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哈尔滨王岗农场日本人集体自杀之谜

我是夏雯静

[作者：柳暗]



王岗镇位于哈尔滨市西南十几公里处。这里有一个火车站，但没有繁华的街道和旅游景区，故知名度不是很高。上世纪80年代，王岗的名字竟然出现在日本报纸《朝日新闻》上，原因是：1945年王岗有四十多个人谜一样地死去。时隔四十年后，真相终于真相大白。



1932年3月9日，侵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炮制了傀儡政权满洲国。日本人为了能在寒冷的北方过上好日子，经过精心策划，在王岗建立了一个“满洲国国立哈尔滨农事试验场”（以下简称农场），专门从事农作物、蔬菜和水果的试验研究，并从日本国内调来一些研究人员。农场里有几名带枪的在乡军人（日本语：预备役军人，平时不在编，可随时应征入伍）和职工的老婆孩子。日本人雇一些当地农民种植试验田，而他们过着有吃有喝的生活。



1944年开始，日本鬼子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连连失利，兵源不足，王岗农场很多年青男人都被调往前线，农场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男人和妇女、儿童。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终于陷入灭顶之灾，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给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寇以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军民对日寇也发起了总攻。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战败的电波传到哈尔滨后，哈尔滨的日本鬼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王岗农场的负责人慌忙去市内请示对策。可当负责人回到农场时，发现四十多个日本人死在一个大厅里，惨不忍睹。经清点，还少了一个人。负责人大惊失色，满腹疑虑。上级并未发出集体自杀的命令，这是谁的主意？死者的丈夫都去应征入伍了，家属死于非命该如何向他们交代？眼下天气正热，尸体即将腐败，苏军马上要入城，不赶快逃跑就没命了。农场负责人匆匆将尸体掩埋。



战后，原王岗农场幸存的日本人听说老婆孩子惨死在王岗，悲痛欲绝，但详情无从了解，写了一本叫《小鸽子的祈祷》（作者译）的小册子，其中有死者的名单。上世纪80年代兴起日本战后遗孤寻亲热，日本电视、报纸几乎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报道。



我有个中学同学叫王文祥（已离世），他学习优秀，热爱体育，后来被选入国家跳伞队，成为运动健将，还入了党，退役后到省劳动局当领导。有一次，他求我给他翻译一些日文资料，我问他有什么用，他说，他是日本孩子，想去日本与生父见一面。他说以前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1984年6月份才知道的。



原来这年6月，他父亲王殿臣病重。王文祥是个孝子，经常在父亲跟前侍候。有一天，父亲认真地对他说：“我的病这么重，说不定哪天就不行了。有件事我瞒你四十来年了，不告诉你就对不起你，告诉你又怕你受不了……”王文祥对父亲的话并没在意，他劝父亲：“爸爸，别胡思乱想，你从我生下来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养这么大，家中几个孩子中你最疼我，咱爷俩从来不隔心，你好好养病吧。”可父亲还继续唠叨：“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我是从日本死人堆里把你捡回来的。”王文祥认为父亲肯定是大脑出了问题，但他并不介意：“爸爸，你越说越离谱了不是，日本人你都没接触过，你上哪儿能捡来日本孩子？”父亲说：“文祥，爸不唬弄你。光复前，我给日本人干过活……”王殿臣给王文祥讲了四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王殿臣年轻时在王岗农场给日本人当农工，1945年8月15日晚上他没走，恰好看到四十多个日本人，一起往大厅里聚，其中多半是带着孩子的女人。大厅里的灯很亮，但因王殿臣离他们远，看不清里面在干什么。王殿臣先听到日本男人叽哩哇啦说日本话，过一会儿，里边又吃又喝，又哭又唱。王殿臣以为他们在开联欢会，想到跟前看看热闹。他忽然听到“叭叭”地枪响，吓得他一激灵。王殿臣想，这可真蹊跷。他轻轻走到窗户跟前，往里一瞅，屋里的人横躺竖卧，都死了！两个在乡军人是被枪打死的，地上还有几摊血。这时，王殿臣发现一个孩子在妈身边正爬呢。“我心想，这孩子命大，怪可怜的，我得把他救出来。我去拽门，没拽开，我大着胆子从窗户跳进去，里面血腥味、酒味、药味混在一起，差点把我熏吐了。我抱起你一看，是个男孩，心里挺高兴。刚要走，又看见你妈身边有个黑匣子。我当时想，这玩意将来可能有点用，就把它也带上，急匆匆地回了家。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敢去农场，紧接着小鬼子跑了，老毛子（苏联人）来了，哈尔滨解放了，我就到市里学手艺去了。你那时不记事，我对谁也没说过你是日本孩子。”王殿臣说。



