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第100部队 年制动植物菌毒逾千公斤

我是夏雯静

吉林省博物院研究员赵聆实介绍，第100部队主要研究制造针对动物、植物的细菌武器，同时也研制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
　　1950年，长春军医大学教授学者曾两次到第100部队遗址调查，他们曾推算：第100部队可养鼠类等小动物几万只以上，每月最低也可以保证5000只实验用鼠。
　　马是第100部队进行大牲畜细菌实验的主要材料。曾担任过该部队马匹饲养员的阎洪生说：“洋马圈里的马整天装的满满登登，砖房不够，又盖些木板棚，平常的存栏数在2000匹以上。”关于这些马的用途，阎洪生说：“一种是一匹匹牵到打马场，那里有机械架子，拴好后割开马脖子的大动脉抽血，马被活活抽死。另一种，把马牵到掩埋场，一大帮穿白大褂的人，给马扎针，有的只打一针就死了。”
培育病马祸害牧场村庄
　　第100部队故意将染有传染病菌的牲畜驱赶到附近村庄和牧场上，以检验这种病菌的传染能效。据第100部队所属2630支队技术员桑原明供认：1945年8月20日，部队将鼻疽菌掺到燕麦里喂60匹马吃。然后，将其全部赶到附近村庄，结果，致使这些村庄的大批牲畜死亡。
　　第100部队也有高级植物学家和专业人员组织针对植物的细菌研制工作。他们从毗邻驻地的大广村农民手中掠夺了60多亩土地来建设“农场”。大广村一些农民说：“第100部队的稻田，插秧时长得都挺好，正在稻子灌浆时，日本人突然灌进去一些污水，稻子马上就萎靡死了。”
　　频繁的牲畜及植物细菌实验，使得第100部队对细菌武器的研制进展“迅速”。原关东军司令部兽医处长高桥隆笃曾报告说：“第100部队在一年内能制造的细菌数量是，炭疽热细菌1000公斤，鼻疽细菌500公斤，赤穗病菌100公斤。”
1943年，二战的格局发生转变，日本大本营开始策划大规模细菌战，北京城内散布的霍乱菌是日本准备大规模细菌战的预演。1944年年底，形势四面楚歌，为挽救败局，急于动用细菌武器这一“王牌”，日军开始大规模生产鼠疫跳蚤，其中关东军月产150公斤、华北20公斤、华中30公斤、华南10公斤、南方军60公斤、日本国内30公斤，并计划于1945年发动一次最大规模的战略性细菌战。由于中国军队的反攻，以及美军和苏军的共同突击，日本被迫投降。这一毁灭人类的罪恶计划才被制止。
　　解散部队 官兵窜逃回国
　　侯老介绍，由于细菌战的特殊性，狡猾的日寇在战败后很有可能在第一时间消灭证据，撤掉番号。这个猜测在1855部队的第三课卫生兵松井宽治的证词中得到证实。他说，战事结束当日，他的队长便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破坏工作持续了三天三夜，通宵达旦。他们在后院挖了大坑，先把跳蚤放进去，随即撒上汽油焚烧。重要的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也被烧毁了，有附近居民表示看到焚烧的火烟三个昼夜都没断。同时，一万个培养跳蚤的汽油桶被卡车运走。
　　松井宽治还说，在完成破坏工作后，他回到本部，得到了解散部队的命令，把华北防疫给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中涂去，所属官兵都转属到各陆军医院，或扮成日侨、或混入其他部队逃回日本国内。
1945年，日本战败。荣字1644部队的主要骨干，在中国军队进入之前，都设法逃回了日本，只有1644部队第四任部队长佐藤俊二被前苏军捕获。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伯力城对战争时期日军实施细菌实验和细菌战的罪行进行了公开审判，认定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以及日军731部队干员梶冢隆二、佐藤俊二等12人犯有制造细菌武器、人体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
　　1949年12月6日，山田乙三在受审时承认：“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一举，原是我的一位前任梅津将军或植田将军批准的。在这点上，我承认我的罪过是，我明知道有对活人进行实验的事实，却准许人们去进行此种实验，因而我在事实上也就是批准了强行杀害那些都是由我所管辖的关东宪兵机关和各日本军事团送去受实验的中国人，俄国人和满洲本地人。”
　　佐藤俊二，在1941年至1943年间任波字8604部队部队长和荣字1644部队长。
　　佐藤俊二作为被告受讯时供称：“我在任‘荣’字部队长时……领导过本部队内探求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南方‘荣’字部队装置有大量器械，配备有各种细菌专家，因而能大规模培养致命细菌……训练部在我领导下，每年培养出约300名细菌学家，以供进行细菌战的需要。”
　　佐藤俊二还供认：南京荣字1644部队在培养致命细菌方面的生产能力，每一生产周期内计达10公斤。
1998年8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东路某施工工地陆续发现的细菌战实验受害者的遗骸。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供图
　　“一科大楼”是日军活人实验最直接的证据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经盛鸿教授表示指出，“荣字第1644部队”自1939年4月18日在南京建立后，作为日军细菌战研究网络中“第三个主要的环节”，就迅速而紧张地运作起来，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在6年多的时间中，它的主要工作就是：对致命细菌的研究与试验，对细菌战剂的大规模生产，以及直接参与实施对中国抗日军民的细菌战。
　　“荣字第1644部队”研究的众多致病与致命的细菌中，重点是研究鼠疫、霍乱与斑疹伤寒菌，在毒物中主要是蛇毒、河豚毒、氢化物和砷等。
　　细菌与毒物的研究与试验都是在“荣字第1644部队”总部的副楼，即原中央卫生实验院的大楼里。经教授指出，“这座大楼就是1644部队惨无人道地进行活人实验最直接的证据。”
　　1931年，国民政府拨款扩建中央医院，得到华侨胡文虎捐赠的银洋37.5万元，主楼由中国建筑大师杨廷宝于1931年设计，建华营造厂建造，建筑面积七千多平方米，是30年代“新民族形式建筑”的代表作之一。1992年，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日军为检查细菌武器效能所曾采用的基本方法，就是有系统地和大规模地用活人来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在1644，活人实验由一科负承担。
一科位于主楼后方原中央卫生实验院的三层大楼里。根据石田甚太郎的证词：
　　一楼有摄影室和仓库器材室，浴室和机器仪表房。
　　二楼为研究室，有二十个左右的房间，分别从事霍乱、伤寒、鼠疫等研究，所有种类的细菌成百地被放入试管及其它器具、玻璃培养器皿内，然后保管在当时还很罕见的冰箱内，也有很多用于培养细菌的蒸汽锅。”东边有人体解剖室。
　　三楼是关押供人体实验用的活人房间。“房间像一个大教室，里面放置几个笼子，大小只有一张三尺床铺那么大，里面关一个供实验的活人。同室内的人能互相望见，由第一年的新兵负责他们马桶的洗刷和吃饭。”
　　三楼通常关押有20至30人，人多时超过100人。受试者多是中国人——被抓获的中国战俘与抗日分子，也有许多无辜的妇女、儿童，还有少数其它国籍的人。
　　军画兵石田甚太郎在证言中说：“从宪兵队那儿接受活人体，是二科的工作。负责运输的二科的卡车，在深夜从老虎桥的宪兵队那儿将活人体带来。卡车外面盖上罩子，从外面看不见里面，到了部队后，便由二科交给一科。在一科活人体便被关入笼栅内，供医学试验用。”
　　“关在三楼房间内的活人，从来就没有活着出去的”。
　　1942年10月，台湾籍人士谢金龙曾亲眼见到日军将中国战俘送进“荣字第1644部队”作受试者的情况。战后他为法庭具结作证，写道：“余谨将亲见敌人罪行之事实，据实陈述如下：缘于1942年10月，亲见敌军俘虏收容所所长森田中尉受敌日总司令部第三课课长广本上尉之命，选送俘虏百余人至中山门内中央医院原址多摩部队，以供残忍之特殊实验，而将其作为秘密研究之牺牲品，结果该百余人全数死亡，无一生存。”
　　据美国哈里斯教授研究判断，南京日军“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在其存在的6年时间中，以活体试验而杀害的中国人超过1000人。他说：“在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有多少‘马路大’被牺牲于实验还没有准确的数字。如按最低估计一星期20名来推算，南京细菌部队存在6年间，因实验共杀害人数至少达1200名。”

