河子宪兵队的人把爷爷带走了，大约两个月后，在7月份的一天，爷爷被抬回了家。一进门，他看到爷爷被打得遍体鳞伤，听说在里面受了重刑，还被灌了辣椒水。7天后，来了两个日本兵，把伤势尚未痊愈的爷爷又带走了。“临走时，爷爷摸着我的头微弱地说了一句‘我回不来了’，此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爷爷。”隋永祥说，家里人谁也不知道年近60岁的爷爷到底做了什么导致被捕，只听说是因为“通苏”，后来听说爷爷被抓到狗窝里喂了狼狗。1959年，大学毕业的隋永祥被分配到佳木斯农机局工作，至今一直生活在佳木斯市。

通向摧残致死的“特别移送”

被“特移”的受害者，被捕前很多都曾以各种方式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活动和抗日武装，从档案中的“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等词语可推测出，那些顽强抵抗、视死如归的抗日志士的最后下场就是被“特移”处置。金成民告诉记者，被“特别移送”到七三一部队，就意味着不可能再活着走出来，甚至死亡的消息都不会被亲属知道。

“七三一部队周围常年戒严，即使在七三一部队内部，也有严格的互相保密规定。为了掩人耳目，被‘特别移送’的人员都穿着日本军服，并由专门的囚车运送。”金成民告诉记者，七三一部队将“特移”者称为“马路大”，在日语中是“圆木”的意思，即指被当作实验材料，用以进行冻伤、霍乱、鼠疫等人体实验，同时用人体制作标本。1945年8月，日本败局已定，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的七三一部队接到指令后，决定在撤退前销毁一切罪证。他们炸毁了主要建筑，还将400余名“马路大”全部用毒气残忍杀害。

1997年，金成民在黑龙江档案馆发现了66件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原始文档，这一研究发现，成为七三一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最有力的罪证史料。经过十余年对各地档案馆日本“特别移送”档案的查阅、寻找和研究，目前发现“特别移送”受害者已增至1546人。研究人员在调查中还发现，那段历史的证人现在已纷纷离世，知晓些情况的也都年事已高。“我感到取证时间的紧迫，因为还有绝大多数受害者的历史有待发现和整理，他们的亲人还都没有找到，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录必须‘抢救’。”
日本731老兵供述实录原侵华日军731部队卫生伍长大川福松：
调入731部队是1944年的事情。此时，我知道来到一个不一般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里首先有“不许看、不许说、不许听”的三训命令。在这个三训命令下，每天做病毒及“立克次氏体（按：引起斑疹伤寒的微生物）”等科目的研究。特别是进行冻伤、霍乱、鼠疫人体实验，同时用人体制作标本，这就是日常工作。……一天大概解剖2至3人，多的时候能够解剖5个人。……我的原名叫村田福松，回到日本后改了名字，隐藏起来。
原731部队运输班铃木进：（1945年731部队撤退前）“马路大”被毒死后，被抬到室外，排在地上，花三天时间烧掉。我们进去的时候，这些尸体已用草袋装上，然后我开着车运到松花江，在松花江一个铁桥下游扔下。我运了大约80具尸体。我亲眼看见过被毒气毒死的苏联女孩。入狱时，小孩非常小，非常可爱，后来被毒死了，这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每天睡觉的时候像幽灵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归国兵每年能开一次战友会，可是千叶县不开，好像有意回避（按：731部队指挥官石井四郎的家乡在日本千叶县，部队中有许多人员来自千叶）。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位于哈尔滨近郊平房区，以原731部队本部大楼作为基本陈列厅对外开放。记者一进入馆内，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长时间在馆内的工作人员甚至穿起了羽绒服。这阴森的气氛仿佛在告诉每一位参观者：这里曾发生过一段灭绝人性的历史。在陈列馆一层中心走廊的两侧，挂满了3000多个殉难者的姓名碑位。金成民介绍，这其中不仅有1467名日本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还包括在日本于中国南方发动的细菌战中丧生的人们。记者看到，写下这些姓名的文字，不仅有中文，还有俄文、朝鲜文和蒙古文，只有极少的几个碑位上有照片，很多只有“许某”、“张某”等字样。走廊的尽头挂着一串串日本团体和个人送来的千纸鹤。二战结束后，731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部部长、战犯川岛清曾供述，1939年至1945年间，每年至少有500人在位于哈尔滨平房的731部队本部被用于人体实验而受害。“保守估计，731部队在华期间，至少有6000人被用于人体实验而遭到迫害。”金成民馆长分析，川岛清供述的情况发生在1939年至1945年间，但以石井为首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从1933年就已开始在哈尔滨用活人进行实验。根据档案馆档案分析，1938年到1945年间，每年向731部队输送活体实验受害者近千次，每次数量不等，少则一人多则数十人。1939年8月9日，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一次就将90名中国八路军被俘人员“移送”给731部队。照此分析，1467人这一数字，还不到保守估计的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总数的四分之一。而1939年到1945年，在全中国还至少有30万人遭到日本细菌战的迫害和屠杀，中国南方的细菌战受害者名单，目前也已确认8000余人。