王文祥从小是戴红领巾长大的，青年时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恨的是日本鬼子。现在听父亲说自己是日本孩子，角色的转变使他一时难以接受，可又不容不信。他顿觉大脑一片空白，只能用哭声来表达复杂的心理。他拥抱着父亲说：“爸爸，你是我唯一的爸爸，没有你对我的爱，我早就死了，你的恩情我今生今世难以回报。”爸爸流着眼泪说：“爸爸认为你是个孝顺孩子，我想你的日本爹可能还活着，我当年捡的那个黑匣子里有照片有证物，拿着这些东西去找你日本爹准能行，你妈让日本鬼子给害死了，你妈疼你，没给你灌药，意思就是让你找你爹去，咱们有证物在手。”父亲拿出木制黑匣子，里面有王文祥（松下正俊）两岁左右与母亲的合影，还有小座钟、梳子、日本硬币、小衣服等。



王殿臣不幸于1984年去世后，王文祥就把寻亲材料寄到了日本。原王岗农场职工大木来到哈尔滨，见到了王文祥。经过核实，王文祥就是王岗农场集体自杀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松下正俊，王殿臣是唯一的目击者。



王文祥去日本见到了生父，父亲老泪纵横，可王文祥一点感觉也没有，似乎自己与日本挨不上边。他一句日本话也不会说，对话全靠翻译。他说：“日本军国主义杀害中国人，杀害我的母亲，害了我们全家。是中国人救了我，我热爱中国。我不留在日本，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生活得很好，不想继承父亲的财产，我的国籍是中国。”



王文祥从日本回来了，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他以洪亮的歌喉为大家唱了一首《我爱你中国》……■

