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恩泽庶民；——记微生物学家于恩庶教授

我是夏雯静

⊙龙山神獒

于恩庶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人兽共患病学科的开拓者和带头人之一，原福建省政协常委、农工党福建省委会名誉副主委，《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主编，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顾问。他于1918年4月3日出身于辽宁省盖县圣水村，幼年丧母，父亲出外谋生，依靠祖母抚育，度过艰辛童年。13岁到营口县金家屯高小求学，1932年考入北平东北中学，1938年考入原沈阳满州医科大学学习。1945年毕业后即投身微生物学研究及卫生防疫工作，迄今不觉已近60多年了。回首漫长的工作经历，其间经历了新旧中国、建国初期、文革前后，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不平凡历程，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他现已九旬高龄，仍在专业岗位上，近年每年都主编、出版1—2部专著，可谓“于无声处，恩泽庶民”。
一、勇斗沈阳肺鼠疫
1945年，于恩庶刚从满州医科大学毕业，留校从事微生物学研究。1946年春，沈阳市内发生疑似鼠疫流行，当时正值兵慌马乱，民间人心惶惶。他受命前往调查，因首例死者尸体已被家人秘密埋葬，他力排阻力，挖掘出尸体，采集淋巴结和凝固血液，分离出鼠疫杆菌，结合临床表现，并从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当地有37人因与患者接触而相继发病，且已死亡35人，从而明确判定当地为肺鼠疫流行。迅速建议当局采取封锁隔离、交通管制等综合措施，有效控制了这次沈阳鼠疫疫情的进一步扩大蔓延。这次沈阳肺鼠疫流行，系由四平街附近之鼠疫污染地带先发生肺鼠疫，酿成各地流行，过去并无此例，在东北鼠疫流行史上是新发现，对当时东北鼠疫防治具有值得研讨的重要价值，事后他总结出论文《1946年沈阳市流行之鼠疫研究》，这是他从事卫生防疫专业生涯的首篇论文，也成为他从此将毕生精力都投身于卫生防疫事业的开端。此后不久，于恩庶被任命为沈阳市防疫所所长。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是战火频连，国难深重的岁月，战乱与疾病常结伴而来，鼠疫在那年月是人们谈之色变的瘟疫，死者不计其数。通过对鼠疫这种烈性传染病的初步防治实践，使他对
卫生防疫产生了浓厚兴趣，认识到这项工作对保护人民健康及推动社会进步具有巨大威力。
二、投身扑灭福建鼠疫
1948— 1949年，于恩庶应邀南下在福建东南鼠疫防治所任医师，1949—1953年任福建省鼠疫防治所主任，继续从事鼠疫防治工作。解放初期，鼠疫被列为一号传染病，鼠疫防治是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防疫工作的首要任务。福建是鼠疫重疫区，1952年前，鼠疫流行达69年次，遍及56个县、市，死亡70余万人。
1949年“817”福州解放。解放初期解放大军进驻福建时，正值鼠疫流行，当时防治药品极其匮乏，于恩庶奉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赶制鼠疫死菌苗和活菌苗数百万人份以应军民预防鼠疫之急需。为确保安全，他先在自己身上大剂量接种鼠疫疫苗制品，确认试验安全后，再签名发出，供应给军民注射，有效地控制了
鼠疫的流行，使广大军民免受鼠疫感染。
1949年末，古田、莆田、安溪、龙海等地鼠疫流行严重，1952年莆田再度流行，于恩庶参与疫情扑灭工作，从死亡的家鼠及寄生蚤（开皇客蚤）分离出鼠疫菌，这是首次从病原学上确定了福建鼠疫的动物储存宿主和传播媒介，当时的工作条件极为艰苦简陋，病原分离是他和同事们在莆田市内一个寺庙里用被单围成一个空间来进行的。
1949-1950年，福清、古田都有鼠疫流行，当时很多患者家饲养的家兔也大批死亡，有的居民因宰杀食用兔子也感染发病死亡，于恩庶等人从家兔和兔体表的跳蚤检出鼠疫菌，证明家兔中也有鼠疫流行，这是国内首次发现鼠疫可波及家兔。
在野外鼠类调查中均未发现病原，此外还发现鼠疫杆菌的变异、利用弱毒株进行小白鼠保护力试验，证明鼠疫活菌苗经鼻免疫可以预防肺鼠疫等，这些发现表明了福建鼠疫的流行特征，探讨了防治措施，为彻底控制与消灭鼠疫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我国人间鼠疫的消灭做出很大贡献。至1952年9月，仅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在党和政府有力领导下，发挥科技专家作用，福建就彻底控制了流行长达69年，波及68%县市，死亡70余万人的头号瘟神－鼠疫。由于为福建省1953年人间鼠疫的消灭做出了突出贡献，于恩庶受到省人民政府和省卫生厅的表彰。
抗美援朝期间，美帝在朝鲜和我国东北使用生物战剂，也经常在福建上空投掷各种不明物体，引起社会上传言纷纷，严重影响社会安定。于恩庶奉命随福州军区防疫队日夜奔忙，收集空投材料，连夜加班加点进行检查，及时排除各种可疑物，对社会安定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还积极参加增产节约运动，荣立三等功一次。
三、建立鼠防机构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南方的鼠疫已基本得到控制，鼠疫防治机构相继撤消，但北方仍在流行。卫生部在内蒙召开两次鼠防工作会议，南方五省由于恩庶作为代表出席。他在会上汇报了福建鼠防工作情况和研究工作成就，受到兄弟单位赞扬。卫生部领导看到福建鼠疫有优秀人才，便提出恢复福建鼠疫防治所，并拨款50万元建立强毒室，不久，福建恢复成立了鼠疫防治所，与省防疫站合署办公，并调著名鼠防专家翁文渊任所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胞弟）。1952年，苏联传染病考察团来访，卫生部组织10名专家向苏联传染病考察
团汇报我国传染病情况，包括鼠疫、霍乱、血吸虫等，其中鼠疫是重点，有4名专家参加，翁文渊汇报流行病学、纪树立汇报宿主和媒介，内蒙特格处长汇报预防等，于恩庶汇报病原学，在北京新侨饭店准备了近一个月时间，专家们对病原方面未提什么不同意见，对流行病学提出较多问题。
四、组织南方五省鼠疫疫源联合调查
60年代中期，卫生部委托福建省组织南方五省（福建、云南、广东、浙江、江西）开展鼠疫疫源地的联合调查，由于恩庶具体负责。1965年先在云南调查，使用当时认为最好的增菌培养法，结果未发现任何阳性。发现云南鼠疫与南方其他省有所差异。云南黄胸鼠系家野两栖，1953年后，南方4省已无人间鼠疫，亦未发现鼠间鼠疫，而云南消灭鼠疫则晚了4—5年，与鼠类及疫源地有关。次年在福建调查，仍由于恩庶负责，初步认为福建鼠疫已消灭，没有发现疫源地，调查快结束时，文革开始了，工作被迫停止。1967年到广东继续调查，后也因文革而被迫中断了。
五、判定建阳和建瓯流行的是“钩端螺旋体病”而非鼠疫
鼠疫防治工作与当地社会安定及经济发展等密切相关。1958年建阳和建瓯许多学校师生参加夏收夏种，不少师生出血死亡，当地诊断为鼠疫，引起人们的极大恐慌，并采取封锁交通等措施。上级派于恩庶、翁文渊、李宝鉴等专家连夜赶往现场，当时山区交通极其不便，路况很坏，一车人都吐得很厉害。到达后，经过调查诊断，证实当地发生的并非鼠疫，而是另一种传染病 —— 钩端螺旋体病。经采取正确的防治措施，流行很快停止了，平息了疫情。进而安定了当地秩序，提高了师生的劳动热情，安定了人心。
六、排除江西的“鼠疫”
20世纪60年代，江西某单位一卫生人员声称从当地鼠类中分离出鼠疫菌，引起一时轰动，并引发当地是否可能爆发鼠疫的恐慌。卫生部指定于恩庶参加鉴定，他对该菌株作全面认真鉴定后，确定那是一株来自实验室里的菌苗株（EV菌株），而不是从自然界分离的，结合当地流行病学调查，判断江西不可能发生鼠疫，后来该人员也承认那确是一株来自实验室的菌苗株，为名利而虚报疫情，由此避免了一场人为引起的恐慌。
七、纠正北京专家的结论
当时有部分北京鼠疫专家怀疑福建鼠疫检查的可靠性，到福建调查时，以噬菌体（一种吞噬细菌的病毒）试验判定阳性，认为福建鼠间确有鼠疫，因技术原告。但于恩庶等专家发现他们所用的噬菌体是用链霉素空瓶装的，由于链霉素未清洗干净，他们所查的所谓噬菌带是残留的链霉素流过的噬菌带，而非鼠疫噬菌体对鼠疫菌的特异吞噬现象。这种无意间“大意失荆州”式的错误以及自以为是的轻率判定，导致误判，于是大胆纠正了上级专家的错判。
八、但愿学术薪火代代传
于恩庶教授从事卫生防疫工作长达60年，功勋卓著，著作等身。回顾60多年来从事卫生防疫工作的历程，他说，除早期在沈阳工作外，绝大部分时间在福建工作，对福建深有感情。曾有数次北京及东北盛情邀请我前往工作，我都留了下来。我现已90多岁，想将经验留给后人，但愿学术薪火能代代相传。于恩庶先后历任福建省卫生防疫站科长、主任、副所长，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及现任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技术顾问、农工党福建省委会名誉副主委等，曾任原省政协常委。在长达60多年专业生涯间，对多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如恙虫病、弓形虫病、钩端螺旋体病、小肠结肠炎耶氏菌、艾滋病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研究，许多方面是开创性工作，先后发表论文500多篇，结集出版《于恩庶论文集》3本，获科技成果奖30多项，出版专著30多部。在去年及今年的非典和禽流感防治工作中，于老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回顾往事，于恩庶对于早期那段从事鼠疫防治的岁月记忆尤其深刻，他说，当时的工作条件与环境非常艰苦，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鼠防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现在条件很好，希望年青一代更加努力，为保障人民健康作出更大贡献。于老，我们衷心祝您健康长寿！

