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1940年伪满新京特别市鼠疫发生经过的一点看法

我是夏雯静

  鼠疫（Pestis）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烈性传染病,也叫做黑死病。最常见的是淋巴腺鼠疫，淋巴结受染。当感染侵袭肺部，称肺鼠疫。临床主要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痛、出血倾向、肺部特殊炎症等。本病远在2000年前即有记载。世界上曾发生三次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入欧洲，死亡近1亿人；第二次发生在14世纪，波及欧、亚、非；第三次是18世纪，传播32个国家。14世纪大流行时波及我国。
       1910年10月，我国东北就曾爆发肺鼠疫。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鼠疫出现后，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在这期间，清政府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在整个华北和东北都按伍连德的建议进行防疫，成功地控制鼠疫的扩散。但是这场震惊世界，席卷半个中国，持续6个多月的疫情，还是吞噬了6万多条中国人的生命。
  1940年春天，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和位于其附近的农安县突然爆发鼠疫，一时间“黑魔”肆虐，人人自危，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十室九空。疫病起因源于4个走村串户的鱼贩子。其中两人显然是害了病，他们卖掉鱼货之后就到当地一家小诊所求医。没过两三天这两个人就死了，接着他们的同伴也死亡。这几个病人就诊诊所的一个护士也在几天之后患病而死。这个护士的弟弟和弟媳也在鱼贩子到来的一周之后而死。随后一些接触过那位护士和她的家人的邻居也得了病，几天之中也都相继死去了。从此，鼠疫开始侵袭全县。9月3日，在伪新京三角地附近相继发生了突然死亡者，经检查系鼠疫感染者。为了防止疫区的扩大，关东军和伪民生部立即召集负责卫生工作的首脑研究对策。于是决定，由关东军和伪满政府共同组成成立防卫委员会，作为防疫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在伪新京设立关东军防疫警备队（临时）。伪兴业银行南广场支行地处伪新京原满铁附属地内南广场，在伪新京火车站附近。为了加强这一特殊地区的防疫工作，将本部设在伪兴业银行南广场支行办公楼内。直到12月上旬疫情才结束。此事过后按日方公布的数字，共有300多人染病身亡。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在研究这次鼠疫的发生原因，并搜集证据以证明此次鼠疫的制造者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而非自然发生。
臭名昭著的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是1936年日本天皇的亲自授命下，成立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改称731部队)，总部设于哈尔滨。短短几年时间，731部队疯狂地生产细菌武器，按其生产能力，每月可培养出300公斤鼠疫菌、600公斤炭疽热菌和1000公斤霍乱菌。据战后的估计，731部队在战争期间所生产的细菌，数量足够杀死全人类。为了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日军很快便将这种罪恶的武器运用到战场上。在抗日战争期间，关内有数十万中国军民遭到了日军细菌武器的攻击，死伤惨重。1939年，关东军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同苏联红军爆发战争，由于关东军在作战中屡受挫折，731部队便奉命参战。1939年7月13日，石井四郎派出一支22人组成的敢死队，携带装有各种细菌的容器，到达位于中蒙边界的哈拉哈河，在长约1公里的河段上施放了鼻炭疽、伤寒、霍乱、鼠疫等细菌溶液22.5公斤，由于苏蒙军的饮用水来自后方铺设的输水管，所幸没有大的伤亡。日军虽三令五申不准饮用河水，但还是有不少士兵在极度干渴下偷偷喝了河水，成了细菌战的牺牲品。战后日本关东军军医部统计，整个作战期间前线共有1173人因病因不明死亡，关东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某报曾发表一篇以《日本侵华又一罪证在日被发现》为题的文章，文章中称“臭名昭著的原日本关东军731部队为开发细菌武器而反复使用活人做试验。1940年在中国东北的农安、长春施放鼠疫菌造成大面积瘟疫流行，有关此事的调查报告最近在日本的庆应大学图书馆仓库被发现。这本名为《高桥正彦鼠疫菌论文集》的书收录了1942年至1949年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27篇。作者高桥正彦当时是该部队细菌研究部鼠疫菌疫菌研究项目负责人，任陆军军医少佐。报告书中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昭和15年在农安及新京发生的鼠疫》和《昭和18.4.12》等6篇文章。文章称‘中国死者有数百人’。报告还就1940年6月－11月左右在两地区发生凶猛的鼠疫进行了说明，对感染途径，不同老鼠身上的跳蚤种类和数量等都有详细的记录，非常系统”。
　　同时对上述这篇综合消息做出结论：“证实了农安县城于1940年6月－11月发生的鼠疫大流行，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施放鼠疫菌所造成的。”