（作者为哈尔滨医科大学离退休处 退休教授）



摘自东北网2011.1 题目是转载者加的，文中略有改动

　　
　　东宁宪兵队《特种工人状况报告》。档案记载了昭和十八年（1943年）三月二十六日和五月七日，分别从日军华北派遣军接收特种工人2次，共1935人。这些特种工人由于身体极其虚弱，截至报告当时已经死亡163人。先后又发生53人、8起逃走事件，其中逮捕了44人，逃走9人。
　　■本报记者  朱晨
　　
　　今天是“化学战受害者纪念日”。记者在前两天吉林省档案馆首次披露的一批日军侵华档案中，看到了指证731部队罪行的直接证据：一批当时日军来不及焚毁的“特别移送”档案
　　
　　对于李基洙、李文刚和王国财来说，他们的人生，究竟遭受了化学武器怎样的摧残，也许将永远是个未解之谜。
　　伪满洲国时期，他们被冠以“苏联间谍”的罪名，“特别移送”给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从此一去不返。吉林省档案馆最近首次向社会披露的日本侵华档案中，留下了也许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痕迹。
　　除了唯一的幸运者姜荣泉，在即将被送入魔窟的途中，趁着看守睡着成功逃走之外，档案中，所有其余记载的被“特别移送”者，无一人生还。
　　
　　第一个被“特别移送”的朝鲜人
　　
　　在日军审讯官的眼中，东北抗日联军的朝鲜族战士李基洙作为“共匪”，“思想上完全没有利用价值”。
　　李基洙出生在朝鲜咸镜南道东兴郡，1913年两岁时与父母一起来到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东北通化县。15岁那年结婚后，与父母和妻子一起在当地务农为生。
　　1935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经过通化。二方面军是一支主要由朝鲜族组成的部队，其领导者即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金日成。
　　在与二方面军参谋长林宇城交流后，当年22岁的李基洙决定加入抗联。当时朝鲜已沦为日本殖民地，不少朝鲜人选择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寇交战。
　　之后的几年里，李基洙随抗联于长白、?江、安图、桦甸、敦化等地作战，直到1940年7月不幸被日军俘虏。
　　经历了将近一年的严厉审讯，日军显然没有从李基洙身上得到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延吉宪兵队队长阿部起吉于是给他加上了一个“苏联间谍”的罪名，决定将其“特别移送”处理。
　　1941年9月10日，当年只有30岁的李基洙被“特别移送”给哈尔滨宪兵队本部。档案中留下了4张他的照片，唯一能看清的一张照片上，这位勇敢的战士面色平静，丝毫看不出有任何恐惧之色。
　　目前吉林省档案馆馆藏中，反映 “特别移送”内容的档案近200件，涉及277人，其中大部分为中国人。李基洙是现有档案中发现的，第一个被“特别移送”的朝鲜人。
　　
　　被统称“马路大”即“原木”
　　
　　所谓的“特别移送”，是日军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移送”的去处只有一个，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日本关东军731部队驻地在哈尔滨平房区，是日军于日本以外领土专门从事生物战、细菌战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为了能获取人体进行活体试验，731部队与关东军宪兵队相互勾结。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抓捕的谍报人员、抗日战士，不经法庭审判就秘密移交给731部队使用。被“特别移送”的人员被称为“马路大”，这在日语中是“原木”、“原材料”的意思。采取这样极具隐秘性和欺骗性的专门语言，既表示日军很清楚自己干的是怎样的勾当，也表明了其对这些“试验品”的蔑视。
　　1938年1月26日，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特别制定了“特别移送”人员的标准。将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怀有亲苏思想的间谍、意志坚定的抗日游击队员，甚至虽然“罪行较轻”可以被释放，但属于吸食鸦片、无家可归的游民，可能“重新犯罪”的，都被列入了“特别移送”的范围。现存的档案中，以“苏联间谍”名义移送又占了绝大多数。