我国几代科技人员，不论他们受过多少挫折，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对待，不论生活、工作条件与他们的贡献有多大差距，不论国外有多大诱惑，他们矢志不渝地为祖国、为人民拼搏奉献，“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明知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却义无返顾地“志于道”的精神是很感人的，这正是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的精魂所在。也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

老人讲述那段历史

　　“鬼子在南城个把月左右，走了后就出现瘟疫，先是霍乱，后来又流行鼠疫。”

　　“发老鼠瘟的时候，药铺里连膏药都买不到，街上的棺材都卖空了。”

　　“当时有一句老话"上吐下泻脚抽筋，翻下眼睛就动身"，动身就是说人不行了，要走了……”

　　与细菌战病状一样

　　早在今年1月15日，王选就来到江西，与江西细菌战调查课题组学者江西师大副教授胡宜、冯小林启动了南城调查。

　　“我们沿临川、抚州、南城一路调查，从当地了解到一些非常珍贵的史料。”王选告诉记者，南城县史志办给了她一本《南城之殇》，里面有许多亲历老人的口述。

　　1923年出生于南城县万坊镇鄱阳村的黄寿仂回忆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日本人将毒气投放到很多地方，当时岳口很多人染上了毒气，手脚生疮，烂得很厉害。

　　1929年出生的杨庆和说，日军撤退不久，环境污染，水不洁，发生了严重的疫情。这是日军侵略南城带来的灾难。“我干外婆的女儿死于鼠疫。城内每天都有人埋葬在西门山冈上。”

　　王选发现，这些老人与她所调查的浙江、江西其他细菌战受害地幸存者所说的情况一模一样。而且，他们所说的鼠疫发生时间，都是在1942年夏日军撤退后。

　　国民党报纸曾报道

　　在南城县大街上，记者一行还偶遇了几位老人。

　　一位名叫周友良的离休干部回忆，日军1942年7月8日撤出南城时，不仅将机场破坏、县城烧毁，还撒布了大量鼠疫杆菌，致使劫后南城鼠疫流行，群众大量死亡。这一情况，当时的国民党报纸都曾报道过。

　　王选在此次采访中也了解到，据一位80来岁的老太回忆，1942年日本人撤离南城后，她和她父亲、姐姐回到南城，姐姐就感染了鼠疫，那时县城的天主教有一个隔离医院，“我姐姐当时就被送进隔离医院。”

　　“街上的棺材卖空了”

　　29日上午，记者见到93岁的李二亻女老人时，他正在院门口摘菜。

　　1942年6月12日，日军侵入南城县时，李二亻女20岁左右。那天，他正在街上帮别人挑东西，听说日本人打过来了，一群人拉着他逃到了附近的山上。“当时，身边到处都是飞机丢炸弹的声音……”老人用浓重的南城腔缓缓道来。

　　在山上，李二亻女没有找到母亲，却看到脚下的南城县城在一片火光之中。鬼子在南城待了不到一个月，撤走后就开始烧城。老人清楚地记得，他从山上下来后，满街都是尸体、蛆虫和苍蝇，臭气熏天，不久就发生了瘟疫。

　　“先是霍乱，两三个月后又开始流行鼠疫。”李二亻女说，他亲眼看到不少人因为霍乱死去，症状就是上吐下泻，很快两眼翻白，不省人事。“当时有一句老话"上吐下泻脚抽筋，翻下眼睛就动身"，动身就是说人不行了，要走了……”

　　“我是命大啊”，老人庆幸地说，当时他也感染了霍乱，靠吃点生姜竟然治愈了。两三个月后，街上又开始流行鼠疫，死的人就更多了，“街上的棺材都卖空了。”

　　在老人记忆中，鼠疫流行了好几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彻底消灭了。“为什么早不发晚不发，鬼子一走就发（瘟疫），都说是日本鬼子坏，放了毒。”尽管时间已过去70年，李二亻女的思维却依旧清晰。

　　父母被鼠疫夺去生命

　　据洑牛村村民吴思敬回忆，日本人撤退时撒布了鼠疫等各种病菌，城里人死了不少。死老鼠抛入河中，带着病菌沿河而下，流到了他们村庄，不少村民如往常一样饮用河水，不久村上先死老鼠，通过跳蚤的传播，接着死人。

　　“我父亲就是被鼠疫夺去了生命。”他回忆说，当时他正在外地上学，母亲没有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他和在外打工的哥哥，是怕他们赶回家沾上这种“邪气”。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母亲和一个胞妹也因为鼠疫而告别了人世。

　　吴思敬感慨地说，有一位卖猪肉的屠户，大腿边上的淋巴结越长越大，并发高烧，他深深意识到自己已染上了鼠疫，便提起雪亮的尖刀将淋巴结割掉，结果居然神奇地痊愈了。“这事发生在1944年。”

　　鼠疫到底给南城人民带来了多大灾难？

　　据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解学诗等所著的《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中记载，1943年10月，光泽再度发生鼠疫流行，在“赣东冲镇，人口稠密之”南城、南丰两县城也发现大量病死鼠。1944年4月，南城爆发鼠疫流行，“一时甚为凶猛，死亡亦多”，据官方统计，全年共发现鼠疫患者720人，死亡355人。

　　1991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南城县志》记载：“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6月，鼠疫由福建光泽传入南城，蔓延32个村镇，患病724人，死亡223人。1942年夏，日寇孝田行部从宜黄占领南城县城（6月12日至7月9日），杀害数百军民后撤退。之后数月内南城境内发生霍乱大流行，仅天主堂圣路加医院就接纳了29名霍乱者，26人死亡。1945年，县城鼠疫蔓延，又沿公路沿线传染到南丰、广昌、金溪、黎川、临川、南昌等地，患者119人，死亡55人。”