我是夏雯静

　　当美国有人相继感染炭疽热，并有多人死亡的消息公之于众时，许多人都在心里打了个问号：“美国的炭疽热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与‘二战’期间日军731部队进行的细菌战是否有联系？”11月27日抵达浙江省金华市的美国日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委员会主席、美籍华人作家尹集钧先生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对这两个问题作了怵目惊心的回答。

　　尹集钧先生是应美国第二大电视台——CNN电视台的要求而专程从大洋彼岸赶来，到金华进行为期两天的炭疽菌专题调查的(“二战”期间，金华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的重灾区)。此次，他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横行美国的恐怖炭疽热，与“二战”期间日军在我国实施的细菌战一脉相承。

　　“二战”期间，日本731部队曾大量培养炭疽病菌，并用活人进行细菌及细菌武器效能的试验。1942年，731部队第三远征队参加了浙赣战役，同日军1644部队一起，用飞机把130公斤的炭疽菌等病毒运至浙赣沿线等预定地点，然后向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投撒，使这些地区陆续暴发疫情，我国军民大批死亡。

　　日本战败后，731部队在逃跑时，还将炭疽菌散播在华中一带……

　　据尹集钧先生说，美国官方消息，美国炭疽热病菌名叫Ames病菌，研制者就是当年日军731部队的细菌专家。“二战”后，他们为美国马里兰州Fort Detrick专门研究生物武器的实验室工作了整整20年(1948年～1968年)。Ames病菌就是在当年炭疽菌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一种新品种，危害性更大。

　　目睹侵略

　　尹集钧先生今年74岁，老家在四川。自1979年全家出国移民后，定居美国旧金山。早年，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8年求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分配在江西飞机制造厂工作，任工程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离专业十万八千里的日军细菌战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1年，尹集钧先生陪同即将上大学的儿子前往美国名校加州伯克莱大学参观。当尹集钧先生刚同儿子走进校门时，他就“气坏了”。只见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海报，画面的中心是一个高举军刀的日本军官，他的怀里抱着一个中国婴儿，身后是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整张海报的宣传主题用英文写得一清二楚：日本军人从战火中抢救出一个中国婴儿。

　　“这分明是颠倒黑白，胡扯蛋！”当年日本鬼子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没想到，现在竟如此厚颜无耻地为自己贴金、作秀，这要误导多少人啊。当时，已移民美国10多年的尹集钧先生还在干他的工程师老本行，他发誓退休后一定要研究历史，把日军侵华的真相尽可能全面地告诉美国人。

　　尹集钧先生是从那个血腥年代走过来的人。日军大举轰炸重庆时，他才12岁。那天放学后，他在熟悉的地方怎么都找不到自己的家了，眼前惟有一片瓦砾。原来，他的家被鬼子给炸了，全城都被炸得满目疮痍，哭声震天。找不到父母的尹集钧先生只好在一个炸得只剩下一个棚子、一条凳子的汽车站里流浪了三个星期，靠拣破烂、讨饭为生……回忆这一切，尹集钧先生坚定地说：“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永远不会磨灭。”

　　目睹恐怖

　　尹集钧先生自1992年退休后，一直致力于日军“二战”的研究。他最先入手的是“南京大屠杀”，经过三四年的深入调查后，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一书。这是美国第一本全面披露“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书，各界震动很大，各大学校、图书馆及不少国会议员都争相购买。

　　美籍华人张纯如也是受他的影响而一举成名的。1994年，尹集钧先生应邀到美国加州Cuptino城参加“全球抗日史实维护大会”，并作“南京大屠杀”报告，张纯如的母亲就住在该城附近。

　　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张纯如和母亲一起听了尹集钧先生的演讲，很是震惊。她问母亲：是不是真的有这样残酷的事？张纯如的母亲是南京人，对这段历史很熟悉，她含着泪点点头……后来，就有了张纯如用英文写就的《南京大屠杀》。1999年，该书曾连续两个月创全美最畅销书第一名。

　　继“南京大屠杀”研究之后，尹集钧先生就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细菌战研究中。今年美国“9·１1”事件后没几天，尹集钧先生的心血之作《细菌战大屠杀》出版。该书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用500多张的图片及相当的文字资料，揭露了日军“二战”期间在亚洲，尤其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史实。

　　因为里面提到了炭疽疫情，所以美国在“9·１1”事件后遭受炭疽热生物武器恐怖袭击时，很自然地联想到日军“二战”期间实施的细菌战，《细菌战大屠杀》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10月、11月，美国各大中文媒体、英文报纸都在显著的版面介绍此书。

　　11月22日晚，美国第二大电视台——CNN电视台的编导给尹集钧先生打电话，问他是否可以提供中国当年的炭疽菌受害地区的情况，在电视上播出。CNN是很有影响的媒体，应该趁这个机会，让美国民众进一步认识既傲慢又不肯承认侵略史实的日本，同时对中国民间正在进行的细菌战诉讼也大有好处。想到这些，第二天，尹集钧先生就迫不及待地从旧金山飞到了上海，把金华列为他此次调查的第一站。以后几天，他还要到江西玉山等地调查，并赶在12月4日前把调查材料反馈给CNN电视台，争取尽快跟观众见面。

　　目睹炭疽

　　11月27日一早，尹集钧先生在侵华日军细菌战金华研究会副会长程鸿庆的陪同下，就炭疽菌专题开始了深入的调查。

　　在金华市郊雅宅——当年日军从飞机上撒下大量炭疽、鼠疫等细菌的村庄，他看到了79岁的汤香花、76岁的陈汝源。

　　陈汝源的右腿因感染炭疽菌而坏死，肌肉全部烂空，几年前不得不把右腿自小腿以下全部锯掉，装上了假肢。而汤香花在感染上炭疽后，不但左腿“稀烂稀烂”、“稀臭稀臭”，终身受苦，还连累了下一代。她的大儿子前年莫名其妙死去，年仅44岁。这是一种怪病，据说上万人中才有一例，医生也查不出所以然，只怀疑“身上可能有菌”。汤香花的小儿子患有肝病，女儿患有心脏病。更奇怪的是，汤香花及小儿子、女儿，甚至小孙女都很容易血液过敏。不知道，这是不是汤香花身上的炭疽菌在作祟？

　　村民们说，雅宅当时有四五百人，死于细菌战的就有两三百人。最多的一户人家，死了13人。村民陈根庆的父亲被日军抓去修飞机场后，因一天到晚没有东西吃，捡了一块遭炭疽菌攻击的牛肉吃，没几天就腹泻、发烧、抽筋而去世。