       关于日本关东军“731”部队为开发细菌武器而反复使用活人做试验这一罪证，已是不争的事实，早有定论。但是文中将在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仓库发现的《高桥正彦鼠疫菌论文集》收录的1942年至1949年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共27篇，作为证据证明发生在长春和农安的鼠疫大流行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施放鼠疫菌所造成的论点并不充分，难以服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使我们中国人民从经济上以至生命上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种心灵上的创伤是永久也难以弥合的，这笔帐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但我们收集证据时，不能仅凭简单的民族感情去对待事实，取证要真正做到有理有据，所采用证据必须准确，以还清历史真相。高桥正彦是731部队细菌研究部鼠疫菌疫菌研究项目负责人，对使用活人做试验这一罪证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罪行不可饶恕。但是，高桥正彦《关于昭和15年在农安及新京发生的鼠疫》和《昭和18.4.12》等6篇论文，只是事后对1940年6月－11月左右在两地区发生凶猛的鼠疫进行了说明。对鼠疫感染途径，不同老鼠身上的跳蚤种类和数量等详细的记录，并对鼠疫发生的过程进行总结，统计出“中国死者有数百人”。但证明不了农安县城于1940年6月－11月发生的鼠疫大流行，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施放鼠疫菌所造成的。如前所说，此次鼠疫的发生是731故意施放造成的，这一点我认为是不可信的。如故意施放，用于实验，这里边有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一旦实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1940年的伪满洲国国内政治形势已趋稳定，日本帝国主义也早已把伪满洲国视同自己的“本土”，为了长期把伪满洲国作为其殖民地，为其将来迁“都”做准备，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已将大批移民迁入东北，与当地人混散居住。新京（长春）当时是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关东军总部所在地，日本人投巨资修建的现代化都市。当时曾经是亚洲近代唯一一个比东京还先进的城市，是中国第一个全部由外国专家规划设计，仿照外国首都建造的城市(巴黎、堪培拉)。“国都新京（长春）”到1934年，整个城市全部掩映在绿海之中，有“城市山林”和“森林之都”之称。到1942年，长春人均占有绿地面积超过华盛顿1倍、日本大城市5倍，为世界大城市绿化之冠。1934年，建成亚洲最大的无线电台——新京无线电台。同时在新城区全面普及抽水马桶也是亚洲第一个；第一个全面普及管道煤气；第一个实现主干道照明电线和通讯线路采用地下管线入地的城市。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是以占有为目的，并非将其毁灭，将试验场用在自己的“领土”上，而且拿伪国都“新京”做试验，这种情况有悖常理，日本人不可能愚蠢到这种地步。因此，故意施放一说难以成立，至少说上述搜集的证据是不充分的，证明不了事件发生的真相。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此次鼠疫的发生与关东军驻“新京”100部队有关，并作出如下的推测：认为是100部队实验室排出的废物渗到了地下水里，然后向北扩散到了农安。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从100部队实验室里逃出来的老鼠把鼠疫带到了疫区。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农安鼠疫就是100部队进行的细菌战实战试验。众所周知，关东军第100部队的前身是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一九三一年在沈阳成立。一九三三年，病马收容所迁到长春。一九三六年，关东军在长春市郊区十公里外的孟家屯正式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尽管有这个堂而皇之的名称，第100部队实际上主要研究生产针对动物、植物和人畜并用的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斑驳病等细菌武器。据在第100部队服役过的上士试验员三友一男战后在苏联伯力接受审问时供认，在他的操作下，每年可生产一千公斤炭疽菌，或生产鼻疽菌五百公斤。并多次深入前沿阵地，进行细菌攻击武器实验。从中可以看出，关东军第100部队研究生产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斑驳病等细菌武器，并不生产鼠疫菌。因此，上述三种观点也难以成。
    综上所述，1940年发生在中国农安和长春的鼠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发生的真正原因。由关东军有意施放的证据并不充分，难以服人。如想搞清此次鼠疫发生的原因，还需要我们大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以找出更充分有利的证据来证明那一段历史真相。