　　据南城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著的《南城之殇》一书记载，全县从1944年至1948年五年发生鼠疫的地点共有29个，发病1572人，死亡773人。
来自丽水的战时鼠疫流行证言者如下：1942年8月日军浙赣细菌战攻击目标之一——丽水机场附近的天宁寺村，鼠疫受害者家属梁苏英；1942年末、1943年初碧湖镇，国民政府第32集团军司令部驻地鼠疫受害者家属汤连均；1944年9月日军撤出丽水后，城关镇鼠疫受害者家属张长华；此后鼠疫继续绵延流行，至1946年祸及城关镇鼠疫受害者家属庄启俭。庄为丽水当地各界人士组成的志愿者活动——细菌战调查会主要成员，1998年起从事地方战时流行病与日军细菌战调查至今。他根据十多年调查的日积月累，介绍了丽水的整体情况，向会场听众提供了理解其他证言者具体各例的历史背景。4人的证言得到与会专家目前为止最好的评价。
　　16∶00，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民间研究者奈须重雄，在这个集中了国际上多位顶级日军细菌战研究专家的会场，公布其发现的731部队军医金子顺一论文集中有关日军细菌战的重大证据。同时佐证的有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松村高夫，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聂莉莉，资深媒体人、世界著名日军细菌战研究者近藤昭二，3位都是细菌战诉讼中国原告方出庭专家证人。听众席上的国际媒体记者们即刻以各种现代设备记录正在被掀开的历史遮盖。
　　金子顺一于1937~1940年4月1日间，为731部队研究人员，此后调任其他细菌战有关部门，战后任职于日本大制药企业——武田制药。《金子顺一论文集》（昭和19年）为其向东京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集，共有8篇论文，均发表于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内容全部为细菌战相关研究。其中7篇发表于该报告第1部，1篇发表于该报告第2部。第1部为绝密资料，目前为止，除金子的7篇论文以外，少有发现。
　　以上7篇曾发表于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的绝密论文中，有一篇内容与1940~1942年间，731部队对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攻击直接有关，题目为《PX的效果略算法》，提交日期为1943年12月14日。P为鼠疫，X为印度克蚤（跳蚤的一种，为传播鼠疫的主要媒介。我国的年度鼠疫监测，包括对于老鼠身上携带跳蚤中印度克蚤的比例统计），PX为带鼠疫菌印度克蚤。该论文以6例PX的细菌攻击，分析归纳其作为武器的效果，及效果的概算方法。（参考附图，见文后）
　　如图表所示，6例攻击目标中，2例在浙江省内，一为衢州，一为宁波：PX使用剂量最大的是衢州，一次撒播了8公斤。两地遭受细菌武器鼠疫跳蚤的攻击，当时即被发现，国民政府为了扑灭鼠疫，曾经组织大规模的防疫，比如，向当时城区仅4万人口的衢州县城派遣了达900名防疫人员组成的多支防疫队，国际防疫专家也数次到衢州指导防疫；宁波疫区开明街被封锁烧毁。国民政府曾通过多种途径向国际社会呼吁，要求制止日本的细菌战战争犯罪。1997年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细菌战，浙江省原告就来自衢州、宁波等地，湖南省原告来自常德。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以上6次攻击以人为计算单位的“效果”，即感染鼠疫死亡者，衢州第1波为219，第2波为9060；宁波分别为104、1450。以上宁波第1波染疫死者数字基本符合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所掌握的数字，此外两地第2波的染疫死者人数为目前国内调查研究掌握数字至少十倍以上。根据该论文的内容，表格中的数据来源应为：《“ホ”号作战效果情报》（昭和18年11月，浅见）、《昭和十五年乃至十七年“ホ”号作战战斗详报》。（作者注：“ホ”号为日军细菌战代号。昭和18年为1943年）
　　二、日军细菌武器攻击的日文原文证据价值
　　《金子顺一论文集》为战后发现的、证明日军实施细菌武器攻击并包括目标地等具体情况的日文原文资料，是有效的法律性证据。
　　根据以上所述金子顺一相关论文内容：
　　第一，国内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向日本政府相关部门正式提出，要求公开相关资料，特别是以上截止为1943年11月的“ホ”号作战效果：“PX”攻击第1次、2次染疫死者的具体数据，比如地点、时间等。
　　以上所述浙江衢州、宁波、义乌、东阳、湖南常德细菌战受害者1997年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虽然驳回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要求，但维持了一审、二审判决认定的日军细菌战加害、受害事实。使日本法院认定中国受害者方指控的细菌战事实的主要依据是，曾任日本大本营作战部作战课参谋、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参谋井本熊男的《作战日志》中其本人参与的相关细菌战实施的记载。1993年，日本学者防卫厅图书室供公开阅览的《井本日志》中发现有关实施细菌战记载，以论文形式公开发表后，日本媒体轰动，防卫厅就此不再予以公开。诉讼中，原告方日本律师团以保护证据为由，曾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防卫厅交出《井本日志》。最终没有被法院批准，东京地方法院对于日军实施细菌战事实作出认定，依据的是发现《井本日志》中相关记载的日本学者发表的文章，以及该学者的法庭证词。
　　由此，《金子顺一论文集》作为原文证据材料，极为珍贵，其内容也印证了《井本日志》的相关记载。对于《金子顺一论文集》，特别是其中的《PX的效果略算法》，应予以正当的、充分的利用，不误其作为有效法律性证据的价值及发现的意义，以维护国家和受害者的尊严，对表格中提到染疫死亡同胞的生命负责。如日本法庭判决所认定：
　　日军实施的细菌战是违反人道、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莫大的损害，日本国家对此负有责任。
　　至今，日本政府还没有对以上日本法庭认定的事实作出任何表态，更没有承认。中国理应对此类中日间重大战争遗留问题，予以具体作为。
　　第二，以上“PX”被攻击地各地方政府，应及时设立临时性机构、组织专业团队，根据金子论文中的线索，在整合到目前为止的地方细菌战调查研究结果基础上，开展战时鼠疫流行的全面的专业性调查，其中包括文档、文献的整理，社会调查及亲历者、目击者口述史的记录。
　　关于以上讨论的浙江省境内的日军细菌武器攻击，补充说明如下：
　　1.金子顺一论文《PX的效果略算法》中提及的6次攻击，并不确定指日军所有的PX攻击。根据《井本日志》1940年10月7日记载，日军已经在浙江省（也可能包括其他临近省份：福建、江西）实施了6次攻击。以上《PX的效果略算法》中1940年10月4日对衢州攻击，只是其中的一次。
　　2.如上所述，金子顺一论文集中《PX的效果略算法》一文提交日期为1943年12月14日，其中染疫死者数据来源于731部队1943年11月的报告。此后当地鼠疫蔓延流行及其造成的可能伤亡不包括在该论文范围。衢州的鼠疫至少流行到1948年，并传播到兰溪、义乌、浦江、东阳一带。宁波市内的鼠疫，并未随着PX投放地开明街的焚毁而休止，第2波染疫死者1450人，如果数据确凿的话，尸首葬于何地，第1波104名染疫者十倍“效果”的1450人染疫又造成怎样的第3波“效果”等等，都需待调查判明。
　　3.根据《井本日志》记载，1940～1942年，日军在浙江省境内列为实施细菌攻击目标的，除以上宁波和衢州以外还包括：金华、温州、台州、丽水。攻击武器除PX以外，还有炭疽、霍乱、伤寒、副伤寒、赤痢等。
　　1942年4月，井本熊男调回东京，至1944年8月，重新调回支那派遣军。其日志对于日军在中国战场大规模正规作战中实施细菌战的记载截止于浙赣作战。
　　根据中国方面战时文献记载，浙江省境内日军细菌武器攻击地区，还至少包括上虞、绍兴、萧山、诸暨、新登、汤溪等地。
　　三、普通市民的伟大发现
　　2003年8月，笔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许多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的英文译文；2004年，日本不二书店出版了该报告第2部（有少量册数缺失），全套8大册。此后，奈须重雄开始寻找为当时军事秘密的该报告第1部，一共花了七八年时间，直到去年初夏，才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关西馆找到《金子顺一论文集》。
　　奈须重雄毕业于明治大学农学部，上世纪70年代大学生时期，开始关注日本社会由于对朝鲜人歧视造成的冤案；80年代，组织日本青年和平之船，到中国各个战争受害地，通过当地共青团，了解历史，与当地中国青年交流；90年代，参与社会志愿者活动“亚洲民众法庭”，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参加日本全国731部队巡回图片展，开始研究这段历史（该展览得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协助）。此后，专注于研究731部队细菌战，为细菌战诉讼搜集证据，整理证言，组织诉讼声援团体，制作细菌战诉讼图片展览（现陈列于义乌细菌战历史展览馆）。诉讼期间及诉讼后，他和其他日本研究者的成果都无私奉献，用于帮助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与日本政府部门交涉，到日本国会呼吁，开展受害调查。
　　奈须重雄任职于保安公司以维持生计，晚上看门，白天做研究，搜集资料，参加相关的活动。他已经将一生积攒资料近200公斤托付笔者保管，捐赠给将来的义乌和平纪念馆（该馆规划，因为不断新生的理由，还在纸面上）。
奈须重雄寄言本文读者：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可是日军细菌战这样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责任问题还遗留未决，我作为日本人，感到无比羞愧，也很担忧。我认为，这样的问题都不解决，日中两国，特别是人民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友好。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在日本继续努力，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态度，正视历史；浙江的受害调查千万拜托大家了。