村民挖出31件武器和500余发子弹

　　本报吉林市电 6月9日清晨6时20分许，在蛟河市前进乡民主村的一户村民，在自家屋旁挖建地基盖房时，无意间从地下深约1米的土层中，挖出31件各式轻、重武器和500余发子弹。经过文物专家的鉴定，这些出土的武器和弹药均为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罪证。这也是吉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日本帝国主义遗留武器数量最多的一次。

　　惊险：盖房挖出小型“弹药库”

　　9日中午11时许，记者驱车赶到了距离蛟河市约44公里的前进乡民主村。在村中一户居民家的院落中，一条深约两米的地沟两侧，围满了闻讯而来的几十名村民。正在地沟下继续作业的房主孟繁江向记者讲述了挖掘出武器和弹药的整个经过。据孟介绍，今早6时20分许，他正在自家的房屋边上，用钩机挖建一处地基盖设房屋。当钩机挖至地下1米深的地方时，从钩机的提上地面的残土中，发现了一根锈迹斑驳的铁管，经过几个村民的一同辨认发现这个生锈的铁管，竟是一挺机关枪。随后，孟繁江立即打电话通知了警方。蛟河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景和文物专家相继赶到挖掘现场。有关专家下到地沟对土层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最终在地沟右侧的发现了一处直径半米的洞口，并在洞中取出重型机枪6挺、轻型机枪9挺、军刺3件、炮弹发射器9件以及枪托、枪把各两件。随着搜寻工作的继续开展，专家又在地沟的另一侧发现了一支三八式步枪和500余发的子弹。

　　回忆：当地曾被日本人占领

　　为了弄清民主村的历史背景，记者相继询问多名当地的老住户。据当地村民孙树祥回忆说，在他小的时候听祖辈说过，民主村曾经被日本人占领过。当时，日本人在此奴役中国人，让他们生产土豆粉和明树油，并且日本人还在附近的高山上肆意地砍伐树木。这些被挖掘出到的武器和弹药，有可能是日本人埋藏下来的。

　　文物专家：确为日本侵略者遗留下的武器

　　当日下午2时许，记者来到了蛟河市文物管理所。在五楼的一间办公室内，记者见到了被工作人员列成两排，早已锈迹斑斑的各式轻重武器和弹药。据文物工作人员讲，这些出土的武器和弹药，经过公安部门的鉴定，已经失去了杀伤威力。

为了揭开这些武器和弹药的真正身份，记者采访了文物管理所王忠忱主任。据王主任讲，根据当地的史志记载和老人讲述，在日伪时期，曾经有一支由十余名日本人组成的开拓团，占领了现在的民主村。当时，开拓团的首领名叫山本，随后所建各种房屋也被取名为“山本部落”。随后，以山本为首的日本人奴役当地的中国人，并在该村西侧150里嘎牙河的砍伐红松树，并通过放木排的形式，用河水运抵下游，然后运回日本。除此之外，在此占领的日本人还对当地煤矿等其它自然资源，进行着大肆的经济掠夺。

　　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也曾发生了多起中国人和日本侵略者枪斗的事件。而在这次埋藏地点上鉴别，这些枪支和弹药，可能是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后，在此地的日本侵略者撤离是，为掩盖自己所犯下的罪证，悄悄地埋藏的地下的。因为，埋藏武器最多的地洞的上方，有一层木板，下方铺有鹅卵石。王主任说，这种做法能起到一定的防腐作用。而发现那支三八步枪时，文物专家也同时看到了在步枪四周散布的多个布片。

　　据王主任讲，这次发现的31件武器和500余发子弹，是吉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日本帝国主义遗留武器数量最多的一次，这些武器也将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当年侵略我国的又一有力的佐证


23日上午，记者接到四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一工作人员电话，称在四平市铁东区一建筑工地，发现一处疑是侵华日军留下的遗址。
　　半个小时后，记者赶到建筑工地，看见四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隽成军正与文物专家们在现场勘察。该遗址位于四平市铁东区南四马路与南三纬路和南四纬路之间。几名建筑工人正在挖混凝土基础坑，遗址在据地面约4米深处，是个拱形带甬道的青砖建筑，甬道宽约1米。在距这个青砖建筑约6米远的另一个基础坑内，还发现一口六棱水井，水井直径约1米左右，距地面约4米，井壁上有明显腐烂的木头，井内的土层与周围土层的颜色明显不同。
　　吉林省著名文物专家赵殿坤指着现场北面一片空地对记者说，这个地方以前有座两层小楼，是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建的“道德会”。赵殿坤说，从字面上看，“道德会”似乎是教人修身养性的地方，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实行精神奴化的一把软刀子，目的是让中国人做一个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亡国顺民。新中国成立后，“道德会”被政府彻底取缔。
　　赵教授用手指着坑里那个拱形青砖建筑对记者说：“我估计，这应该就是当时的‘道德会’暗中建的地下秘密储藏室，里面说不定藏着什么东西，但这只不过是推测，里面究竟有什么，目前还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又一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