我是夏雯静

    根据广滨书记关于长春伪满“忠灵庙”旧址保护利用问题的指示，市政协党组及时进行研究部署，并成立了由市政协文史委、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市文物局和伪满皇宫博物院等单位组成的专题调研组，市政协主席崔杰亲自组织调研组就长春伪满“忠灵庙”旧址保护和利用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与有关单位、部门座谈协商。通过实地踏察、座谈调研和沟通协商，与省档案局、空军航空大学等有关单位就伪满“忠灵庙”保护和利用问题达成共识，形成一致意见。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对长春伪满“忠灵庙”等6处日伪祭祀1日址的调查情况
去年12月，专题调研组会同有关专家对伪满时期日伪祭祀旧址进行了深入全面调查。根据实地调查和查阅历史档案资料，在长春市区原有日伪祭祀旧址6处，即“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庙”、“新京神武殿”、“日本东本愿寺新京别院”、“新京神社”、“新京忠灵塔”。其中，“新京忠灵塔”于1952年被拆除，其他几处建筑旧址基本保持原貌。按伪满时期的管理体制，这6处日伪祭祀场所分为3个等级：一是所谓国家级祭祀场所。共有2处：分别是“建国神庙”，占地1540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0平方米，地址在伪满皇宫御花园内；“建国忠灵庙”，占地45公顷，建筑面积905平方米，现位于人民大街121号，在空军航空大学校园内作仓库使用。二是伪满首都地方管理，冠以“新京”名称。共有3处，现存2处。分别是“新京神武殿”，地址在吉林大学老校区内，现为吉大附中礼堂；“新京神社”，占地2万平方米，正殿建筑面积500平方米，现为市政府第二幼儿园使用； “新京忠灵塔”，位于北安路（现三角广场），1952年拆除，已无遗迹。三是作为日本寺庙的下院，由日本寺庙管理。“日本东本愿寺新京别院’’，建筑面积1590平方米，现为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管理。
以上现存5处日伪祭祀场所旧址，除“新京神社”（市政府第二幼儿园使用）保存完好外，其余4处已破旧不堪，亟待维修。其中伪满长春“忠灵庙”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与省档案局的协调情况
    2014年12月23日，市政协主席崔杰带领调研组到省档案局进行了专题调研，并与省档案局尹怀等领导班子成员及相关同志进行座谈讨论和沟通协调，就长春伪满“忠灵庙”的保护利用达成四点意见：一是一致认为长春伪满“忠灵庙”等日伪祭祀场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有力证据，应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二是应与空军航空大学配合搞好长春伪满“忠灵庙”旧址的修缮和保护；三是省市有关部门与空军航空大学协调配合，对伪满“忠灵庙”旧址适度开放利用；四是应把伪满“忠灵庙”旧址与其他4处日伪祭祀旧址一起，向国家补报文物遗址保护单位。
    三、与长春航空大学的协调情况
    4月28日，市政协主席崔杰在前期与空军航空大学有关领导进行沟通的基础上，亲自带领专题调研组和市文物部门负责同志专程到空军航空大学进行调研，并与空军航空大学校长付国强、副政治委员孙立峰等学校领导同志座谈讨论和充分协商，就伪满“忠灵庙”的保护利用问题达成三点共识，形成座谈会纪要。
    1、长春伪满“忠灵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有力罪证，学校应保护好管理好，及时修缮，防止损毁。市文物部门可在修缮时与学校一起向国家申请专项资金维修。
    2、重要纪念日、重大活动经事前协商，遗址对外开放。在保证安全和不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学校为市民和社会各界参观提供方便。亦可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相关展览活动。
    3、省、市文物部门和学校应密切配合，对历史遗址进行评估论证，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高文物保护利用水平。
四、关于下一步工作衔接、操作和落实问题
     根据市政协专题调研组深入调研和与各方面沟通协调所形成的共识和意见，下一步市委、市政府应责成市文广新局、市文物局、市档案局牵头负责，市政协文史委配合，对这项工作进行衔接和组织推进落实。一是着重抓好重要历史节点对外开放工作的落实；二是由市文物局和空军航空大学等单位配合，抓紧进行打捆申报国保单位；三是由市文广新局、市文物局按《文物法》规定，督促配合相关单位加强保护管理，及时进行修缮，并配合争取上级专项经费支持。
              中共政协长春市委员会党组
                        2015年5月11日