（注：“效果”即为感染鼠役死亡人数）

我是夏雯静

东北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鼠疫流行。首次发生在1910年至1911年。这次鼠疫流行是由赴满洲里一带捕猎旱獭的猎民感染而后扩散。从满洲里沿铁路线传播，东至哈尔滨，南至沈阳，再经铁路、航运传播至北京、天津、山东等6省市，83个县旗。历时7个月，死亡人数达6万余人；仅内蒙古东部地区就死亡5231人。1920年～1921年，由后贝加尔传入海拉尔的鼠疫，迅速南下东北三省，至使7776人感染死亡。1945年～1948年，第三次东北鼠疫大流行却不同于前两次，它是由几个疫源地同时向外蔓延、传播造成的。而且它从1945年～1948年呈连年爆发情势。4年间，仅内蒙古地区的发病人数就达47522人，死亡39097人；而整个东北地区波及到的36个旗县市（包括内蒙古东部）据1946年～1958年的官方统计，发病人数达51672人，死亡42967人。1947年，仅通辽一个县即发病15710人，死亡1277人，全家死绝的就人316户，全村成为废墟的屡见不鲜。
读者从附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导致东北第三次鼠疫在流行的原发地为：内蒙古的通辽、新惠、王爷庙，吉林省的乾安、扶余五个县市，除扶余县基本上是在县内流行，没有向外地扩散外，其它四地即是原发疫区，又是中心疫区，是形成这次东北鼠疫大流行的主要原因。而，这五个人间鼠疫原发地，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1945年，日军撤退后这五个地处日军对苏作战防卫线上的地区，全部流行过鼠疫。而且，在以后的3～4 年中连年发生，至1947年达到高峰。
在东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王爷庙鼠疫遗祸达十年之久。1945年～1947年，3年间流行腺鼠疫4次，肺鼠疫一次。1953年、1954年，又发生过两次小规模的人间鼠疫流行。1945年至1954年几乎连年都有鼠间鼠疫的发生。它的危害还在于，疫情不止发生在王爷庙城区，它像一只毒蜘蛛，以迅速的态势向外蔓延。
1945年王爷庙鼠疫流行后致使乌兰哈达、额而格吐等4个区22个村屯发生鼠疫流行。还波及到扎赉特旗、突泉、科右前旗、科右后旗等邻近旗县；再沿铁路线传播到白城子、洮南、哈尔滨、开鲁等地。其中有的地区受感染后成为新的疫源地，再次扩散，从而造成更大区域的鼠疫流行。
当年11月王爷庙东邻的白城县县城及老道庙等地，受王爷庙鼠疫的殃及引起当地鼠疫流行。至翌年2月，在白城子街内有67人染肺鼠疫死亡，并在老道庙等8个自然屯发生127名患者，死亡126名。白城子受王爷庙涉及发生鼠疫流行后，又进一步传播至沈阳市。据档案记载：1946年2月28日，有一白城子旅客去沈阳，住于该市东亚街一段62号住户王茂林家中，当晚发病，翌晨死亡。随后有同街数人及王茂林本人患病不久死亡。经沈阳市防疫所取王茂林的血样进行细菌学检验，结果确系真性鼠疫。沈阳市传入鼠疫后，先后有37人染鼠疫死亡。若非当时沈阳市政府采取紧急防疫措施，险些酿成大患。1947年7～11月间，在白城北部的的八家子至东升一带，又有26个自然屯发生鼠疫，发病771名，死亡658名。
1945年8月～1946年3月，洮南县县城等10处流行鼠疫，有320人发病，死亡317人。其中仅洮南县城就发病209人全部死亡。此次洮南鼠疫流行，系因本县的刘天俊由王爷庙感染肺鼠疫后逃回本县娄罗屯所引起的。刘发病死亡之后，因各地前来送葬者传染。遂引起洮南镇等地的肺鼠疫流行蔓延。1947年王爷庙发生鼠疫流行时，又再次传入洮南县。这次是由于“洮南拉金（那金）乡一位蒙民吊丧受传染而发生”。1947年，洮南县有17处流行鼠疫，疫患128人，死亡105人。此外1945年洮南县发生肺鼠疫流行后，曾于1946年2月日月传入镇赉县城，因有一名洮南肺鼠疫患者逃往镇赉镇，以至引起当地肺鼠疫流行。结果造成123人发病，120人死亡。当年 镇赉县城共发生155名患者，死亡150名。
1945年11月5日，从未发生过鼠疫的内蒙古扎赉特旗，有人由王爷庙的西贵饭店受感染将鼠疫传入，引起本旗的鼠疫流行。至12月下旬终息，共波及4个区11个村屯，发病121人，死亡119人。我们在前文业已叙述的凤凰山鼠疫，即是在西贵饭店受的感染。
1945年11月15日，黑龙江省泰来县城毛家大院居住的铁路工人张树德，由白狼沟经过疫区王爷庙，回到泰来镇后发病，翌日死亡。接着，便在毛家大院内引起鼠疫流行，至12月5日，先后有11人染疫死亡。
据《内蒙古自治区鼠疫流行史》记载，1945年王爷庙发生鼠疫后，还曾传入吉林省开通县。
1947年王爷庙鼠疫流行时，又传入内蒙古的突泉县。波及全县9个区36个屯及县城，发病477人，死亡417人。
1947年8月下旬，皮毛商人何清云，由正在流行鼠疫的王爷庙贩卖破旧皮毛衣物至哈尔滨，于8月27日发病，9月5日死亡。经医学解剖和细菌学检验判定为真性鼠疫。结果造成市区鼠疫流行，发病56人全部死亡。（战争与恶疫309～310页）
从以上传播经路可以肯定，日军在王爷庙制造的鼠疫，在1947年东北鼠疫大流行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通辽位于内蒙古哲里木盟中部，地势平坦，海拔150—200之间，为松辽平原的一部分，也是达乌尔黄鼠疫源地之一。通辽南十几公里的地方，一条清河静静地从土地上流过，滋养着这里的人民。周家围子的人们择清河水而居，过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勤劳随着清河的水源源不断地灌溉屯子四周的黑土地，于是有了遍地黄豆、高梁、玉米和其它一些庄稼，这些五谷杂粮用丰收回报着耕耘的人们。1943年，周家围子已发展到6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屯内鱼贯两趟街，东西500米长，南北300米宽，丈余高的围墙使其与外界隔离。据说，修筑围墙原本是为了防止土匪进屯抢掠的。围墙的墙顶可以行人，四角各设一个炮台，墙内设有马道，村围子的东西南北各开一个门，供村民们出入。
1943年7月，周家围子于得胜家从附近的王凤阁屯来了一个亲戚，到他家的当天就死了。当时，于家的人不知道死者患的是鼠疫，就按风俗把他埋葬了。接着，老周家放马的邋塌臭也死了。村民们还没反应过来屯里将要流行鼠疫时，日本人的防疫班就到这里检查鼠疫情况了。防疫班是从吉林来的，由一个叫岗本的日本人负责。此人，50岁左右，中等身材，赤红脸，留着小胡子，穿便衣。在岗本的指挥下，7月13日由大德泉区区公所负责封闭了所有大门。围墙顶上每隔5米就有一个手持扎枪的保甲站岗放哨，不准村民跑出去。警察则在围墙外边严格警戒，骑马持枪流动巡逻。还不明就里的周家围子村民，突如其来坠入了灾难。周家围子因防疫共关闭了两个月，但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及时、有力的防疫却使全屯173口人死于鼠疫，占全屯人口一多半。整户死绝的就有6、7家。
据健在的老村民回忆说，村围子关门那天，防疫班就来了，那伙人穿着连帽子的白衣服，下面着靴子，全身上下只露着两只眼睛。其中也有中国人，可他们说话反着说，又看不到脸面，认不出人模样来。他们一来就从东头到西头家家户户检查卫生，查过卫生后防疫班就开始摸疙瘩。大家都说，那哪里是为了防疫，简直是糟蹋人。75岁的孙玉书说，你说传染病需2要隔离吧，可防疫班的人偏把每家的院墙都扒通了，从房前畅通无阻大摇大摆地走。那时，我们这儿一般不分家，兄弟几个结婚没结婚都住在一个院子里。防疫班一天摸两次疙瘩，不管男女老少，大姑娘小伙子，还是老公公小媳妇，全部脱光衣服男女各站一排，脸对脸。一个个夹体温、摸疙瘩。在围子东面的房子里还有一个大蒸屉，有时全屯的人都被召集到一起蒸衣服、摸疙瘩。房门口坐着两个防疫班的人，全屯的人排着队把衣服脱下来放进笼屉里蒸，光着身子出去站在当院铺着的炕席上再摸疙瘩。摸出疙瘩和体温高的都得送进隔离所。摸疙瘩的顺序是从上往下摸，先摸颈部，脖颈上长疙瘩的没好，准得死；再摸腋下，腋下长了疙瘩的人的一半是活不下来的；最后摸大腿根部，长了疙瘩十有八九活不成。一说摸疙瘩，人们就吓得哆嗦，一见你哆嗦就说你有病送隔离所去。
    防疫班里有一个叫崔天奇的中国人，只有16、7岁的模样，即是翻译又是技术员。说起这个人来民愤很大，他打人特别狠，蹦起来打。孙玉富说，有一次，在东门崔天奇给我摸疙瘩，我觉着痒身子紧了一下，姓崔的咣咣就给了我两个耳光，不由分说把我送进了隔离所。
村民们说，日本人知道中国人最讲究身体的隐私，防疫班摸一次疙瘩，我们受一次凌辱，有的人受不了这样肆意的羞辱，本来没传上鼠疫，也会上火发烧，结果不少人被送进隔离所活活折腾死了。
闹鼠疫那阵子，老鼠、跳蚤特别多，锅台上跑的都是老鼠。老鼠晃晃悠悠的，不定在那儿就死了。开始的时候，人们不知道老鼠死了捡了去埋，结果就传染上了鼠疫。那时的跳蚤也不一样，虮子大小，焦黄焦黄的颜色。关门时，家家户户收拾房子，整天用白炭抹墙，墙上不能有缝隙，老鼠洞也要全部抹死。张淑荣在谈到当年的防疫情况时回忆道。
对于该屯封锁起来搞防疫，年长的当事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他们说，1943年附近很多村子也发生了人间鼠疫，如三和堂村比我们发现的还早，还有给我们屯子传来鼠疫的王凤阁，都没有封门防疫，难道别的村子闹鼠疫就不传染？他们还说，有的村子给日本人送了钱就没有封门，周家围子穷，没给日本人钱所以就被封锁了。