　　在金华市区东市街6号，尹集钧先生还看到了今年101岁高龄的炭疽菌受害幸存者杜樟林。杜樟林是东阳人，1941年4月，杜樟林和父亲一起从东阳来到金华火车站做泥水活。日军攻入金华后，杜樟林和父亲一起被抓到飞机场做苦力，炭疽菌就是那时感染的。杜樟林的父亲也感染上了炭疽菌，但三天后就被日军的飞机炸死了。炭疽菌给杜樟林带来了一生的痛苦。为了凑钱治疗，他卖掉了房子，甚至终身都无力娶妻……

　　据悉，“二战”期间，金华市有6000人左右死于日军细菌战，其中近三分之一死于炭疽。这个现在让美国人谈之色变的可怕病毒，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使中国人饱受其害。没想到，半个多世纪后，还是同一渊源的炭疽菌又使美国人民深受其害。

　　尹集钧先生表示，他在金华市及其他地区调查到的这些情况都是日军实施细菌战无法否认的铁证，回到美国后，他将尽快把50多年前的这些恐怖事实公之于众。

　　世界需要和平，无论哪个年代，恐怖行径都将受到全人类的共同声讨和坚决制止。

　　新闻背景：“隐形杀手”炭疽菌

　　炭疽是一种由炭疽杆菌引起的急性病，按照传播途径的不同，主要分三种：

　　皮肤炭疽(开始表现为类似蚊虫叮咬的小疱，但是一两天后就呈疱疹状，然后溃破成溃疡，周围出现淋巴肿胀。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二十)。?

　　肺炭疽(主要的症状与感冒相似，几天后，病人出现严重的呼吸问题和中风。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九十)。?

　　肠炭疽(主要是由于进食带菌肉类所致，以急性肠道感染为特征，主要症状为恶心、厌食、呕吐和发热，重者腹痛、吐血，并有严重的水样便。肠炭疽导致的死亡病例占患者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

　　美国现正爆发的炭疽热和我国军民当年深受其害的炭疽热，主要以前两种为主。以美国为例，现已查明的十七例炭疽感染病例，其中，七例为皮肤感染引起的皮肤炭疽，十例为肺感染引起的肺炭疽。?

　　炭疽热让人恐惧的是它的高度隐秘性，对有些感染者，甚至连医生都会将它与普通的感冒、胃病或皮肤病混淆在一起，以致延误了治疗时间。?

　　炭疽几乎是一种永不死亡的细菌，生物恐怖主义者看中这种细菌，就是因为它的旺盛的生命力。炭疽菌属于芽孢杆菌，所有的芽孢杆菌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能够形成芽孢，因而不容易死亡。在环境恶劣的时候，细菌内部会有一小部分浓缩起来，在这一部分周围形成几层坚硬的壳，里面的生命活动变得非常缓慢，而壳外面那部分就死亡、消失了，这就是芽孢。只要环境一变好，壳里面的部分就会像“发芽”一样长出来，又成了能够繁殖的细菌。据尹集钧先生介绍，一九四二年，英国为了做实验，把四千头羊流放在格林岛上，并投下炭疽弹。一九九八年，英国政府再派人到岛上复查时，羊的尸骨找不到了，炭疽疱子却还活着！(李 艳)

(来源：人民网)

我是夏雯静

一、一般治疗

患者应严密隔离，卧床休息。污染物或排泄物严格消毒或焚毁。多饮水及予以流食或半流食，对呕吐、腹泻或进食不足者给予适量静脉补液。对有出血、休克和神经系统症状者，应给予相应处理。对皮肤恶性水肿和重症患者，可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对控制局部水肿的发展及减轻毒血症有效，每日氢化可的松100～300mg，分次静点。

二、局部处理

皮肤病灶切忌按压及外科手术，以防败血症发生。局部用1：2000高锰酸钾液洗涤，并敷以抗生素软膏。

三、病原治疗

青霉素为首选抗生素。皮肤炭疽成人青霉素用量为160～400万U，分次肌注，疗程7～10日。对肺炭疽、肠炭疽及脑膜炭疽或并发败血症者，青霉素每日1000～2000万u静脉滴注，并同时合用链霉素（1～2g/日）或庆大霉素（16～24万U/日）或卡那霉素（1-1.5g/日），疗程在2-3周以上。单纯皮肤炭疽亦可用四环素（1.5～2g/日）或强力霉素(0.3～0.5g/日)或红霉素(1.5～2g/日)口服或静滴。

四、抗炭疽血清

目前已不用。重症病例可与青霉素联合治疗，第1日80ml，第2、3日各20～50ml，肌注或静滴，应用前须作皮试。如有健康疑问，可到全球医院网公众号（webQQYY）咨询。
在香港绝迹近十年的炭疽病死灰复燃。一名年仅两岁的男童，于五月二十七日初现发烧及食欲不振病征，但由于被误当感冒，未能及时对症下药，三天后即告不治，验尸结果证实其感染炭疽菌。至于男童从何处感染，目前仍是一个谜。

香港卫生署日前突然举行记者会，公布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名两岁男童感染炭疽病死亡。卫生署正从男童进食的食物及家居环境入手调查，甚至不排除公园的草地也是“罪魁祸首”。幸而炭疽病并非人传人的传染病，故公众暂毋须恐慌。

香港卫生署疾病预防及控制部社会医学顾问医生谢丽贤昨晚在记者会上公布了事件详情。谢丽贤说，五月二十七日，一名家住将军澳的两岁男童突然高烧三十九度，并有食欲不振病征，五月三十日，男童病情恶化，出现肚痛﹑烦躁不安﹑呕吐及气促病征，父亲即时开车送他去浸会医院。然而运送途中男童已经昏迷，急救数小时后终于不治身亡。

政府验尸官解剖后，怀疑男童感染炭疽菌，样本交由病理学化验所化验，其后再结合临床资料，最终证实男童感染的是炭疽病。

谢丽贤指出，炭疽菌感染在香港非常罕见，过去二十年来仅发生过三宗个案。

相关资料：炭疽病是什么？

炭疽病是由炭疽杆菌引致的一种罕见的细菌性疾病，通常发生于动物身上，但亦可感染人类。它有三种类别﹕吸入性﹑肠道性及皮肤性。吸入性炭疽非常罕见，初期症状与一般感冒相似，在发病后二至六日后会呼吸困难，继而休克死亡。肠炭疽病的症状如严重的食物中毒。皮肤性炭疽通常呈现无痛溃疡，中央部分黑色，附近淋巴腺肿胀，是最常见的类别。
炭疽病是一种危害严重的古老传染病。由于担心炭疽病菌可能被用做生物武器，科学家非常重视对它的研究。美国哈佛医学院的两个研究小组最近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可能有助于开发新的炭疽病防治手段。

其中一个小组在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个特殊基因，它使一批实验鼠产生了对炭疽毒素的抵抗力。炭疽毒素是由炭疽杆菌释放的，能杀死血液里的免疫细胞，造成严重休克乃至死亡。

科学家说，这个基因能控制产生一种称为KifkC的蛋白质，目前人们尚不清楚这种蛋白质的功用。对它进行研究，将有助于了解细胞对炭疽毒素的反应。

另一组科学家在英国《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在寻找使炭疽杆菌无法侵入细胞的方法上获得了新的成果。他们发现，炭疽杆菌会分泌一种蛋白质分子，7个这样的分子会结成一个环，嵌在细胞膜上打出一个孔洞，然后有一种酶通过孔洞进入细胞内部造成破坏。