附件
      空军航空大学、长春市政协调研组
   关于长春伪满“忠灵庙”旧址保护、利用问题
                  座谈会纪要
  根据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和市委书记高广滨同志关于长春伪满靖国神社遗址保护利用报告的批示精神，受市委委托，4月28日，市政协组成调研组到长春航空大学就伪满靖国神社“忠灵庙”遗址保护利用问题进行专项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协主席崔杰，秘书长唐晓明、办公厅主任蔡延斌、文史委主任邢文，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文物局局长刘红宇，空军航空大学校长付国强、副政治委员孙立峰、政治部副主任赵恩德、校务部副部长张万鹏、飞行基础训练基地副主任颜海华等同志参加座谈会。座谈会就目前伪满“忠灵庙”的保护、利用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1、长春伪满“忠灵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有力罪证，学校应保护好管理好，及时修缮，防止毁损，市文物部门可在修缮时与学校一起向国家申请专项资金维修。
     2、重要纪念日、重大活动经事前协商，遗址应对外开放。在保证安全和不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学校为市民和社会各界参观提供方便。亦可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展览等活动。
  3、省、市文物部门和学校应密切配合，对历史遗址进行评估论证，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高文物保护利用水平。


用细菌杀不掉就关进“死亡之箱”再次用毒气残害拿中国人做实验与731成为恶魔兄弟

    526鲜为人知的生化实验部队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好奇，而是为了纪念，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历史遗留给后人的令人痛苦的后遗症。无论是731部队，还是526部队，虽然它们已被永久地埋进历史的废墟里，但它们所造成的痛苦却远不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两位中国专家的解析

    526辅助516  与731成为恶魔兄弟

    与臭名昭著的关东军731部队相比，国人对516部队知之甚少，对于526部队则更加陌生。526部队是否存在，它究竟是一支什么部队？张子山提供那块铜牌时曾说，历史上没有526部队的记载。其实他错了。

    “中国人对731部队知道的多一些，其实在日本关东军中还有一支以化学战研究、实验为目的专门的化学部队，它与731部队性质相同，并与731部队协作进行人体实验，代号为516部队。526部队是日本关东军516部队的练习队，它主要为516部队的化学实验做辅助工作，因此它在史料上的记载不太多，但也并非空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步平指着《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上的文字对记者说。这本书里提到了526部队。

    步所长说，1937年日本成立了关东军技术部，两年后发展成关东军化学部。516部队和731部队是它建立的两支进行生化武器实验的化学部队。731罪证陈列馆王鹏馆长这样解释两支部队的关系：“516部队以化学武器为主，主要是芥子气、路易氏气等毒气；731部队则以细菌战为主。但两支部队之间也有合作，731部队进行某些实验时516部队会派员参加。”

    一个日军士兵的阐述

    进入“死亡之箱”“马路大”被毒气杀害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上记载着作者对一个当年在516部队服役的日本兵高桥先生的访问。“高桥的任务是给731部队运送玻璃器皿，并在那里组装毒气实验装置，就是一种被称为‘死亡之箱’的毒气发生和实验装置。这种装置是专门用来做人体实验的，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用铁板围成的正方形，每边长3.6米；另一部分是每边长1.8米的正方形，除上下两面外，其余四面是特殊的防弹玻璃，其中的一面是门，打开门可以把实验载体沿轨道推入。这两部分之间用管道相连，第一部分产生的毒气沿管道进入第二部分，作用于这里的生物不可能活着出来，所以这套装置被称为‘死亡之箱’。   

    “一对苏联母女被送进去，接通毒气后，母亲用身体压住女儿，但女儿还是受到毒气袭击，表情非常痛苦。很快母女就双双死亡了。

    “被关在玻璃罩里的‘马路大’(被称作‘木头’的中国人)瞪着愤怒的双眼，想挣扎着冲出来，但身体被牢牢地绑住而无能为力。516部队的队员们接通电源，打开旋扭……毒气进入玻璃罩时，‘马路大’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喊，身体拼命地挣扎蠕动，接着就眼睛向上一翻，口中吐出白沫，四肢僵硬，头忽地垂下去，生命就此结束。设在哈尔滨的731部队大部分‘马路大’是在日军战败时是被516部队的毒气杀害的。”

    一名原526部队士兵的忏悔

    在世日子不多了请让我亲自谢罪

    金子时二是原526部队的队员。当年的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50余年后他再度踏上这片土地时竟是怀着如此痛苦不安的忏悔之情。步所长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故事。