老乡们还说，那时发生的事情很蹊跷。防疫班总是在头一天就派人挖坑了，挖几个坑第二天准死几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可准呢。有人说防疫班给病人打的是一种定血针，打了定血针的人很快就死了。
孙玉书指证道，村民卢老八结婚不久还没有孩子，媳妇病死后被日本人扒了皮，本来已经逃出围子的卢老八听说后气愤至极，他跑回屯子找日本人算账，撇起饭碗打了防疫班的人。他们把卢老八抓住，还让卢老八的弟弟捺住哥哥，给他打了一针，当时我在场亲眼看着卢老八打针后不到十分钟就死了。他可是一点病都没有的人啊！另一位见证人张淑荣也向作者讲述了卢老八的遭遇。
说来也怪，作者查阅了1943年通辽市、县鼠疫流行统计表，当年发病患者为1893人，死亡人数为1265人；表中统计的41处疫发点中却没有曾经大张旗鼓进行防疫的周家围子。
晋玉林老人当年18岁，他说，打了定血针准死人。可是人家要给你打你就必须顺从，谁反抗谁死的快。大家觉得反正是死，能逃出围子也许还有一线活的希望。
到了夜间，保甲们疲惫了不愿意动，就传大门，喊着：“住东传啊”，一个传给一个。我二哥在隔离所，李祥林的母亲见我二哥说：“老二，救救我吧”。当天晚上我二哥见保甲又在传大门，保甲们困的一个个闭着眼睛，喊：“住东传啊！”我二哥看准时机用绳子把李老太太从围墙系下去。老太太下去就跑，一直跑到余粮屯。到那边不敢进村，亲戚给她送饭。渐渐她腿上的疙瘩好了。等到入冬时，隔离结束，她才回到家中。
村民钱启明，当年22岁，据他本人回忆：我是关门第三天跑出屯外的，那天趁着天黑，老崔太太跟保甲唠嗑，我看准空隙，越墙而过，撒腿就跑。等保甲听到动静，我已经钻进苞米地里了。跑出来以后也没处去，只能在看庄稼的棚子呆着。围子里逃出来的有13人，其中有7人死在外面了。我弟弟那年12岁，也要跟我跑，我没能把他领出来，他传上鼠疫死在屯子里了。我父亲也得鼠疫死了，听说，他病了以后直喊头疼，死后防疫班的人就把他的脑子取出来，泡在药水瓶里带走了，可怜的父亲死时只有44岁。隔离封锁了73天，我家就死了两口人。这个防疫班是战心田（伪满公济医院院长）手下那伙人来干的。解放后，战心田被游街，枪决了。
孙玉富解放后在周家围子当了多年村支书。1943年，他已经22岁，在满洲国锦洲铁路做工。他回家的头一天，屯子就封锁了。他只能住在野外，用树条和柴禾搭成窝棚住在里面。喝土井里的水，啃青苞米，吃地里还没成熟的土豆和野菜维持生命。
孙玉富说：我回不了家，只能让墙上站岗的保甲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我父母。我母亲听说我回来了就在大墙上叫我进去，说死死活活咱们也得在一起呀。我说，我不能进去，进去咱家可就没活的了。那时，我家5口人，父母和两个弟弟。关门第七天，我母亲就被送进了隔离所，他死的时候只有45岁。那个时候，东门外是洋房子，说是洋房，其实也是普通的土房，因为日本人在那里住所以被叫做洋房。防疫班在那里换衣服，休息用的。西门外不出百米就是埋尸体和解剖人的地方。我家就住在西门口，平常是围子里负责看西大门的人家。隔离所里死了的人，都由一个叫杨印堂的人用耙犁架子拉到西门外去埋。所以哪一天死了什么人，我家里的人都看得见。我大弟弟自从知道母亲死了，又听人说她被防疫班的人扒了皮，他就天天哭。这么哭能不发烧吗，他没长疙瘩就是体温有点高，关进隔离所后两三天就死了。
接着，我父亲和我小弟弟孙玉书也进了隔离所，说是起了疙瘩。我在屯子外面，听到信后就给他们买大烟泡吃。日本人以为我父亲不行了，坑都挖好了。第二天一看，他没死，说：“怪呀？”听和我父亲关在一起的人说，防疫班还在一起议论过，我父亲为哙没死的问题。他们不知道，我父亲和小弟吃了大烟泡。
后来，封锁临近解除时放松了一些。村中劳力可以出围子干活了。见此机会我想回家看看，母亲和大弟弟死了，父亲和小弟虽然活下来，却不知是一番怎样的情形。我要回家就得在东门外接受检查。我长期在野外，由于蚊虫叮咬腿上很多地方都破了，那天正好是崔天奇给我摸疙瘩，他说我不老实，不但打了我还把我当做鼠疫患者强行关进隔离所。
这时已经到了防疫后期，防疫班的人两三天才来一次，平时没人管理。我本来也没病，就在院里转着看。只见院子的厢房里养了6、7铁笼白耗子，有一种像猫一样大小，还有一种一匝长，长着红眼珠的白耗子。我在外面时曾看到他们在洋房外面给白耗子打针、抽血，有时也给耗子打从病人身上抽出来的血。更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到厢房墙根下放着坛子，坛子里都是血水上面浮着药棉花。我好奇地用棍儿把棉花挑起来，一看下面泡的竟是人脑子，还有眼珠子。其它的瓶子里还有小孩子的肾子。
就这样，我没回家先进了隔离所，在里面呆了7、8天，一看也没人管了，就自己解除了隔离回到家里。
孙玉富的弟弟孙玉书，当年12岁。当作者到他家中采访的时候，他是惟一提出拒绝的，他说：“说了有什么用，死的人已经死了，我也不只一次地给来这里的讲过，他们听了走了，谁也没有替我们说话”。
后来，在作者不厌其烦的劝导和请求下，孙玉书最终讲述了他所亲历的“防疫”。
当时我家有父亲、母亲、二哥，我大哥在铁路干活，回来晚了一天没进了围子。我母亲先得的病，死在隔离所里。那时，死了人炕席一卷，用拉拉架子往西门外面拽。我家住在西门口，我亲眼看着他们把母亲的尸体拉出去了。可是，我却像做梦一样突然感到很迷糊，觉得拉走的不是我妈，我妈过些天就会回来。
母亲死后两三天，我二哥又进了隔离所，没几天就死了。接着我和父亲也因发热一起进了隔离所。一个吉林来的大夫要给我打针，我怕是定血针，气的嗷嗷叫，不让打，呆了几天反倒好起来了。防疫班的人都住在城里，上班来，下班全坐着吉普车走了。我看到隔壁的屋子里放着十多个黑色的坛子，还有白色的机器。我进了里屋，揭开坛子上的纱布吓了一跳，我看见里面装的全是人身上的东西。屋里还有几笼白耗子，其中有一只灰耗子，猫似的，和大白耗子关在一个笼子里。日本人把病人的血抽出来往耗子身上打。
女性村民张淑荣说，那年我只有12岁，我一家4口也都进了隔离所，只有我我从隔离所出来了。至今，我还有三件事情想起来即恐怖，又特别恨日本人。那时，我们全家和高老太太都在隔离所里，高老太太4、5岁的儿子死了，防疫班把他的尸体解剖后，割下他的小蛋卵（睾丸）泡在药水里，晚上没有带走，就放在厢房的墙跟下。高老太太等着防疫班的人下班都坐上汽车回城里了，她用棍子挑着瓶子里泡着的东西，哭着说：“这就是我儿子的小鸡儿、小卵啊......”
陆老八的媳妇死了，被日本人解剖了。他本来已经逃出围子了，听到信后冲到隔离所打了防疫班的人，那帮人抓住他，给他打了定血针。眼看着活生生的人，没多一会就死了。这两件事情都是我在隔离所亲眼所见的。
我从隔离所出来后，有一天站在大墙上，看见日本人正在西门口扒人皮呢，吓得我跳下来就跑。现在虽说过去61年了，但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梦见这些吓人的场面。
鼠疫患者死后，往西门外面埋。开始是一人一个坑，后来死的人多了就埋在一个大坑里。尸体埋葬之前全部进行解剖。我在隔离所亲眼看见，他们把一个人的皮扒下来，一掴盖在尸体脸上，然后往外拉走了。
西门外放着4张种地户雇人劳动时吃饭用的大条桌，条桌近两米长，一米宽，紫檀颜色。这4张桌子成了日本人的解剖台，把死人放在上面，有扒皮的，开脑子的、开肠破肚的。内脏挖出来的。小男孩的蛋卵也割下来，都泡在药水里带走了。
据当时负责挖坑埋尸的杨印堂等人讲，很多尸体是由岗本亲自解剖的。人死后放在条桌上，日本人像杀猪一样用水泼，然后开肠破肚。条桌下面放着坛子和水桶，尸体解剖后，人的内脏总要被扒出一部分放在坛子或桶里带走。有的没有咽气就被他们活活解剖了。
有关1943年，通辽周家围子的防疫究竟是一次防疫行动，还是一场涂炭人命的细菌实验，除了上述幸存者的证词外，还有历史挡案可以为证。1950年2月2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关于惩办日本细菌战犯的座谈会上，畎医科长发言中说：“日寇于伪满康德七年在通辽研究生菌，竟以活人进行实验，如将通辽南周家围子百余户的大屯子封锁起来，注射生的鼠疫细菌，而被感染死亡者即过半”。
1994年前后，周家围子需要扩大村民盖房用地，由于鼠疫坟已经和村子连在了一起，影响了村庄建设。当时，村支书赵玉书听说 鼠疫坟属于疫区，怕村民们盖房引得鼠疫再起，便想到起坟。经过批准，为安全计，专门由市防疫站地病科来起坟。当年，全屯死于鼠疫者达179人，但在这片地里只起出48具尸体。后来，村民在挖菜窑时又挖出两具尸体，共50具尸体。说明，真正埋葬在这里的尸体远远不到真实的数目。这件事情至今令周家围子人困惑不解。
据现任村支书赵文宏说，起坟时挖出一具女尸，是老晋家的。日本人听说这个女人利害，就要看看她为什么利害，死后用锯子把这个女人的脑袋锯下来一半，拿去化验了。起坟的时候，挖出来的真是另一半脑盖骨。
村民杨印堂在挖坑埋死人时做了记号，把人名刻在青砖。后来挖出来的青砖上确实用非常工整的字写着死者的名字。这些遗骨挖出来后，移到了清河的南河堤一带，挖了一个大坑，用汽油焚烧之后重新埋葬了。
为了了解的周家围子鼠疫坟的情况，作者专门访问了通辽市科尔沁区防疫站副站长冯国臣先生，当年正是他带领防疫站前往周家围子进行起坟工作的。他说，我们曾对周家围子鼠疫坟中的遗骨和土壤，采取了抽样细菌学培养，结果没有培养出鼠疫杆菌来。有关鼠疫患者尸体的保菌期到底是多少年，目前防疫界还没有定论。