研究人员检验了多种称为多肽的蛋白质碎片，发现有一种多肽能够阻止炭疽毒素通过这种小孔进入细胞。普通的实验鼠在接受炭疽毒素注射后90分钟内就会死亡，这种多肽则可以使实验鼠无症状地继续生存。
美国近日来连续发现十多起炭疽病患者或者带菌者，并已有一例死亡。炭疽病使美国人心惶惶，全世界为之瞩目。中国有关方面专家在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说，炭疽病虽然可能致命，但只要注意预防和及时治疗，就不会有大的危害。

医师说，炭疽病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人兽共患的急性传染病，古已有之，历史上曾给人类带来巨大危害。人类主要通过患病或死亡的草食动物感染此病。炭疽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皮肤粘膜感染、呼吸道感染和消化道感染。一般临床表现为皮肤、肺部、脑膜和肠道等处的急性感染，有时伴有败血症，病死率较高。病人作为传染源比较少见，但肺炭疽病患者可传染他人，因此炭疽病人应严格隔离。

谈到炭疽病的防治方法，医师说，抗生素能有效抑制炭疽杆菌感染，但条件是必须在接触炭疽杆菌后48小时内使用。最常用的抗生素是青霉素G，也可选用或联用氨基糖甙类抗生素，如丁胺卡那霉素等。炭疽杆菌的呼吸道感染病死率很高；皮肤粘膜感染致命性较弱，在早期症状出现之后依然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人类感染炭疽病菌的潜伏期为12小时到12天，一般为3天。

对已发生疫情的地区，医师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封锁疫区；追查传染源；使用含氯消毒剂和环氧乙烷、过氧乙酸、甲醛等药物消毒。消毒后两周内如无人畜病例发生可解除封锁。同时还要注意健康者的保护，在疫区内全民接种一次炭疽疫苗，在饲养员等重点人群中，每年接种一次。

医师提醒说，牧区、半牧区、皮毛加工业周围及其河流下游更是炭疽杆菌的污染场所，而且炭疽杆菌芽胞在自然环境中能生存相当长时间，因此上述地区更要提高警惕。

炭疽病的并发症
炭疽病的并发症有哪些？炭疽病的并发症有下面几种：
（一）皮肤炭疽：最为多见，约占95%，可分炭疽痈和恶性水肿两型。主要发生于牧民及与皮毛、肉食、畜产等职业有关的职工，初起为坏死性痈样损害及化脓性淋巴腺炎，进而发生转移性脓疡，伴有严重的全身症状。开始表现为类似蚊虫叮咬的小疱，但是一到两天之后则呈疱疹状，里面含有淡黄色液体，周围组织硬而肿，第3～4日疱疹状中心区呈现出血性坏死，稍微凹凹下陷，周围有成群小水疱，水肿区继续扩大。第5～7日水疱坏死破裂成浅小溃疡，血样分泌物结成黑色似炭块的干痂，痂下有肉芽组织形成为炭疽痈。周围组织有非凹陷性水肿。黑痂坏死区的直径大小不等，自1～2cm至5～6cm，水肿区直径可达5～20cm，坚实、疼痛不著、溃疡不化脓等为其特点。继之水肿渐退，黑痂在1～2周内脱落，再过1～2周愈合成疤。发病1～2日后出现发热、头痛、局部淋巴结肿大及脾肿大等。
（二）肺炭疽：死亡率高，发病急骤，有寒战高热等中毒症状。咳嗽胸痛、呼吸困难、咳血，可因呼吸循环衰竭在24小时内死亡，极少数发生炭疽性脑膜炎。人因接触病畜及其产品或食用病畜的肉类而被感染。潜伏期一般为1～5天。多为原发性，也可继发于皮肤炭疽。初期为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低热、干咳、肌痛。数天后病情急骤加重，表现为高热、寒战、呼吸急促、喘鸣、发绀、咯血样痰、大汗和心率增速，颈、胸部可有皮下水肿。危重，常并发败血症和感染性休克，也可继发脑膜炎，表现为剧烈头痛、呕吐、抽搐、昏迷，有明显脑膜刺激症。
（三）肠炭疽：主要是由于进食带菌肉类所致，以急性肠道感染为特征。其主要症状为恶心、厌食、呕吐和发热，重者腹痛、吐血并有严重的水样便。肠炭疽导致的死亡病例占患者25%—60%。在炭疽相对易发生并且动物的预防接种水平较低的地区，人们应该尽量避免与牲畜和动物产品接触，也要少吃处理不当或烹饪不够火候的肉类。人们也可以接种人类用的炭疽疫苗，据称这种疫苗抵抗各种炭疽感染的有效性可达到93%。肠炭疽临床症状不一，可表现为急性胃肠炎型和急腹症型。前者潜伏期12一18小时，同食者可同时或相继出现严重呕吐、腹痛、水样腹泻，多于数日内迅速康复。后者起病急骤，有严重毒血症症状，持续性呕吐、腹泻、血水样便、腹胀、腹痛等，腹部有压痛或呈腹膜炎征象，若不及时治疗，帝并发败血症和感染性休克而于起病后3一4日内死亡。
（四）脑膜型炭疽：常继发于皮肤、肺及肠三型炭疽之后，临床虽少见，但发展极为迅速凶险，病死辜极高。病初多只轻度发热、不适、食欲不振，伴不同程度头痛及呕吐，以后病情迅速恶化，突然高热、惊厥、频繁呕吐、昏迷或休克，伴明显脑膜刺激征，脑脊液呈血性，细胞数增多，有明显颅内压增高症，常伴发脑疵，最终因呼吸及循环衰竭而死亡。
（五）败血型炭疽：多继发于肺炭疽或肠炭疽，由皮肤炭疽引起者较少。可伴高热、头痛、出血、呕吐、毒血症、感染性休克、DIC等。