    “金子曾奉命参加了将200多个毒剂埋在地下的行动。1995年，已是70多岁的他执意到中国东北‘谢罪’。我见到他后主动上前和他打招呼，请他坐下，但他很紧张，只一个劲地行鞠躬礼。他认为自己是来谢罪的而不是客人，没有资格坦然坐在沙发上。

    “老人特意请人写了一份悔过书，他说自己不是名人，也不是学者，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当年战争结束时他所在部队为了掩盖使用化学武器对苏联作战的行为，就把200多个毒剂罐埋在部队附近地下。他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想用实际行动表示深深的歉意。当时我们给他看了一些受到毒气伤害的人的照片，老人紧张地不停地擦汗。由于过于激动他瘫在沙发上站不起来。我们一行人的心情特别复杂。”

    在日本，一些有良知的老兵在忏悔自己罪行的同时，更愿意借自己的记忆找出那些埋在土里、倒入河中的毒气弹，以此赎罪。

    资料链接

    日军遗弃毒弹有集中泄漏的危险

    根据我国相关部门统计，发现或怀疑有日本遗弃化武的地区包括：安徽、河北、黑龙江、江苏、吉林、辽宁、山西、浙江和内蒙古等十几个省区，其中以东北地区最为集中。毒气弹总数约200万件。毒气弹历时60年，锈蚀严重，不少已变形甚至泄漏，且由于同一时期被掩埋，有集中泄漏、爆炸的危险。

    关键词: 526部队

    当年，日军在广岛县竹原市的大久野岛上的“忠海兵器制造所”制造毒剂后，运到位于齐齐哈尔的516部队进行实验。大多数毒气弹的发射采用迫击炮方式。

    516部队有严密的分工和流程，其中专门进行发射和运输的人员，最开始组成迫击第二联队，代号为525部队；后来改名为迫击第10大队，代号为526部队。因此526部队实际上是516部队的练习队。
日军比较臭名昭著的细菌战部队有驻哈尔滨的第731部队、驻长春的第100部队、驻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驻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驻北平的北支甲1855部队、驻新加坡冈字9420部队，这些部队分别在我国各地设立部队分部，残酷屠杀我抗日军民，通常对外宣称某某工程给水部队或某某辎重防疫部队，翻开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这类部队的编制表，凡是联队以上的部队编制不是细菌战部队就是化学武器研制部队。

关于二战日军731部队 毒气弹 人体试验
1 日军和中方军队的资料都很详细的记载了在二战中 日本的 纳粹法西斯行为，希特勒是成批的把犹太人送进 毒气室，而日军是用中国战俘和抓来的中国人作 毒气弹试验；
2 有资料显示，日军在二战后，仍然在民用化肥厂中研究 生化武器毒气弹，并造成日本平民大量伤残；
3 日军也曾经用欧洲人，美国人及亚洲各国的战俘做过 毒气弹人体试验；
4 我们要深刻谴责日军这种 用活人作 毒气弹 生化武器 试验品 的行为并记载成书；
安倍晋三 的爷爷为二战纳粹日本731毒气弹试验部队准备了研究资金；

Concerning two war Japan's Imperial Army 731 troops gas shell the human body experiment
1 The data that Japan's Imperial Army is with the square troops of inside all and very detailed jot downed at two war inside Japan's Nazi method west 斯 behavior, Hitler is criticize of Chinese that Jew send into the gas chamber, but the Japan's Imperial Army use the Chinese captive with grasp to make the gas shell to experiment;
2 There is data manifestation, Japan's Imperial Army at two post-war, still in the public 化肥 factory inside the research living the 化 weapon the gas shell, and combine to result in the wounded and disabled of Japanese civilian large quantity;
3 The Japan's Imperial Army also ever uses to did the gas shell human body to experiments;
4 The live person that we want the deep rebuke Japan's Imperial Army this kind of to use gas shell makes the 化 weapon to living the behavior to experiment the 品 and jot down book;
Grandpa that peaceful times 晋 three is two fight Nazi Japan 731 gas shells experimented the troops to prepare the research funds;
　新华网东京7月27日电（记者吴谷丰）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从澳大利亚国立公文馆发现的文件表明，二战时原日本军队曾对被俘的澳大利亚士兵进行毒气弹人体试验。这是第一次查明日军对澳大利亚士兵进行化学武器人体试验的详情。

　　据日本《每日新闻》27日报道，吉见从澳大利亚国立公文馆找到了澳大利亚军队1948年7月在香港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时的纪录文件。