我是夏雯静

通辽及内蒙其它地区的网友，你们好！！！我是“通辽鼠疫事件”受害幸存者白振海的孙子，我的名字叫白晓秋。我爷爷在1943年日军侵华期间受日军细菌战影响感染鼠疫病菌，造成我太爷病死，我爷终生残疾。至今已经64年，在这64年里我爷爷一直遭受鼠疫后遗症的影响，痛不欲生，几次准备轻生，但考虑还要养育四个孩子，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但鼠疫后遗症折磨我爷爷64年了，经常发高烧。现在已经行动不便，作为孙子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同时，我爷爷有个想法，希望能在他有生之年，对日进行控诉，还他一个公道，让九泉之下的我太爷得以安息！！



近年来我一直在为我爷爷对日控诉而努力，查询很多资料，了解到内蒙很多地区都受到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影响，造成内蒙地区大量平民死亡，我想您多少会从长辈那里听说当时惨象。侵华日军在中国及内蒙地区犯下滔天罪行，日本政府并没有为过去的罪行进行足够的反省和道歉，至今内蒙（通辽）等地区鼠疫事件并没有得到解决。



以下是我收集的一组数据：



———乌兰浩特(王爷庙) 、通辽、赤峰、敖汉、翁牛特、喀喇沁，科尔沁右翼前旗、突泉县、扎赉特旗、开鲁县、奈曼旗、科右中旗都有史实记载，有大规模鼠疫流行爆发。



———内蒙古东部区从 1945年至1948年，共发病47522人，死亡39097人。



———从1945年冬至1946年春，乌兰浩特(王爷庙)及其周围的人民因吃带有鼠疫细菌的大米、白面而死亡的人数约3000余人，死亡率高达92.2%，有些人不幸全家死亡。



这只是简单的三组数据，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侵华日军所实施细菌战对内蒙造成极大影响，大家要知道一个数字1就意味一个活生生的人被鼠疫夺去了生命，或许这个数据中，有你的长辈，亲人，朋友也因为日军罪行而遇难。侵华日军给内蒙人民带来这么大的影响，至今内蒙细菌战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在为我爷爷事情奔走的同时，我希望看到更多内蒙地区其它受害幸存者站出来，敢于对日进行控诉，但由于事件已经过去了60多年，对日控诉有极大的难度，它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强大的民间力量来促进对日控诉索赔工作更好的进行下去。



目前内蒙地区对日控诉工作进行的极不顺利，通过了解内蒙地区这么多人遇难，至今无一人对日进行控诉，我虽然在进行准备，但也困难重重，短期很难达到我所希望的结果。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受害幸存者站出来，勇于对日进行控诉，单凭我一人之力是无法完成的，只有这些受害幸存者聚集到一起，才会引起相关团体注意，对日控诉也能尽早尽快的得到解决。同时，相关物证，线索也非常缺乏，我远在辽宁本溪，所以还需要广大网友的帮助和支持。



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起来，当健在的幸存者怀着遗憾的心情百年之后，那么这段历史就要改写了，遇难的几万内蒙同胞也就白死了。我们现在抓紧时间一起努力，趁有部分幸存者在世积极抢救这段历史，并投身入对日控诉工作中去，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要知道他们已经是75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内蒙细菌战历史如何改写，遇难同胞的灵魂是否能得到安息，还仰仗各位的积极参与！！！



我的能力有限，而且参与这件事情不仅是我受害人家属应该做的，深受其害的内蒙同胞也应该参与进来，同样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对内蒙细菌战事件得到解决付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征集内容如下：



1， 内蒙地区鼠疫受害幸存者。

2， 相关历史记载，档案资料。

3， 与内蒙地区鼠疫相关的线索。



现在内蒙鼠疫事件资料非常少，同时我们也应该尽最大努力保全这部分资料，以方便相关团体对日本政府进行控诉索赔。希望大家能提供相关线索，如果就我爷爷这一个案件势单力薄，很多事情不好开展，只有受害幸存者聚集到一起，才会得到相关团体，个人的关注，事件才能得到完美解决。我自己的力量有限，希望通过发帖这种方式，寻找到更多的幸存者。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已经成立，致力于民间对日索赔工作，包括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及二战劳工等，对幸存者进行民间捐助工作和帮助其对日索赔。由于“内蒙鼠疫事件”的特殊情况，需要大量人证，物证和相关线索。只要时机成熟，相应团体和个人都会加入对日索赔工作。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提供大量线索，才会方便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等团体在此事件对日诉讼，以使我们的现存受害者得到日本方面的相关赔偿。这样“内蒙鼠疫事件”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我已经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等民间团体建立联系，如果有最新的相关信息我会及时反馈给这些团体。并且中国民间索赔联合会已经关注“内蒙鼠疫事件”，但是需要我们更多当年的受害者站出来，及其它知情者提供线索和各种相关材料及物证，以方便“内蒙鼠疫事件”更好的开展，及今后的对日诉讼索赔。同时欢迎您关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工作动态情况，以下有相关网址。



时间正在前行，“内蒙鼠疫事件”如何解决，还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您的参与或许会影响历史的进程。







血的历史是谈忘，还是铭记？







历史不应被忘记，应该永远铭记我们心中。

作为受害人的孙子，有责任，有义务。

让这段历史大白于天下。

我的能力有限，这个事业需要许许多多朋友们的帮助。

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九泉之下几万人的灵魂得以安息！

让我爷爷几十年的痛苦得以洗血！！！！



你们的帮助和付出



----------------------定会让血的历史永远铭记我们心中，

“通辽鼠疫事件”万千亡灵得以安息！！！！









希望各位提供相关线索资料:







受害幸存者白振海之孙：白晓秋

参与QQ群号：50138420

本人QQ:49287930

我是夏雯静

　鼠疫 (plague) 是由鼠疫杆菌 (Yersinia  pestis) 感染引起的自然疫源性传染病。临床表现 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 , 病死率极高。在近代史上 , 鼠疫的猖獗流行曾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 , 故属于国际检疫疾病 , 我国法定为甲类传染病。新中国成立后, 鼠疫在我国已得到明显的控制 , 发病率大大下降。但由于系一种广泛流行于野生啃齿动物间的自然疫源性疾病 , 近些年 , 世界每年报告的病例数仍在 2000 例以上。我国疫情面 广 , 主要流行于云南、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四川等地。本节内容主要介绍鼠疫流 行病学特点 , 对目前鼠疫的诊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 及对鼠疫防治的难点进行讨论和 展望。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科刘虹
　　一、鼠疫一一人类历史的灾难
　　鼠疫远在两千年前既有记载 , 世界性大流行历史上记载过 3 次。第一次发生于公元 6 世纪 , 几乎遍及所有国家。第二次发生于 14 世纪 , 当时称之为 " 黑死病 ", 波及整个欧洲、亚 洲和非洲北部。第三次发生于 1894~1900 年 , 波及 32 个国家 , 死亡人数以千万计。我国在 新中国成立前也曾发生多次流行 , 病死率极高。史料记载 ,20 世纪上半叶 , 内蒙古地区多次 出现人间鼠疫大流行 ,1901~1949 年间曾有 41 年次鼠疫流行 , 其中发病 2000 人以上就有 8 次 , 发病 93252 人 , 死亡 8 万余人。 1910 年起源于俄罗斯达乌利亚 , 在满洲里地区发生了 20 世纪以来全国最大的一次肺鼠疫大流行 , 先后波及东北的齐齐哈尔、长春、哈尔滨、沈阳
　　及河北、山东等地 , 死亡 60468 人。 1917~1918 年西部地区肺鼠疫大流行 , 发病人数 13798 例 , 死亡 13782 例。 1947 年东部地区 16 个旗县继 1910 年肺鼠疫后再次大流行 , 由于疫情 来势凶猛 , 许多地区同时出现众多的腺鼠疫病人 , 后继发肺鼠疫 , 造成人 -人间的迅速传播 , 发病人数 3 万余人 , 死亡 2.5 万余人 , 通辽市每天死亡人数多达 160 余人。由于当时大面积 的家、野鼠没有得到彻底的处理 , 致使 1948 年又在 14 个旗县继续出现了流行 , 遍地可见尸 骨。我国人间鼠疫流行主要集中在吉林、黑龙江、福建、广东、陕西、山西、青海、内蒙古、西 藏、贵州省。建国后 , 党中央在流行区都成立了鼠防专门机构 , 发动群众灭鼠 , 灭蚤。我国人 间鼠疫很快得到明显控制。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 世界范围内鼠疫出现发病高峰。 20 世纪 80 年代全世界报告的鼠 疫病例仍达 8544, 病死率高达 11.55%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世界鼠疫再次活跃。病人平 均分布在亚、非及美洲 ,1994 年东西半球同时发生严重流行 , 其中以印度疫情最为严重 , 共
　　发生 693 例。与内蒙古毗邻的蒙古国南戈壁省、巴彦洪格尔省、戈壁阿尔泰省均为疫源地 , 部分地区人间鼠疫仍时有发生。我国 1996 年报告 98 例 ;1997 年 43 例 ;1998 年 24 例 ;1999 年 14 例 ;2000 年 254 例。我国西北地区喜马拉雅旱獗鼠疫自然疫源地也进入相对活跃期 , 人间鼠疫几乎每年都有发生。青海省鼠疫疫区范围不断扩大 , 人间鼠疫呈现上升趋势。近 些年 , 世界每年报告的病例在 2000 例以上。我国的鼠疫疫情也呈现上升趋势 , 新疫源县不
　　断出现 , 部分鼠疫静息疫源地重新活跃 , 动物鼠疫流行范围逐渐扩大 ; 鼠疫疫情向城市、人口 密集区逼近 ; 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 , 增加了鼠疫远距离传播的机会。 " 十五 " 期间 , 云南、贵 州、广西、西藏、青海、甘肃和内蒙古 7 省 ( 区 )43 县次发生人间鼠疫 206 例 , 死亡 24 例。云 南、广西、贵州、西藏、青海、甘肃、新疆、四川、内蒙古、宁夏、河北、陕西、辽宁、吉林 14 省 ( 区 ) 278 县次发生动物鼠疫疫情 , 新增 13 个鼠疫疫源县。目前 , 我国鼠疫疫源地已分布于 19 个 省 ( 区 ),286 个县 ( 市、旗 ), 疫源地面积 115 万平方千米。 2004~2005 年青海省连续发生人 间鼠疫。就 2004 年 9~10 月一起人间肺鼠疫发病 14 人 , 死亡 6 人。历史上无鼠疫流行报 道的贵州省 , 于 2000 年在两个县 ( 市 ) 部分乡镇首次发生动物间鼠疫暴发流行并波及人间。 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一牧民 2004 年发生腺鼠疫并发肺鼠疫。四川省报道首起 5 例人间鼠疫
　　的流行。李仲来报道中国 1901~2000 年人间鼠疫病例数为 1167379 例 , 死亡 1038970 例。可见鼠疫对人类健康之危害。
　　二、为何鼠疫难以消灭
　　鼠疫是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 , 病原菌可以不依赖人类而在啃齿动物中保存下来。人 进λ疫区与传播媒介或受感染的家鼠接触就被感染。野鼠类和其他野生啃齿类动物为鼠疫 杆菌的主要储存宿主 , 以黄鼠属和旱獗属为最重要 , 因为这些动物感染后可越冬至翌春发 病 , 引起鼠间鼠疫流行 , 如果黄胸鼠、褐家鼠等流行鼠间鼠疫 , 可以成为人间鼠疫的传染源。 猫、羊、兔、骆驼、狼、狐狸等也可成为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宿主。由此 , 在有鼠疫流行的疫源 地 , 上述动物是鼠疫流行的重要传染源。
　　肺鼠疫病人是人类鼠疫的主要传染源。人作为传染源 , 近百年来多次发生人类鼠疫大 流行 , 最早的病例都是从疫源地通过接触啃齿类动物而感染 , 再由染疫的肺鼠疫病人作为传 染源 , 使鼠疫迅猛传播。 1910 年、 1920 年起源于满洲里的东北肺鼠疫大流行都是通过飞沫 而传染。解放后 , 人作为传染源 , 通过飞沫传播的病例越来越少。鼠类作为储存宿主 , 通过 鼠蚤为媒介 , 构成传播 " 啃齿动物→蚤→人 " 传播方式已是主要途径。
　　剥食患病动物的皮、肉、病鼠的皮肉、内脏 , 接触其血液、痰 , 服血分泌物等均可经破损的 皮肤或教膜感染。内蒙古地区史料记载 ,1957 年 10 月正蓝旗 1 人因剥死狐狸皮而感染腺 鼠疫死亡。 1959 年 12 月东北有两起因剥食染疫野兔而感染腺鼠疫 , 后继发肺鼠疫并出现 人 -人之间的传播 , 造成发病 5 人 , 死亡 4 人。国内外类似感染的病例甚多。在今后人间鼠 疫多为散发的情况下 , 尤应注意因剥食狞猎而感染者 , 这是活动性疫区内仅次于直接被疫蚤 叮咬的又一种重要传播途径。
　　武器化的鼠疫病原体通过气溶胶形式传播 , 引起传染性极强、病死率极高的肺炎型和败 血症型鼠疫 , 不需要鼠和蚤作为中间媒介。武器化的鼠疫病原体可不受外界条件的限制 , 通 过发达的交通方式使鼠疫快速传播波及各地 , 甚至难以确定发病地点、时间和来源。文献记 载 ,14 世纪 , 当时称之为 " 黑死病 " 波及整个欧洲、亚洲和非洲 | 北部的鼠疫大暴发与生物武器 有关 , 这场由于细菌导致的生物战 , 使整个欧洲约有 2000 万人死于鼠疫。之后 ,1941~ 1942 年日军在我国东北组建部队大量生产鼠疫、炭瘟、霍乱生物战剂 , 在浙江、宁波、湖南等 地空投带有鼠疫杆菌的生物战剂。 1951~1952 年美国在朝鲜和我国黑龙江省也曾空投疫 鼠及带鼠疫杆菌的毒虫。导致严重的肺鼠疫。
　　回顾 20 世纪几次鼠疫大流行 , 都与战争或饥荒有密切关系。历史上隔一定年代出现一 次人类鼠疫的大流行 , 都是在动物鼠疫大流行的同时或稍后引发的。解放后 , 随着防治鼠疫 手段的逐步科学化 , 即使在动物鼠疫大流行时也并没有引起人间鼠疫大流行 , 社会因素起了 决定性作用。