　　有日军军官在战后供述，从1940年到1945年8月，每年都会有五六百人被 “特别移送”到731部队。731部队周围常年戒严，为了掩人耳目，被特别移送的人员都穿着日本军服，并由专门的囚车运送。只要被 “特别移送”到731部队，原来的名字就会被一个代号所替代。
　　
　　没有人活着走出这座魔窟
　　
　　与李基洙相比，李文刚和王国财，连一张照片也没有能留下。
　　根据残缺的档案记载，他们两人应该是在日军的某部队服役。因为受到另一起所谓的“苏联间谍案”牵连而被发现。为了找出同伙，日军暂时没有对他们采取措施。发现确实没有利用价值后，1941年9月11日，新京（长春）宪兵队向关东宪兵队提出“特别移送”“苏联间谍”李文刚、王国财的申请。
　　仅仅两天后，关东宪兵队指令同意“特别移送”处理。到9月19日，新京宪兵队又向关东宪兵队报告，已将李、王二人移送哈尔滨宪兵队。
　　“从提出申请到‘特移’完毕，一共只花了9天时间。可见日军是如何草菅人命。”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陶敏介绍，从李文刚和王国财的有关档案中，可以看出“特别移送”的标准程序：即由各地宪兵队向关东宪兵队提出申请，关东宪兵队指令同意，各地宪兵队“特别移送”完毕后再向关东宪兵队进行报告。在“特别移送”档案中，各地宪兵队上报的审讯材料的右上角，都盖有关东军司令部“军司二课”和“特别移送”字样的印章。凡是关东宪兵队下发有关 “特别移送”的指令，也都要抄送给关东军第二课，这都证明了关东军是 “特别移送”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关东宪兵队是实施者。
　　没有人可以活着走出这座魔窟，甚至死亡的消息都不会被亲属知道。1945年8月，日本败局已定，731部队接到指令，销毁和转移了所有档案，还将仅存的400余名“马路大”全部用毒气残忍杀害。因此至今尚未找到人体试验受害者的记录。但幸运的是，近10万件关东军档案没有来得及被彻底焚毁，被匆匆埋入地下后，1953年在长春市的建筑施工中被发现。其中涉及“特别移送”的档案，成了指证731部队罪行的直接证据。
　　
　　唯一逃出魔爪的“幸运者”
　　
　　与上述3人相比，“幸运者”姜荣泉，只是一名闯关东讨生活的普通山东汉子。
　　姜荣泉的家乡在山东省东平县，从小父母双亡，因为家里贫困从没上过学。13岁就开始当苦力，拉人力车为生。30岁那年“闯关东”，在黑河等地的日本企业先后做过放排、采碎石等工作，不仅劳动强度大，生命没有丝毫保障，所得也十分微薄。1941年8月，他一个人渡江进入了前苏联，立刻被逮捕。虽然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但每餐都有面包、汤和肉，待遇比起为日本人做苦力已是好了许多。前苏联军官审问时表示，如果愿意为前苏联调查黑河附近飞机场和军警情况，不但未来生活有保障，还可以帮助成家。生活无着的姜荣泉当即答应了。
　　回到东北后，姜荣泉发现日军对“苏联间谍”的处罚相当残酷，恐惧心理让他渐渐打消了再次入苏的念头。可他还是被日本宪兵队盯上了。1943年12月29日，孙吴宪兵队黑河分队的佐佐木伍长，押送戴着手铐的姜荣泉坐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第302次列车。
　　在踏上火车的那一刻，姜荣泉的脑中应该就在计划着怎么逃跑。他很清楚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途。
　　由于火车的卧铺已经满员，佐佐木与姜荣泉一起坐到了坐席。第二天凌晨4点，列车抵达绥化车站。也许是一夜未睡过于劳累，加上即将抵达哈尔滨，佐佐木放松了警惕，打起了瞌睡。
　　一个小时后，佐佐木被列车进入白奎堡车站的报站声惊醒。他惊讶地发现，身边的座位上空空如也。趁着他打盹的间隙，姜荣泉成功逃离了魔掌。
　　白奎堡是绥化往南的第四站，已经进入了哈尔滨的郊区。佐佐木马上联络乘警搜查车内，并联系了绥化宪兵分遣队帮忙搜查。拉网式搜索一直持续到31日清晨，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我们无从知道姜荣泉的日后命运又将如何。但可以确认的是，他是目前所有档案中，唯一一个逃出“特别移送”魔爪的幸运者。
　　
　　幕后
　　“恒温环境，我却冷得浑身发抖”
　　
　　自接收这批珍贵档案以来，吉林省档案馆立即着手进行修复、翻译和整理。除了语言障碍，翻译人员更多的是要克服心理障碍。
　　吉林省档案馆历史档案管理处处长赵玉洁，对第一次看到档案中杀人过程的描写记忆犹新：“我记得那天在库房里，恒温恒湿的环境，我穿着大褂，应该是很热的，我却冷得浑身发抖。”