　　纪录文件说，1944年11月，在南太平洋的卡伊群岛，原日本军队第5师一名中尉在中校的命令下，对澳大利亚士兵俘虏进行了毒气弹人体试验。这名中尉将装有剧毒氰酸的手榴弹投向两名澳大利亚士兵，两人吸入毒气后立刻倒地，之后日本宪兵用刺刀将他们刺死。这名中尉在供诉书中说，毒气弹人体试验的目的是检测已制造约4年的毒气武器有没有变质，结果是依然具有威力。这两名日军士兵最终落得了被判处绞刑的下场。

　　据报道，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的《毒气战与日本军》新书将于28日在日本发行。
齐齐哈尔是绿色农业基地，但是无人知道，这里的地下究竟还有多少日军遗留的毒气弹。一批无辜市民被毒气弹伤害，他们一次次向日本政府索赔，却无一胜果。 　　今年5月24日，他们再度败诉。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停息数十年之后，还在纠缠着无助的个人的命运。 　　南都周刊主笔_杨猛 实习生姚欢 北京 哈尔滨 齐齐哈尔报道 　　当年侵华日军在东北留下了为数众多的炮弹、毒气弹。 　　毒气受害者 　　高温来得悄无声息。哈尔滨道外一栋上世纪80年代的老楼里，难耐酷热的李臣脱得只剩背心和裤衩。于是，那些暗布在手掌、小臂、胸口、大腿上的隐秘伤疤，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65岁的李臣呈现出与年龄不符的老态。因为营养不良，掉了6颗牙，口腔糜烂满嘴黑色。6年前做心脏搭桥手术，从右大腿借了一根动脉，60厘米长的刀疤像一条青色的蛇埋伏在大腿内侧。他撩开背心，露出心脏手术的刀口，“医生打开胸腔的时候说，我的内脏都糜烂了。”

　1974年10月20日凌晨，时年29岁的水手李臣，在佳木斯疏通航道，被日本军队侵华时期遗留在江底的一枚芥子气及路易氏气混合毒弹误伤，神经系统、内脏器官受到损害，后遗症相随至今。 　　这是2010年6月1日的下午，但说起36年前身体上每一处伤疤的来历，丝毫不差。悲愤一点点浮现在李臣脸上，眼里充盈了泪水。如果可能，李臣说他愿意选择忘记这段历史。但是伤口就像那条潜伏在大腿内侧的蛇，时刻啮咬着他。 　　1996年，李臣选择向日本政府诉讼、索赔。旷日持久的跨国官司持续了7年，2003年虽然一审胜诉，但是终审又被驳回。“每次去日本，日本法官、政客，他们都表示同情，但就是不办正事。”何去何从，让这个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颇感迷惘。 　　跟李臣一样，在齐齐哈尔，40余位“8·4”毒气弹受害者，在维权和隐忍之间，进退维谷。 　　夕阳笼罩下的齐齐哈尔北疆花园小区，车辆熙攘，一派忙碌。往来的人们几乎忘记，2003年8月4日，此处还是一片泥泞的工地，日军遗留的5枚芥子气及路易氏气混合弹的意外挖出，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原齐齐哈尔社科院院长曹志勃说，当年正赶上“非典”过后，因此外界盛传齐齐哈尔又被不明毒气弹袭击，人心惶惶。 　　曹志勃出版过《日本化学战争史录》，他说，“8·4”事件之前，几乎每年齐齐哈尔都会从工地挖出日本人遗留的炸弹或者毒气弹。但是直到“8·4”事件之后，这一过去秘而不宣的事实才逐渐为外界知道，引起了重视。 　　齐齐哈尔是当年日本关东军516部队的大本营，这个部队以制造化学武器见长，齐齐哈尔因此成为日军化学武器生产基地和中转站。撤退时，日军将大量毒气弹埋藏在齐齐哈尔地下。根据曹志勃等人搜集的数据，在中国，当时日本军遗留了大约200万枚毒弹，但是日本只承认有40万枚。 　　“8·4”事件之后，齐齐哈尔新开工的工地，施工前多了一个惯例，先用仪器探测地下是否有异常情况。具有荒诞意味的是，齐齐哈尔是绿色农业基地，但是无人知道，齐齐哈尔地下究竟还有多少日军遗留的毒气弹，以及它的准确方位。 　　距离北疆花园小区3公里的新化小区，一栋普通居民楼的2层，“8·4受害者办公室”的牌子悬在门口。一个月前，预感到对日诉讼可能败诉，42名“8·4”毒气弹受害者，每月花600元租下这间房子，自发成立了这个民间组织。他们中间，有团长、副团长，均由受害人担任。 　　33岁的牛海英是办公室的秘书长。2003年8月4日，经营废品回收站的牛海英，从河南籍农民工李贵珍和于为手里收购了5个模样怪异的铅桶，按废铁的价，支付了400元。 　　李贵珍在收购站当场砸开了铅桶，类似芥末的浓烈气味瞬间挥发。“‘唰’就进了鼻子，感觉难受极了，嗓子发紧，满脸通红，家人还以为我喝酒了。”牛海英说。他们不知道，强大的芥子气及路易氏混合毒气，迅速侵入了他们的呼吸系统、神经系统，腐蚀了他们的皮肤和器官。尽管在地下埋了多年，这个剂量的毒气弹仍然足以让成编制的部队丧失战斗力。 　　李贵珍和于为当即不断呕吐，踉跄离去。当晚牛海英等人身上溃烂、起泡，呼吸困难，被送往医院抢救。 　　泄漏的毒气弹像是推倒了一组多米诺骨牌。捡废品的李贵珍和于为，收废品的牛海英，清理毒气弹淤泥的王成，废品站的小工刘建明，以及后来把铅桶贩卖到钢厂的梁波，乃至钢厂的看门师傅，凡接触者无一幸免。另一拨人则因为接触到被毒气污染的土壤中毒，杨树茂等人花10元钱从工地买来一卡车土，为新盖的房子垫院，被污染的土灼伤了双脚。陈紫薇等4人，当年还是10岁左右的小孩，在院子里玩土先后中毒。事后抢救的当地203医院证实，均为芥子气中毒。