我是夏雯静

聚焦731：二战日军细菌战受害地区实录 (2008-09-23 21:12:34)
2002年3月4日，二战日军细菌战中外调查人员在浙江省金华市调查，结果怵目惊心。虽然走访的只是市郊部分“烂脚村”，但受害人数之多、受害程度之深，还是超出了所有调查人员的预想。
　　汤溪城隍庙里坐满了自发赶来的群众，大多是二战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面对调查人员，他们露出了“烂脚”：蔡家芳至今右腿上还留着一个鸡蛋大小一样的伤疤树皮一样结着痂，斑斑驳驳；丰志寿卷起裤腿，上面有“烂脚”留下的痕迹，挽起袖子，上面也有“烂手”留下的印记……
　　1942年的洪国济只有14岁，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双腿突然起了水泡，又痛又痒，破了还流血、溃烂，烂得很深，骨头都露出来了。到学校上学时，他身上的烂脚发出一股烂肉的臭味，在一两米远的地方都能闻到，同学们都不愿接近他。为了接近同学，每天上学前，洪国济都要先到河里将脚洗干净，再敷上一种草药，才敢去上学。
　　在洪家，洪国济的病情还不算是最严重的。他的父亲带着“烂脚病”到田里干活时，因为烂得厉害，蚂蝗竟从烂处钻进去；他的母亲、二姐、爷爷最终都丧命于“烂脚病”。
　　弟弟洪定甫虽然没有染上“烂脚病”，但因为一家人都挤在一间12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他所承受的痛苦并不比患病的亲人轻。他说，晚上，房间的“烂脚”臭味熏得他无法入睡，白天放学后，他还得经常洗一大堆衣裤、被子。村里人不明真相，以为他们得了什么瘟病，连最亲近的邻居也不愿意跟他们接触。村里的水塘是绝对不允许他们用的，洪定甫只好到村外一公里左右的塘里洗涤。这些衣物上，沾满了从父亲、母亲等患病亲人身上掉下来的“烂肉”，洪定甫闻着扑鼻而来的阵阵臭味，洗着洗着眼泪就会忍不住流下来。
　　始终参与调查的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和美国医学家麦克·法兰兹布劳、马丁·法曼斯基看了以后，非常震惊，他们认定：这是二战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人为伤害。
　　鼠疫盛行的年代和火葬炉不灭的青烟
　　侵华日军731等部队，把14世纪毁灭了当时欧州人口40%的鼠疫菌和其他的细菌，在中国的大地上各处散播。无辜的中国人民被这些看不见的武器所杀害，具有数百千年文明的城市村庄被摧毁，最为悲剧性的是，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
　　在细菌战受害地之一的浙江省衢州，1940年10月，日军从空中投放了鼠疫菌后，引起鼠疫发生并流行了13年。在同省的受害地义乌，鼠疫蔓延到全县，并传播到邻县东阳。被保存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陆军军官井本熊男的业务日记，上面记录着细菌战作战计划、准备、实行以及战果等全部过程。
　　1941年11月4日，一架轻型轰炸机在中国湖南省的常德散布了36公斤带有鼠疫的跳蚤。过了两周以后，便出现了有关鼠疫大流行的“战果报告”。据了解，当年常德死于鼠疫的，光有名有姓的就有几百人。设在常德市大西门外千佛寺的火葬炉日日冒烟，据记载，那里先后火化了360具尸体。
　　宁波的钱贵法是当地鼠疫患者当中的唯一幸存者，当年16岁的他奇迹般地从死神手中逃脱了。1940年10月，日军在宁波空投带鼠疫的谷子，上百人很快染病死去，钱贵法也病倒了，被拉到最严重的甲级隔离区。“我被拉进病房后不久，前后左右躺着的人全都死了，他们身子躬着，满脸发紫，嘴巴干裂，样子痛苦极了。到后来，我病得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了，两个抬尸体的丧葬工，见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以为我死了，抬起来就要往棺材里放，其中一个眼尖，发现我微微挣扎了一下，连忙喊：这个人还在动，还在动！这样，我才留在了人世……”
　　细菌战鼠疫的受害地区，半个世纪以来，为预防鼠疫再发生，必须每年数次，在广泛的区域范围内，捕捉大量的老鼠和跳蚤进行鼠疫菌的检查。根据这些地区卫生防疫机关的检查结果，浙江省衢州、义乌以及6个细菌战受害地之一的湖南省常德，在80年代、90年代，以至到目前为止，还发现有鼠疫菌抗体阳性。上述的检查结果表明：在这些地区，鼠疫菌依然在活动，鼠疫再发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对于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来说，细菌战不只是历史，更是现实。
　　活人解剖
　　在使用大量病菌在活人身上作实验的同时，侵华日军还在实验对象已经发病而尚未死亡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活人解剖，更有甚者，是把健康的人解剖后用来作标本。金成民和王选都曾从当时在侵华日军731部队服役的士兵那里取得过第一手证词。
　　日本人筱冢良雄介绍，为了检验细菌的杀伤程度，731部队用俘虏来的抗日战士进行了众多的人体试验。其中筱冢良雄也进行了多次人体解剖，亲手杀死了5名被称为“马路大”的“试验材料”，在完成第3例解剖任务后，长官才说：“你终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
　　原侵华日军731部队一队员揭露说：1943年，一个中国少年被严刑拷打后带进了解剖室。他被扒光衣服，几个日本军医扑了过去，将他按在手术台上，挣扎的四肢被皮带紧紧地扣住，小孩全身被消了毒，注射了麻醉剂，不一会失去了知觉。日本军医一刀将他的腹部切开，“按肠、胰腺、肝、肾、胃的顺序取出各种内脏，经一一分理，呼呼地扔进铁桶里，再立刻把铁桶里的脏器放入装有福尔马林的玻璃容器内盖好。”“取出的内脏中，有的还在福尔马林液里不停地抽动。”随后，又从小孩耳朵到鼻子横着切了一刀，头皮切开后，就用锯子锯，头盖骨被锯成三角形掀开了。大脑露出时，一个队员用手伸进柔软的保护膜，把脑子取了出来，立即放进装有福尔马林的容器中。手术台上只留下少年的四肢和一具空壳身躯。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恶魔们的手术刀下了。
　　在日军各野战医院，拿中国被俘人员做活人解剖实验也是常事。原日本陆军第117师团野战医院军医野田实，就曾亲自参加过这种惨无人道的实验。他在《太行山下一魔窟》一文中写道：1945年4月，曾在河南省焦作镇对一名二十五六岁的中国青年进行活体解剖实验。将这位中国青年的腹部、气管切开，四肢锯断，又往血管里和左胸心脏注入空气……致死后扔进了掩埋场。
　　请记下这些数字：
　　27万——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致死中国民众27万多人(日本学者认为，这是相当保守的数字，他们认为，死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中国人多于日军于1937年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人数)；
　　3000公斤——侵华日军“731部队”每年可以生产出3000公斤的纯细菌(每135克的纯细菌就可以使400平方公里之内的所有水源遭到污染，每年的生产量足以污染全中国的水源)；
　　3000人——侵华日军“731”部队用活人作试验人数(仅日方承认的)；
　　也请记下这些距离我们已经很遥远的名词：
　　伤寒、副伤寒、霍乱、菌痢、炭疽热、马鼻疽、鼠疫、破伤风、气性坏疽……
　　还有那些罪恶的方式：
　　投放细菌炸弹、飞机喷雾、人工散布、细菌炸弹……
　　王选要说话，义乌要说话，中国要说话。“让全世界了解真相，过去的日本曾严重违背国际公约，掩人耳目，惨无人道地进行细菌战毒害无辜的中国平民，且延至今日。重要的是，遭受日本法西斯荼毒的土地上，还有那么多的受害者，而凶手却逍遥法外！”