　　由于每天面对这些充斥着暴行的档案，2名主攻731部队档案的翻译人员，很长时间都无法摆脱心理阴影，吃不下饭。还有3名参与整理的工作人员竟一度患上了抑郁症。“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每天看到的档案都是这么血腥的场面，内心有很多的苦楚。”赵玉洁说，整理过程是对自己内心的折磨。
　　而那些至今仍然否认侵略历史的日本政客，面对如山铁证，不知作何感想？！
　　
　　链接
　　从“特别移送”到“特种工人”
　　
　　丁五才决定逃亡。
　　丁五才出生在山西朔县，一直在家乡务农。日军的魔爪伸向山西后，1939年，他被驻扎在山西省宁武县的山西骑兵第一大队征集入伍。
　　1941年2月20日，在山西中阳县的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被日军俘虏，被作为“特种工人”送往乌奴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附近）地区，从事哈拉沟军用道路铺设的工作。
　　出于对苏战略进攻和防御的需要，日军决定在中苏边境大量修建军事工程。承担修建任务的，自然不会是日本“皇军”。当时，日军华北派遣军在战场上俘虏的中国士兵，被源源不断送往东北。他们中既有蒋介石的“国军”，也有八路军及其他武装。关东军司令部将他们称为“特种工人”，下令在严格监视警戒下让他们从事军事工程作业。那些身强力壮，或被认为暂时还有利用价值的中国战俘，即使暂时逃脱了“特别移送”，也会被作为“特种工人”，受到奴隶一般的残酷迫害。吉林省档案馆此次披露的14件反映日军奴役劳工档案中，就记载着近900名劳工反抗、逃走的信息。1943年3月26日和5月7日，东宁宪兵队先后接收了日本华北派遣军移交的1935名“特种工人”。可是到了7月5日，他们中已经有163人死亡。
　　7月8日中午，丁五才找到工地上的七八名同伴，希望能鼓励他们一起逃离。“来这里前听说，我们这些俘虏被带到满洲国从事特殊工程，工程结束后就会被全部杀死。反正都要被杀，不如一起跑吧，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乡。”
　　这番话被正巧来工地上巡查的日本宪兵听见，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第二天一早，日本军医就来到工地上，假模假样地对所有工人进行诊断，随即宣布：丁五才患有严重传染病，需要立即隔离。
　　被以传染病名义逮捕后，丁五才遭到了严厉审讯。他承认自己不堪忍受工地的奴役，多次煽动同伴一起逃走。日军意识到，丁五才的想法，代表了几乎所有“特种工人”。如果放任不管，势必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
　　当天晚上，丁五才被押往乌奴耳东北方向3000米的山林，遭到了秘密处决。
　　在对上级的汇报中，海拉尔宪兵队队长谷家春雄承认，丁五才的言论在“特种工人”中，正呈现多发的态势。因此，“将来多多宣传宣抚，进行彻底的指导监督和警戒，继续实行彻底的侦谍，确保事件发生之前的警备防范，对有害分子实施临机应变的枪弹镇压，是十分有必要的”。
　　即使最严密的监控和镇压，也无法制止“特种工人”的正义反抗。
　　1943年9月11日晚，位于东宁县石门子碱厂沟满洲第570部队的特殊工人宿舍，发生了43名“特种工人”的全体暴动。
　　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监视的哨兵处于轮岗状态。43名工人分为三个班，用作业用的钥匙、尖镐，分别袭击了卫兵所和门口的哨兵。两名日本哨兵被当场击毙，武器也被暴动的工人夺走。
　　由于河对面就是前苏联领土，相关日军部队立即动用了全部兵力，封锁国境并进行搜查。到9月14日，有11名工人被逮捕，2人被射杀。其余的“特种工人”成功逃入前苏联。
　　在事后的报告中，日军认为：是“特种工人”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在事前进行了谋议，决定了袭击、逃跑的计划，在这起事件中起到了“主谋”的作用。
　　吉林省档案馆此次披露的22件《邮政检阅月报》，有当年日军所写信件的如下记述：“连接南龙门和黑河的铁道，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投入了一万多人的劳工。作为紧急工程，军队的命令非常森严。逃跑被捉回来的人就挖个洞，用土将他们埋到齐肩处，给他们灌水、殴打，并严厉训斥。”“我昨天在广场上散步的时候，看到许多劳工的尸体堆放得到处都是，其中有的已经变成了白骨，还残留的部分也惨不忍睹。这些尸体被狗当做美食啃咬。这样的情景在日本国内是不可能看到的，但是在这里却已经司空见惯”……
　　人间地狱，莫过于是。