牛海英的脸当时肿胀变形，眼睛不断流泪，腹部溃烂一直不愈合，大夫把烂肉切除，最后烂了一个大洞。大多数人在医院待了3个多月，在伤势愈合后，失去了劳动能力。陈紫薇这些当年受伤的孩子，很小就辍学。32岁的河南籍农民工李贵珍受毒气侵害最厉害，身体90%都长了水泡，抢救18天死亡，留下一对女儿和妻子。 　齐齐哈尔，东北，乃至整个中国，还有多少毒气弹埋藏在地下？何时清理完毕？据中日律师团调查，仅黑龙江一省就分别于上世纪40、50、60、70、80年代发生了约10起日本遗留化学武器泄漏造成中国公民严重人身伤亡事故。而“8·4”事件后又分别于2003年在齐齐哈尔、2004年在齐齐哈尔（两次）、敦化、2005年在广州发生了化学武器爆炸、泄漏而造成的伤亡事故。 　　根据中方提供的数字，自1945年以来，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已经造成至少2000名中国人死亡。仅2003年至2005年，就发生4起日本遗弃化学武器伤人事件。 　　王选讲，日本有关网站把处理的地点、炮弹所有的都是公开的。但是中国方面还没有公开信息。 　　最新的研究指出，到目前为止能够确定的日本化武泄漏对受害中国公民造成的人身伤害为：死亡，终身残疾，致癌性病痛，皮肤、内脏、神经系统的各种疾病；丧失全部或部分正常生活能力、劳动能力。 　　但是目前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只是针对毒弹处理，针对受害者没有相关措施。诉讼虽然也承认事实，但是不包括赔偿。王选说：“日本政府其实很想知道中国的态度。”　

中日联合调查团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发现的旧日本军毒气试验场遗迹

　　据日本新闻网8月13日消息，中日两国联合调查团近日在中国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调查时，发现一处旧日军侵华期间在当地设置的毒气试验场。

　　据报道，该项调查是由民间“旧满洲国国境军事要塞群-中日共同社学术调查团”和中国哈尔滨市社科院共同社实施的。调查团根据旧日军地图，并借助航拍地图进行对比分析，于近期在牡丹江市发现了这座毒气试验场。

　　另据《东京新闻》报道，2006年，日本研究人员在调查时，发现了旧日军“满洲第95部队”化学兵器训练的实施要领等资料，并解读了其中的训练计划书。据该计划书显示，该部队共使用剧毒芥子气剂700公斤，进行了毒气散布和消毒等试验。资料上还有试验场的建筑物分部图、周边设施图等，并在井边树有“绝对不能饮用”等牌子。