1991年5月份，藁城中学要在学校院内新建一幢男生宿舍楼。21日下午6时许，施工人员在楼基挑槽及钎探地基时，发现在距楼基50厘米、距地面1.5米的位置传出来异样的声音。工人再向下挖，一个个带着锈迹的“铁家伙”露出了地面，直径有10厘米，长度在36—37厘米之间，足足有四五十枚之多，期间还“出土”了十来个小炸药包。
　　工人们以为是炮弹，向工地负责人作了汇报。负责工作的校总务处主任刘光耀在这些“铁家伙”的外体上竟看到了诸如“大阪制造”及“昭和天皇”等字样。刘光耀意识到，这绝不是一般的物件，于是马上向藁城市公安局、武装部进行了报告。相关人员来到学校后，马上控制现场，将这些“不明身份物体”安置在学校的旧库房里，派专人昼夜值守，以防流失，发生意外。
　　原来竟是“毒气弹”
　　据黄成才回忆说，“炮弹”存放在学校旧车库里约1个月后，因与空气接触，从炮体内流出一些淡黄色的液体，六七名当时曾进入车库的人，皮肤出现瘙痒症状。后来才得知，这些东西竟是“毒气弹”。
　　后经我国外交部与日本有关方面联系，日本外务省及处置国外遗留问题专家组曾先后两次派专人来到藁城中学调查情况。全副武装的日本专家提取样本，经仔细鉴定得出结论：此系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日本《朝日新闻社》驻北京记者也就此发了长篇报道。
　　事情逐级上报，根据上级指令，毒气弹被妥善安置，等待处理。
　　采访中记者找到了现年已75岁高龄的刘光耀老人。刘老还特别提到这样一件事：在如今学校操场的位置上原有一眼废井，1958年挖掘该井时，也曾挖出过一个圆筒状的铁壳子，只不过没有内芯，当时也没有液体流出而伤人。
　　据一位年长者介绍，藁城中学所在地原是日军侵华时的一个军械所。日本投降后，可能是为了销毁证据，将这些毒气弹埋了起来。
　　毒气泄露曾伤人
　　在得到藁城中学校领导的许可后，记者来到校档案室。档案室的江小虎老师拿出一个绿色文件夹，里面保存着关于毒气弹事件的原始资料：照片，材料，曾经的报道，一应俱全。
　　江小虎老师介绍说，一名藁城籍留日学生曾将当年朝日新闻社关于此事件的报道翻译了过来。再加上其他文字资料和照片，我们可以将这一事件梳理清楚：
　　事件发生后，藁城中学曾于当年7月份向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递交了一份《河北藁城中学关于处理日本遗留光气弹善后事宜的请求》，其中记载：“1991年5月21日，学校(指藁城中学)建宿舍楼挖地基时挖出炮弹52枚，经总参防化专家化验确认为“光气弹”……从挖掘、搬运、储藏到运走的一个月中共有90多人直接接触“光气弹”，因有一枚毒气溢漏，90多人均有中毒症状，其中6人症状较重……另有6个教室与储存“光气弹”的房子相距20多米，300多名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症状……为处理毒气弹我校经济损失约人民币271000元。”
　　(1993年3月初，日本朝日新闻社派出记者五十川伦义来到藁城中学，就毒气弹一事进行采访，并发表了几篇报道。其中一篇的题目为《中国被害的情况关系者的证言》，文中称：“……残留在中国的旧日本军的化学武器，对其处理成了两国的悬案。关于旧日本军的化学武器，中国方面申诉了特别危险的河北省(藁城)高中的情况，由于现场关
用化学武器的签字仪式。中国方面希望看到早期解决

的积极姿态，日本政府(将)被迫作出新的反应。”———五十川伦义
　　在另一篇题为《中国方面要求解决的姿态》的文章里，五十川伦义写道：“二月中旬，陈英华校长接受了《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据陈校长说，……共52枚……炮弹呈系者的证言明确，还有从关系者那里发出的要求赔偿的呼声，(此事件)首先践踏了一月份日中两国签订的禁止使并列状，有的弹头和弹体分开。在(其中)一枚的表面有‘大阪’的字样。建筑工人和有关公安人员百十来人，将炮弹徒手搬运到不足500米远的仓库，从其中的一(枚)里漏出了液体，搬运后多数人申诉有头痛、呕吐等症状。
　　“学校职员武庆玉说：‘手被割破了，开始两三天只是手的皮肤痛，以后变得呼吸难受，十几天才好转。’另一个学校职员牛平方说：‘挖出来的时候，只感觉到什么香味，第二天就头痛，一直持续了五六天。’
　　“因为校址在战争中是日本军的训练所，就与日本大使馆联系，6月21日，使馆人员和4名专家来进行调查……那以后，日本方面就没了音信，那些炮弹是由解放军运走的。”
　　记者注意到，这篇新闻发表在了1993年3月2日的头条位置上。文章竖排，在版面的左侧，还配发了一张图片，图片上是排列成两行的毒气弹，看上去触目惊心。
　　1994年4月，藁城中学又向上级部门递交了《河北藁城中学关于处理日军遗留毒气弹造成经济损失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学校各项直接经济损失达人民币319000元。
　　-新闻链接
　　日本将派人赴石回收毒气弹
　　本报讯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日本政府于8月25日宣布，将于9月6日至9月19日派遣40名政府工作人员前往石家庄，对侵华日军遗弃在藁城的化学武器进行发掘和回收。
　　据悉，侵华日军当年在藁城埋下了52枚能致人死亡的毒气弹。日本政府对遗弃化学武器的发掘和回收工作是从2000年开始的，此次回收工作将是第4次。
　　侵华日军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曾数次对中国民众造成伤害。8月中旬，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的毒气弹中毒事件，导致1人死亡，40人受伤。

我是夏雯静

侵华日军北支甲第1855部队，对外称第151兵站医院，又称西村部队，是1939年和华中(南京)、华南(广州)同期建立的三大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之一，是直属于日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的阴谋暗杀部队，直接受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下村定中将指挥。部队长初为黑江，继为菊池，后为西村英二。部队定员1500人。主要执行防疫给水和细菌武器研制任务，包括研制和生产鼠疫、霍乱、伤寒、痢疾、黑热病、疟疾等细菌和原虫等，是继侵华日军731部队之后又一支庞大的细菌部队。