我是夏雯静

以下内容是搜集出来的，请阅读。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人所谓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这一点。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人事配备是很强的。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将级军官五名，校级军官三十余名，尉级军官三百余名。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一九四二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一九四五年三月到同年八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个部以及各个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
731部队与关东军宪兵队相互勾结，由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抓捕用于实验的人员，以供应731部队使用。1938年1月26日，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制定了“特别移送”的通牒，规定了移送人员的标准（1943年3月12日以“关宪高120号”文件重新发布）。为了掩盖罪行，关东军宪兵队将这个行动称为『特移扱い』（即：特别移送处理之意） ， 所以『特移扱い』成了各地宪兵队向731部队秘密输送活人充当实验材料的隐匿称谓。日军将被“特别移送”的人员称为“马路大”，现已发现的档案记载的受害者有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等**志士。

所谓“特别移送”标准，依据1943年3月12日日本宪兵队以关宪高第120号文件发布内容：
　　1、依其罪行程度，预料到必须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有被收买和利用价值者；
　　2、一贯进行间谍或破坏活动分子，至今仍怀有亲苏**思想，并没有收买和利用者；
　　3、虽然预料到该犯提交到法庭审判后将被释放，但属于鸦片吸毒的无家可归的游民，而且顽固地怀着**情绪，并无悔悟表现，甚至有重新犯罪的严重危险者；
　　4、当过抗日游击队员或从事具有同等危险作用活动，无接受感化希望者；
　　5、因参加秘密活动，而其生存极不利于军队与国家者；
　　6、与“特别移送”的犯人同一思想，罪行虽轻，但不宜将其释放者。
　　日本宪兵队把被捕人员划分为“间谍”和“思想犯”，并根据“犯人”类别、罪状规定了移送人员的标准。1943年被“特别移送”人员数量达到高潮，而此时731部队实施人体实验正处于疯狂期，促使被“ 特别移送”人员的数量大量增加。
不仅所有“亲苏**心理”的人都要送去消灭，就是被日本宪兵怀疑与“政府”有敌对行为和情绪的人，也可送去做实验品。除了日本宪兵队把人送往各细菌战部队做实验外，日本关东军情报部(哈尔滨日陆军特务机关)也把人送往第731部队用细菌杀害。关东军情报部负责管理外国人集中营，即“保护院”集中营。这种“保护院”有两处：一处设在内蒙古地区的王爷庙(现内蒙的乌兰浩特)，收容所关押以蒙古人为主的战俘。另一处设在哈尔滨市郊香坊一带(现黑龙江省气象所附近)，这里关押的主要是苏军战俘。“保护院”集中营是特务组织处理和策反被俘人员的基地。他们以策反为目的，进行刑讯，对不顺从者，便视为极端危险分子，“特别移送”到第731部队或第100部队作为细菌研究实验品。
原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部长田村，于1945年夏天视察第731部队后，向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报告称：“我前往考察，先引我到秘密监狱，里面有许多人，都用镣铐锁住。石井告诉我，这些活人都是由日本宪兵队和作战部队送来的，都是要加以消灭的。”另据曾任“保护院”集中营副主任兼情报调查处处长的山岸研二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从“保护院”往第731部队“特别移送”犯人，是从1942年开始的。仅在1945年的8个月中，就有约40名苏联人被“特别移送”到第731部队杀害。
当年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也是细菌战部队“实验材料”的转运站。据石井四郎的司机越贞夫说：“当时石井部队每两天去一次哈尔滨市内的日本领事馆地下室，接收几名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大都是用列车运到哈尔滨的，他们被换上日军的军服，戴上手铐，关在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一下火车，立即被宪兵队关押。石井部队运送中国人使用的载重量为四吨的卡车，叫做‘移送特别车’，都伪装成公共汽车的样子。”据日本宪兵署的文件记载，自从1939年起，就有“特别移送”之事，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城仓少将于1939年下达过将30名俘虏“特别移送”到石井部队的第224号命令。命令明确规定：“第二批特别移送人员约90名除留下60名送到目的地外，其余的人在哈尔滨站即交付石井部队长。”并要求“须事先将应交付石井部队的人员区别开来，以免在交付时发生延误”。
还要求“哈尔滨宪兵队长须与石井部队长取得密切联系，保证在哈尔滨站及以后途中竭力防止外国侦探，并采取必要监督办法”。 凡是“特别移送”的“犯人”，都被关东军宪兵队用特别囚车或专用汽车押送到各细菌部队。在运送期间，为了保密，沿途戒备森严，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曾颁发特别命令，“特别输送”的“犯人”，都要戴上手铐脚镣。
曾在第731部队动力班当过劳工的人证实：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都有一辆囚车开来，把在押人员从南门或东门押进“兵营”(当时中国人称呼四方楼的大院为“兵营”)，只见成年累月地往里抓人，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走出来。这些被抓来的人都押在“方型楼”中间的秘密监狱里。
据原第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从1940年到1945年8月，每年有五六百人被“特别移送”到第731部队。伪满陆军宪兵队日本顾问立花武夫供称：“我管辖下的宪兵署特务处所审讯的一些人，必须予以消灭”，“在这些人当中，有极端仇视日本的在满洲的游击队员，我们把他们送到第731部队加以消灭”。
石井四郎曾竭力要求增加按“特别移送”手续运往第731部队的人数。因此，每当宪兵队长或特务机关长前往该部时，石井总要亲自带他们视察第731部队的细菌实验室和监狱，使他们相信，凡是被押送到第731部队的人都是真正被消灭了，新到的“犯人”也要作同样的处理。前哈尔滨日本宪兵署副官木村在被审讯时供认：“在一次石井与哈尔滨宪兵署长春日芳谈话时，石井四郎说，相信将来和过去一样，继续得到被捕的人做实验。”在中国东安县当过宪兵队长的上坪铁一中佐，曾随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第五次访华团于1978年7月19日下午来到哈尔滨市平房，他忏悔地说：“1944年经我手批准把22名称为‘间谍’的中国人送到石井部队做了细菌实验，这实际上是我杀害的，我是有罪的。战后30多年来我一直感到不安，今天我有机会到中国平房，终于找到了赔礼谢罪的机会。”
日本投降前夕，关东军宪兵队在撤离前将有关档案大部销毁，但有很少的一部分未来得及销毁而被幸运地保留下来。1999年，黑龙江省档案馆对外公布馆藏“特别移送”档案66件；2001年，吉林省档案馆公布馆藏“特别移送”档案277件。目前，在已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中证实，当年被移送的人员大多来自中国。此外，还有一部分被移送人员来自前苏联、蒙古、朝鲜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