　　由于资料地图上写有“爱河”两字，调查团从牡丹江市东郊的“爱河车站”开始搜寻，对照航拍地图，终于找到了当年这支日本毒气部队试验场的准确位置。

　　据统计，迄今为止，中方已发现十处旧日本军遗弃的化学试验场和毒气弹埋放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在海外战场上大量使用灭绝人性的化学和生物武器，以达到其对外侵略的目的。如今，战争已结束50多年，当年日军研制残留下的各种化学毒气仍然阴魂不散，日本本土人民也深受其害。

　 据23日来自当地的媒体报道，去年9月底，在日本寒川的一处高速公路施工地点，几名推土
机司机像往常一样在铲土。忽然，推土机的巨大铁铲从地下挖出了许多装满黑色液体的啤酒瓶，瓶子破碎后散发出了刺鼻的怪味。几天后，所有的工人都出现了咽喉肿瘤的症状，四肢生满了红色的水疱。经化验，瓶中的黑色液体竟然是二战期间日本海军炮制的剧毒芥子气和路易士毒气，而这个高速公路的施工地点，正是当年日本海军建在寒川的化学武器工厂所在地。

　 这一事件再次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50年前犯下的战争罪行提供了第一手证据，同时也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恐惧。很多寒川的居民认为，如此剧毒的危险物质不应在战争结束这么长时间以后仍然得不到清理，特别是毒气的发现地点距离寒川镇的居民区只有300多米的距离。

　 “我们知道这里过去曾是（日本）海军的一家工厂，但我们从来没有被告知真相。如果发生了地震，泄漏的毒气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一名寒川的居民愤怒地对美联社记者说。他说，由于对毒气事件的恐惧，寒川人目前每天都要提取当地的水和空气样本进行化验，而高速公路的施工也已完全被搁置了起来。一位名叫常石庆一的神奈川大学教授批评日本政府“从来没有真正为日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负责”。他认为，日本政府和高速公路的施工部门应该在施工之前，就充分认识到潜在的危险并采取预防措施。而一位日本政府的官员则表示，他们从来就没有过关于毒气被遗弃在寒川的任何记录，因此在施工前丝毫没有察觉可能出现的危险。

　 据统计，在1941年至1945年间，这家海军化学武器工厂共制造了760多吨各种毒气，其中包括芥子气、路易士毒气和大量的氰化物。当时的工人将毒气注入一种类似啤酒瓶的容器中，并将这种毒气弹与一种重达60公斤的炸弹配合使用。

　 除了在日本国内，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在中国战场储备了大量类似的生化武器，并将其中一部分应用到了实战之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据记载，美国军队曾在日本投降后，将缴获的大量日本化学武器投入了太平洋中。但尽管如此，有专家估计至今仍有大约3650吨各类毒气被深埋在日本各地。这种潜在的危险令很多普通日本人深感忧虑。目前，日本政府在集中力量对这些毒气进行调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专家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证实，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现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大的二战期间日军毒气实验场。

　　这个名为巴彦汗的毒气实验场位于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境内的草原上。经过实地测量，此毒气实验场东西宽约9公里，南北长约13公里，总面积110多平方公里。如今在这片草原上可见许多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土坑。据哈尔滨市社科院特邀研究员、呼伦贝尔市侵华日军细菌毒气战研究学者徐占江介绍，这是军事掩体，当年日军就是通过发射各类毒气弹来对藏在不同掩体内的人和动物进行杀伤力的测试。


　　徐占江认为，日军当年为何要在此设立生化武器实验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日军当时一直将前苏联作为进攻对象，而呼伦贝尔地区的气候、自然环境与前苏联许多地区相似；另一方面，当时这里地广人稀，易于保密。

　　对于侵华日军巴彦汗毒气实验场的情况，在一名当年侵华日军士兵撰写的名为《满洲雪原上恐怖的化学战》一书中提及。另外，一位出生于1920年的蒙古族老人阿比德回忆说，1940年，曾有一位来自巴彦汗地区的蒙古族人偷偷地告诉他，有一伙日本兵在巴彦汗的草原上挖坑，放上活人，然后投炸弹。1941年开春之后，巴彦汗地区的牧民时常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并且人和牲畜开始染上瘟疫。

　　为了对此毒气实验场进行有效保护，目前，呼伦贝尔市文化部门已对它进行了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