●北支甲第1855部队机构设置
北支甲第1855部队本部(又称总务部)设在北京天坛神乐署。内设4个科：庶务科统辖本部各科，负责经营、传达指示及同上下左右的联系；经理科负责制定预算，分配和处理经费，调配物资，发放工资、给养等业务；材料科负责关于当地资源的药理研究，保证并提供作战、防疫以及研究所需的各种卫生材料等；计划科负责制定有关华北作战的防疫、给水及细菌制造等的业务计划。
北支甲第1855部队除设本部外，下设3个部门，称为分遣队，后改为课。第一课(卫生检验课)初建时设在天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天(1941年12月9日)，日军接管了美国人在城内办的协和医学院，并将该课迁入该学院内。第二课(细菌生产课)设在北京天坛公园西门南侧墙外的前卫生署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该所原为中国最大的一个血清、疫苗研制所，拥有现成的疫苗大生产设备。因此，日军占领后即可利用其设备作细菌战剂的生产。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位于国立北京图书馆(旧址)西邻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文津街3号)。日军于1941年12月9日强占该所后，第三课从天坛迁到此处，扩大组织为“细菌武器研究所”，由筱田统技师任负责人。下设第一工作室(跳蚤的生产)、第二工作室(苍蝇的生产、疟疾的研究)、第三工作室(鼠疫菌的生产)、小动物(鼠)室等，主要任务是大量生产跳蚤和鼠疫菌、结合跳蚤和鼠疫菌、从飞机上撒布病菌等。
另外，还设有13个驻外地的分部与办事处。
在天坛神乐署驻扎的1855部队，除占用了神乐署等不少建筑外，还新建了不少房子，除去宿舍与病房外，工作室约有100多间。
●北支甲第1855部队大量研制和生产鼠疫细菌武器，霍乱、伤寒等细菌武器的生产量也很大
据在1855部队第二分遣队工作过的日本老兵伊藤影明供述，他与鹤田兼敏等几十人担当的工作是“以老鼠为媒体饲养跳蚤，即把装进笼子里的老鼠放进石油桶里，里面撒上麦糠、血粉饲料、豆饼等，然后往里面放跳蚤，使之吸食鼠血，从而不断大量繁殖。”据长田友吉供认：“1944年已经进行了苍蝇和蚊子的研究，研究了细菌的培养与鉴别方法”。
据1942年在冀中捕获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清供认：“日本在华北的北平、天津、大同等地都有制造细菌的场所，日军中经常配有携带大量鼠疫、伤寒、霍乱等菌种的专门人员，只要有命令就可以释放；在日本军队内装备着大量的毒气和破坏农作物的毒菌以及破坏视力、听力、运动功能或致哑等不同性质的毒药……日军为避免这种罪行暴露于世，只有大佐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阅读关于施放菌毒的文件，有的连大佐也不让知道，并在每个文件的末尾注有‘阅后焚烧’的字样。”
1950年1月10日，日共《赤旗报》根据曾在日军筱田队(即第三课)当过卫生兵的松井宽治于此前一天向日共代代木党部讲述的情况刊发文章，揭露了日军曾在北平驻扎过北支甲第1855部队并制造了大批细菌武器的事实。文中提到：“松井宽治从尾崎技师那里听说，‘在1942年有一次曾通宵大量生产跳蚤，运到外面去。同时据说还进行过对空中实验，得到了圆满的结果’”。
除了大量研制和生产鼠疫细菌武器外，霍乱、伤寒等细菌武器的生产量也很大。日军医务人员每隔3个月为官兵注射一次“肌能促进剂”，防止在细菌战中染疫。
●为掩盖罪行，日军在战败后毁灭了大量罪证
据松井宽治回忆：“8月15日(1945年)，战事便结束了。那天正午的无线电广播20分钟后，队长筱田便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破坏工作继续了三天三夜，通宵达旦。在后院里挖了大坑，先把跳蚤放到里面去，然后洒上汽油焚烧。重要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也都烧毁了。培养跳蚤的一万个汽油罐被卡车运走。战争结束后第七天，我们便做完了破坏工作，到本部集中。同时又下令解散部队，把‘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所属官兵转属到各陆军医院去……”这一记述充分反映了日军在战败后毁灭罪证的情况。但罪证却是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被毁灭的。
在前天坛防疫处院内，有日军遗留下的11吨、12吨、13吨三个6米长的大消毒锅，是用来对培养菌种的器具消毒的。仓库内还有大量的铝质培养箱。据当时在该部队工作的机械匠陈康延说：“日本人投降后，不但毁掉了很多文件器材，还曾用坦克车大量地压毁或用汽油烧毁了很多铝质培养箱。此前，日军曾用麻袋大批运来血粉，作为细菌培养剂用。”
●1943年8月，北支甲第1855部队在北平地区进行撒布霍乱菌试验，致使霍乱疫情在市内外迅速发生、蔓延
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细菌战。1938年至1945年，仅在华北地区有记载的细菌战就达33次之多，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不含军人的死亡数字)。
1943年8月，北支甲第1855部队在北平地区进行撒布霍乱菌试验，致使霍乱疫情在市内外迅速发生、蔓延。辖境内的玉清观、文昌宫、金鱼池、东花市、崇外大街、西打磨厂等地，都发现大批霍乱患者。
事后，日军诈称霍乱系自然发生，并进行抵制试验，对华北交通线和北平地区的旅客及小件行李实行限制，在城门、车站、旅店、街头等地设立卫生站，强迫过往行人和居民注射疫苗，以掩盖其残暴罪行。但据长田友吉供述：“1943年8月北平地区发生的霍乱疫情，可以肯定是日军的谋略所致。”
日军还在北平进行了大量的人体细菌试验。据与伊藤影明同期入伍、在北支甲第1855部队第三课负责饲养老鼠的日本老兵H氏回忆：“1944年夏天一过，从丰台俘虏收容所向第三课押运俘虏(当时他担任警戒)，一连押运3天。第一天押运6人，第二天押运5人，第三天押运6人。戴着手铐的俘虏一到第三课，就被投进了装修成监狱的房间里。俘虏有所警觉，拒绝饮食。从本部前来的军医给这些俘虏注射了细菌(H氏不知是何种细菌)，而后对俘虏的身体变化进行了调查。注射后没过一天，这些俘虏就全死了。而后又把俘虏尸体运到第一课进行解剖。”