　　三、鼠疫患者诊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实践经验证明 , 及时准确的诊断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 , 在有特效药应用以来 , 大多数死 者是因为诊断不及时或延误诊断造成的。因此 , 除熟悉鼠疫的一般临床知识外 , 需认真注意 以下几点。
　　1. 流行病学指征临床资料显示 , 绝大部分患者源于疫源地动物鼠疫流行区 , 往往是 出现动物鼠疫猛烈流行时才波及人间。因此应注意患者的发病前的潜伏期 (10 天左右 ) 是 否到过鼠疫区和与传染源接触的程度 , 重点是有无被蚤叮咬的可能 , 是否剥食可能染疫的动 物。应在查明疫源地情况下 , 掌握动物鼠疫流行状态 , 注意情况不明的死角地区。
　　2. 注意特有的症状和体征在获得流行病学阳性资料并有类似鼠疫症状时 , 首先要怀 疑鼠疫 , 诊查的同时即开始治疗。
　　腺鼠疫最常见 , 好发的部位依次为腹股沟淋巴结 (70%) 、腋下淋巴结 (20%) 和颈淋巴结 红肿 , 多为单侧 , 病后 2~3 天最重。要重点注意腺肿发展的速度、剧痛、坚硬及与周围组织 粘连的程度。若及时诊治 , 淋巴结可消肿 ; 否则 , 很快淋巴结化服、破渍 , 易发展为败血症和 肺鼠疫。
　　肺鼠疫可以是原发性 , 亦可继发于腺鼠疫。原发肺鼠疫发病急 , 临床毒血症状重 , 寒战、 高热、胸痛、咳嗽、初期痰澄清 , 继而带泡沫或血 , 很快成血痰 , 表现呼吸困难、颜面及皮肤发 绪。听诊肺部体征相对较少。根据流行病资料需与肺炭瘟、重症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相鉴别。
　　败血症型鼠疫是最凶险的一型 , 原发性 ( 暴发性鼠疫 ) 少见 , 多继发于肺鼠疫和腺鼠疫。 严重的全身症状 , 普遍有广泛的皮肤和内脏出血 , 病死率极高 , 死后皮肤呈黑色 , 故有 " 黑死
　　病 " 之称。
　　3. 典型病例
　　例 1 ××× , 男 ,64 岁 , 汉族 , 牧民。 1987 年 5 月 21 上午 , 在野外拾到死兔直接用手剥
　　皮掏内脏 , 肉煮熟食用 ,23 日发热 , 体温 39 ℃ , 全身不适 , 头痛头晕 , 口干恶心 , 烦躁 , 无淋巴腺 肿。 24 日经一般治疗效果差 , 下午疑似鼠疫立即肌注链霉素 1g 和口服 TMPSMZ2g 治
　　疗。同时静脉采血细菌培养。 26 日长出典型的鼠疫菌落 , 涂片满视野出现典型的鼠疫菌 , 确诊为败血症型鼠疫。由于发现早 , 诊断治疗及时 , 很快得到治愈。
　　例 2 ××× , 男 ,7 岁 , 牧民。 1991 年 5 月 2 日野外放牧小羊时 , 自觉发热 , 全身不适 ,
　　继之昏睡不能行走被背回家。 3 日上午高热不退 , 左倾下腺肿大 , 当地医生按急性淋巴腺炎 给予白霉素、庆大霉素和对症治疗 , 下午病情加重 , 高热、四肢出现大量痕斑 , 恶心 , 呕吐物为 咖啡样 , 大便柏油样。 4 日急送上级医院 , 继续按急性腮腺炎、淋巴结炎混合感染治疗 , 病情 无好转 , 下午按疑似鼠疫治疗。 5 日抢救治疗无效死亡。人院体征 : 颜面潮红 , 结膜充血 , 口 唇发绪 , 神志不清 , 呼吸急促 , 体温 40 ℃ , 血压 60/40mmHg, 左领下淋巴结 1cm × 1.5cm, 质 硬 , 基底部粘连 , 界限不清 , 触痛。周围组织高度水肿 , 四股出现大量痕斑。病情进行性加 重 , 双侧淋巴结呈高度肿胀 , 一直处于休克状态。血 WBC40800/m 时 ,N87%, 按疑似鼠 疫治疗 , 因病重无效死亡。发病到死亡仅 3 天。尸检 : 胸腹腔大量积血 , 不凝固 ; 各脏器检 菌 ,36 小时后从领下淋巴结培养物中分离出鼠疫菌。其他各脏器研磨接种动物 ,60 小时后 检出菌 , 确诊为腺鼠疫并发鼠疫蜂窝组织炎继发鼠疫败血症。
　　4. 病原学诊断是关键鼠疫能否在人间造成大流行 , 首先取决于对首发病例的准确诊 断。当遇到疑似患者时 , 除采取应急救治措施外 , 首先考虑到取材检菌 , 充分注意一些特殊 情况时如何快速准确获得鼠疫菌 , 并与投药同步进行。疑似病人应在服用抗菌药物前 , 依其 症状和体征按部位取材检菌。因鼠疫传染性极强 , 采集标本须严格无菌操作。在有严密防 护措施的专门实验室进行检测。
　　(1) 病原检测如何取材 : 静脉采血 3~5ml, 供检菌和血清学诊断。用于各型疑似鼠疫
　　患者。
　　1) 疑似腺鼠疫病人 : 选取肿大之淋巴结 , 抽取组织液适量 , 保存于灭菌试管内或直接接 种于血琼脂平板。淋巴结肿大不明显者 , 可先向淋巴结内注射 0.3~0.5ml 灭菌生理盐水 , 稍停后再行抽取。感染后期 , 可在肿大的淋巴结周围穿刺抽取组织液。
　　2) 疑似肺鼠疫 : 嘱病人对血琼脂平板咳嗽 , 或将带血痰液标本收集于灭菌平皿或广口 瓶内备检。或用灭菌棉拭子涂擦咽部分泌物 , 将拭子保存于灭菌试管或灭菌生理盐水管内
　　备检。
　　3) 疑似肠鼠疫 : 应取病人粪便备检。
　　4) 疑似脑膜炎型鼠疫 : 病人用腰椎穿刺法抽取脑脊液备检。
　　5) 疑似鼠疫尸体 : 取材时 , 各脏器都要选 , 特别是对已经治疗者还需取骨髓。
　　张万荣等报道 , 取标本部位不同 , 得到的结果不完全相同。 1987 年 ,1 例败血型鼠疫患
　　者 , 在首次取血时从耳垂和上肢静脉同时采 , 耳垂血涂片和培养均为阴性 , 静脉血涂片镜检 亦为阴性 , 但将较多的血 ( 含血块 ) 培养时 ,36 小时后长出典型鼠疫菌落 , 镜下满视野典型的
　　鼠疫菌。 1991 年由 1 例颈腺鼠疫并发蜂窝组织的儿童患者 , 因误诊延误治疗而死亡 , 在死 前曾用了多种抗生素 , 包括对鼠疫菌有杀灭作用的链霉素、庆大霉素等。在尸体解剖时取了 淋巴结、肝、脾、肺、心及心血等多种脏器进行检菌 , 并用心血做血凝试验 , 但从淋巴结和脾中 培养出很少菌落。
　　(2) 血清学检测 : 进一步确诊。以鼠疫耶尔森菌 F1 抗原测血中 F1 抗体 , 常用的方法 有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敏感、特异 ; 间接血凝法 (PHA), 用于回顾性诊断和流行病
　　
　　学调查 ; 荧光抗体法 (FA), 检测可疑标本 , 快速准确。
　　(3) 分子生物学检测 : 采用 DNA 探针或聚合酶链反应 (PCR), 可协助诊断。尽管 PCR
　　法已用于许多疾病的早期病原学诊断 , 但对鼠疫仍处于研究阶段。
　　四、鼠疫治疗工作的历史回忆
　　20 世纪开始 , 学者们研究了许多治疗鼠疫的方法 , 但直到磺胶类药物出现 , 才使鼠疫治 疗进入了新的时期 , 明显降低了鼠疫的病死率。而真正彻底解决鼠疫的治疗问题 , 还是在链 霉素问世以后。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开始先后使用过手术加磺胶疗法 , 是在药品供不上 的困难条件下 , 为抢救腺鼠疫患者而采取的。在疾病早期将淋巴结摘除 , 若化服切开引流 ; 伤口外用磺胶粉 , 内服磺胶制剂。这种方法在当年亦救治了不少患者。但对于肺鼠疫和败 血症性鼠疫 , 单纯的磺胶疗效不高。后采用磺胶口服、美兰溶液肌注、抗鼠疫血清混合疗法 后腺鼠疫疗效较前明显提高 , 但由于磺胶药物不良反应大 , 混合疗法复杂 , 对于肺鼠疫和败 血症型鼠疫疗效差 , 后逐渐被链霉素疗法取代。链霉素联合磺胶药物 , 对于腺鼠疫患者治愈 率又有提高。但由于磺胶药物的不良反应 , 部分患者死于粒细胞减少症 ,20 世纪 50 年代中 期推广的单纯链霉素疗法 , 都收到良好疗效 , 治愈率有较大提高 , 凡早期治疗的患者几乎都 能治愈。从那时起 , 把链霉素作为治疗鼠疫的首选药物 , 一直沿用至今。 20 世纪 70 年代以 后 , 关于试验性鼠疫治疗方面的报道不少 , 我国甘肃、新疆对 10 多种抗菌药物试验结果证 明 , 各型鼠疫菌除对链霉素最敏感外 , 对青霉素、氨节西林、卡那霉素、丁胶卡那、四环素、庆 大霉素、氯霉素和第三代头抱菌素等均敏感 , 上述虽只是试验室初步试验 , 但为鼠疫药物的 选择开阔了新的思路 , 上述药物的使用可克服传统药物的缺点和不足 , 在链霉素首选的前提 下可联合其他药物 ; 或对于链霉素过敏以及对链霉素所致中毒的患者 , 给予了选择的空间。
　　五、未来工作的展望一一鼠疫防治的长期性 , 历史的灾难不可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