我是夏雯静

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以后，日本军部就公开声言：“非研究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所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不可。”1942年，日本首相东条在帝国议会预算委员会答辩时声称：“目前正在进行新武器的研制工作。”同年7月25日，日本“大本营记者视察团”来伪“满洲国”视察，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助理浅冈向记者团透露：“很早以前已经开始了研制新武器的工作”，并给记者团放映了这个绝密“新武器”的纪录影片（为此关东军司令部给予泄密者以严重警告处分）。这种“新武器”是什么东西？日本记者是不会公之于众的。其实，在日本也只有少数军事要员知道内幕。他就是日寇的细菌工厂。
这座拥有众多博士、教授、专家、研究人员的细苗研究中心和细菌工厂里，还奇特地管理着一座巨大的特殊监狱。监狱里经常关押着200至300人的“囚犯”，有时高达400人，有中国、苏联、朝鲜、蒙古人，据说还有美英澳等国的战俘，有男有女，不可理解的还有儿童、婴儿。大部分“囚犯”是中国人，不仅有被俘中国军人，还有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所谓“特殊监狱”这里的“囚犯”与普通监狱的“囚犯”待遇不同，对有的“囚犯”而言可以说是“丰衣足食”，一日三餐营养丰富，还可以经常到澡堂洗澡，被养的很健康。然而奇怪的是，只见“囚犯”进监狱，从不见囚犯活着出来。
这个奇特监狱之谜终于被揭开了。原来石井等人把活人视同动物，用作进行细菌武器活体实验，其残酷之情令人发指。受试验的“囚犯”一旦不能再用，或被杀、被活埋、被火化。给“囚犯”好的伙食，只不过是为细菌研究需要健康的活人，仅此而已。日军从不把这里的“囚犯”称做俘虏，而是称为“木头”、“特殊材料”和“马鲁他”。在他们的记录中，对“囚犯”从来不记名字，只有编号，从101开始，到1500号为止。据731队员证实，编号己进行两轮，每两天消费三人，有时七八人。这种“材料”从不会缺乏，因为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据苏联军事法庭和731队员证实，这个部队直接用于细菌实验被害的人达3000多人，所有“囚犯”无一生还。
石井等人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试验的方法很多，最普通的方法是，把最危险的传染病，如鼠疫、炭疽热、鼻疽、各种伤寒及其他各种烈性病菌，注射到受实验者身上，察看细菌在健康人身上的反映、症候、传染效果等，以及什么时候死亡，按编号记录在案，不能再试验时，就活活杀掉火化。这种试验一直进行了七八年。
最早的活人试验，是石井四郎中将亲自进行的。那是石井细菌部队刚成立不久，哈尔滨宪兵队押送三个俘虏给石井，其中两个是东北抗日游击队员，一个是朝鲜青年学生。一于夜间，石井把一人绑在实验室的木柱上，在他的大腿上注射了一针用老鼠和跳蚤磨制的液汁。19天后，这位战士体温发烧到摄氏39．4度，然后，从他身上抽出血液，注射到另一个战士身上，经12天潜伏期后，这个战士同样发烧，然后石井在特种病床上进行活体解剖，结果，证明了跳蚤身上所含有的病菌为“定型流行出血热肾”。石井又把这种病菌轮流在另外两个人身上进行试验，这两人被折磨一个月后再也不能动弹了，才被宪兵拉出去枪毙。
有一次，石井等人进行伤寒病菌试验。由哈尔滨特务机关送来50名中国爱国分子。把准备的一公升投有伤寒菌的甜水，加水冲淡，分给这50人喝了，其中4人是事先经过预防伤寒病的疫苗注射的，结果那46人全部死亡。
他们在试验细菌疫苗的效能时，石井曾挑选出大批被捕的人，先把其中一部分人种上疫苗，接着把全部被捕的人都传染上相同的病症，然后察看那些没有种疫苗的人是死亡还是得重病。当一批死亡者被埋掉后，又补充另一批再进行试验。
这个部队除在实验室内用活人进行试验外，同时也在野外条件下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实战试验。这种实验通常是在安达打靶场进行的，每次受这种实验的有10人至20人不等。有时用飞机投掷，有时借电流爆炸。有一次，把活人绑在彼此相隔5公尺的铁柱上，然后在距离铁柱约20公尺远的地方，把内部装有鼠疫的炸弹借电流爆炸，受实验者被这种炸弹炸伤后，一星期就痛苦死去。川岛少将还供认了这样的实验：从监狱送来15名被实验者，把他们绑在柱子上，一架飞机掷下一枚细菌炸弹，使其在离地面100至200米高空爆炸，装在炸弹里的鼠疫菌跳蚤在附近蔓延开来，跳蚤爬上了“木头”身体，吸吮其血液达四、五小时之久，然后把实验者消毒后拉回监狱，观察他们是否感染了鼠疫。
731部队里一位博士、病理学家，名叫石川太刀丸，1940年秋，在吉林省农安地区发生的他们撒布的鼠疫的时候，石川就立即从许多鼠疫患者中解剖了57个人。石川博士无耻吹嘘：“就解剖的人数来说，我创造了世界纪录！”（《日本病理学会杂志》第三十四期）
1939年2月北野政次少将秘密发表了题为《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的人体实验》的论文，文中写道：“实验所使用的人体，全都选的是没有患过斑疹伤寒的人，并且没有患过急性肠伤寒的32岁到74岁的健康男子。”这次被他杀害的共有3人。北野政次通过中国人进行人体实验得到了如下的结论：用他自制的疫苗2毫升注入人体内一个月后，即可产生免疫性。
这个罪恶的细菌工厂，还进行其他种类的杀人试验，如冷冻试验、毒瓦斯试验、断水饥饿实验、热水实验、触电实验等等研究，不知害死多少中国人。
一个严寒的晚上，日本宪兵押着被秘密逮捕的苏联士兵德姆琴科和12个中国爱国志士，被称为冻伤实验专家的北野政次少将把他们弄到露天里，宪兵用刺刀强迫他们把双手放进水桶里，然后让他们双手暴露在冰天雪地，一小时后，他们的双手全被冻僵。失去知觉。宪兵再把他们拉回实验室，检验他们的手指冻伤的程度，然后敷药加以“治疗”，不能治疗的，就砍掉他们的手指。有时，这种冷冻实验还在冻伤实验室里进行，备有用玻璃制成的特种冰箱，温度可以调到零下七十五度。北野等人强迫被捕者把四肢轮流放进冰箱受冻，然后再加以“治疗”，不能治疗的就用锯子把四肢锯掉。等到四肢全被锯掉后，就把他们枪毙或活埋，通过活人实验探求医治四肢冻伤的办法。
731部队还进行活人毒瓦斯实验50多次。石井中将曾亲自视察该项实验。从单身牢房送来健康的中国人，被称为“上等木头”，把毒瓦斯闸门打开，一分钟、二分钟、五分钟过去了，受验者的手腕上的绳索深深地勒进肉里，很快被喷出的氰酸钾瓦斯闷死。然后石井命令工作人员脱掉死尸的衬裤。“木头”的阴部和大腿上粘满了白色液体。石井说：“这是精液。吸入氰酸钾瓦斯的人都要流出精液，哼，‘木头’在射精时死掉。”
最残酷地要算两次集体毒瓦斯杀人事件。一次是1945年6月的一天，一位苏联“囚犯”捡到万能钥匙，打开各单人牢房的铁门，催促大家逃跑，但是这座戒备森严的牢笼，越狱又谈何容易？那位苏联人被打死，其他人亦被赶回牢房。一小时后，经过特设的通气管，输进毒瓦斯，把监牢里的人犯全部毒死，大约近30名。第二次毒瓦斯屠杀发生在731部队撤退前夕，日军把监狱牢房的毒瓦斯阀门打开，毒瓦斯立即充满各个年房，不久，尸体被拉出后堆成山，然后倒上石油焚毁。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只有法西斯强盗才能干得出来。
1945年7月石井中将亲自毒杀苏联一位30岁左右的妇女和其三四岁的女儿，母女俩被石井关进玻璃小屋，然后，把瓦斯灌进小屋，只见母亲使劲把孩子的头按倒地板上，母亲伏在自己孩子身上，她想尽量使孩子少吸一点儿，不一会儿，氰酸钾瓦斯夺去了母女的生命，母亲的手直到最后还紧抱着女儿的头。这一罪行是当时担任记录的队员在37年后提供的证言。
饥饿实验，不给“囚犯”食物，光给水喝，实验人能够活几天；断水实验正相反，只给“囚犯”吃面包，一滴水也不给，以断定人生存的限度。据731队员说：“饥饿实验和断水实验，是在哈尔滨市内滨江火车站附近的南栋地下室关押处进行的，负责这项实验的是江口中校领导的江口班。在只供水的情况下，‘马鲁他’平均能活60到70天。如果光给面包，不供水，到实验的第五天，‘马鲁他’无一例外地口吐鲜血而死。”干燥实验，是把俘虏绑在椅子上，活着送进高温干燥室，俘虏全身不停地出汗，被热风不停地吹干，直到身体上的水分被榨干。经过15个小时，俘虏的体内已经渗不出一滴水，成为人造“木乃伊”。”用秤一称，只有生前体重的22％。以此实验确定了人体内有百分之七十八的水分。”
被日军称为“天才”发现的石井鼠疫血清，究竟是怎样研制出来的呢？石井等人给被关押的囚犯身上注射鼠疫菌，然后采用已经发病的“囚犯”的血液，或者利用他们的内脏制取血清。原731部队的一护士长S女士说过这样一件事：1943年3月18日一位文职人员因细菌感染患了肺鼠疫，肺鼠疫发病就意味着死亡。诊疗部部长永山命令护理人员每周注射一次血情。患者住院第二天，总部送来一支鼠疫血清，一周后又送来第二支。护士长问：“为什么不把血清贮藏在这里？..何必每周从总部送来？”永山说：“那种血清一周只能生产一支，所以才这样做的。”患者住院四周后，竟病愈出院。护士长惊叹不已。为了制造这种血清，不知又杀害了多少中国人！
以石井为首的731部队，为了屠杀中国人，什么丧天害理的坏事都干得出来。石井曾经派遣大批细菌专家到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各地集中营去，把注射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给关在集中营的人们吃。据说吃过这种大饼的人，共有3000多人。石井命令各集中营负责人，把凡是吃过大饼的人，全部释放出去，让他们去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恶魔瘟神吗？
731部队只是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一部分，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日军的细菌部队，至今还是一个谜，估计被杀害的中国人也是不会少的。请看日军在济南细菌部队的一名中尉军医的供词。
这个济南防疫给水部中尉军医竹内丰（刘宝森）说：
“于1943年在济南防疫给水部工作时，为了进行细菌战，用特殊设备制造出大量的肠伤寒，副伤寒菌，供飞机撒播使用。为了实地试验他亲制细菌的效力，曾向济南宪兵队先后要来我军俘虏（指中国抗战将士）共11名，进行了活体解剖实验。”“用肠伤寒、副伤寒约ICC至2CC注射到俘虏的锁骨与乳房之间的皮下，在其发病后用绳绑在解剖台上，施行全身麻醉，进行解剖，看肠的溃疡期与结痴期来研究菌力。此后又用电话向宪兵队联络，即开来汽车将尸体装在汽车上拉到郊外。”
他还供认用特殊设备制造的肠伤寒、副伤寒菌由济南运往北京。他说：“在1943年8月间，由北京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先后派飞机到济南载运三次。从机场到防疫给水部是用汽车搬运，三次共运去玻璃制的圆桶15桶（直径400cm×50Cm）。”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秘密终于被揭露出来，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血海深仇！（来源:溅血的武士刀  作者:左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