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731”：村民诡异死亡原是鼠疫作祟

我是夏雯静

据了解，自1910年以来，哈尔滨地区共发生3次鼠疫流行，分别在1910—1911年、1920—1921年和1946—1954年。哈尔滨地域本身不具备发生鼠疫的自然条件，1910年和1920年都是外来疫情传染到哈尔滨地区而导致鼠疫流行。上世纪30年代，侵华日军在我市平房地区建立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进行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日本投降前夕，他们炸毁部队本部大楼及附属设施，仓皇撤退，为附近村屯遗留下无穷祸患。

　　1946年6月起，一种奇怪的疾病在大东井子屯、后二道沟屯、义发源屯快速蔓延。得病者起病急骤，突然恶寒、寒战，随之高热，体温迅速升到40℃以上，同时有明显头昏头痛、全身及四肢酸痛、颜面潮红等症状。病人从发病到死亡不足三天时间。但由于当时农村相对蒙昧，并不了解传染性疾病的基本常识，迟迟没有报告上级部门。直到9月份，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村民才逐渐陷入恐慌。13日，后二道沟屯初会长、郁校长就疫病情况向上级进行了报告。

　　那时，哈尔滨刚刚结束防霍乱工作，特别市卫生局得到报告后立刻派出医务人员、公安人员及武装部队到村屯采取紧急防疫措施。16日，市防疫所崔所长、赵成林专家对尸体进行解剖、培养化验，结果判定为真性腺鼠疫。19日，首批防疫人员赴后二道沟屯开展防疫工作，随后发现附近义发源屯和大东井子屯也有类似情况。由于事态紧急，哈尔滨市立即组成了由市长刘成栋担任部长、市卫生局局长张柏岩担任副部长的鼠疫防疫部，并迅速从市隶属各医疗机构抽调医护人员，同时成立平房区分部，部长马亮(市公安局督察长)，副部长刘济民(市卫生局防疫科长)，并另外聘用有经验者60人担任防疫员。

　　时年25岁的宋世生曾在卫生医学讲习所进行过培训，在报名后被顺利录取，并被编入防疫班第三组。那时，他的女儿宋梦堃出生不到3个月。
　鼠疫抗击战：生与死的较量

　　市防疫队进入疫区后，设立平房区鼠疫防疫分部，分部下设三个防疫小组，分别担当大东井子屯、后二道沟屯、义发源屯的防疫工作—一场哈尔滨市人民与鼠疫之间的抗击战正式打响。

　　村民间不许互相串门，抬尸入殓均由专人负责

　　宋老介绍说，防疫队将三个自然屯定为疫区，对疫区实施了隔离封锁和交通断绝。防疫分部抽调了民主联军朝鲜部队官兵在各交通路段设卡昼夜坚守，禁止过往行人和车辆通行，有专人每天给村民提供粮食和蔬菜。宋老说：“朝鲜官兵认真、负责—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村民间也不许互相串门。”此外，自患者被判明为真性腺鼠疫起，防疫人员便对其住宅进行封锁、消毒，14天(若该家庭继续发现新患时，则以最终发生时间为基准)后经检查无碍时，才能解除封锁。

　　据统计，本次鼠疫流行主要是腺鼠疫，其次是肺鼠疫。由于发现较迟，加上百姓知识低下，“罹而未知，知而不报”，致使失去适当防疫时机，死亡率达到99%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不害怕，但心里特别难受。”宋老回忆说，“死者中最大的68岁，最小的才2岁，有的一家全部死亡，那情景真是太惨烈了。”

　　考虑到当地民情，防疫部并没有对尸体采取火化处理。宋老介绍说，患者死后会被立即移入铁质棺内，尸体经浓消毒液喷雾消毒后才能被移入撒满生石灰的木棺中。木棺经密封后，被送往指定地点进行一米以上深埋，而入殓、抬尸、掩埋的工作均由防疫员亲手或监督完成。
炊事蒸笼派上大用场，防疫人员每天多次消毒

　　“我们一般以视诊、问诊、测温度为主，必要时实施触诊、听诊，并进行病菌检查。”宋老说，进入疫区后，医生、护士及防疫员每天都对全村村民进行健康检诊，“有些感染者以为被隔离就意味着死，便假装自己没有染病，但由于高烧和头昏，想假装正常都没办法撑得住。”

　　据了解，每个防疫组均配备有自动喷雾消毒器，每天对村内住宅进行消毒。“发现鼠洞就要立刻在周边下鼠药和捕鼠夹，若三天内没有老鼠尸体，就用泥把鼠洞堵得死死的。”由于当时的平房地区属于农村，没有专业的消毒装备，防疫人员发挥才智，利用炊事蒸笼代替了蒸汽消毒器，以砖砌烤炉代替了干燥高温灭菌器，对患者住宅消毒以硫磺熏烟代替了福尔马林蒸汽，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宋老回忆说，防疫人员须严格按照《防疫工作人员作息时间表》安排作息。“每天早七点起床，九点钟吃早餐，十点钟出发工作；下午三点钟回到驻地，四点钟吃晚餐，十点钟就寝。”每晚的七点半，全体工作人员都要召开晚会，分别报告当日工作情况，交换工作意见，并拟定次日工作要领。另外，工作人员每周能洗两次澡，举行两次文娱晚会。

　　为了保证人身安全，防疫人员配备有防毒衣帽裤袜、诊察衣、防毒眼镜、防毒手套等。宋老介绍说，防疫人员归队前要列队对全身进行消毒，入室后要对鞋子进行消毒，手套和防护服要浸入消毒盆中消毒，出室后还要进行第二次全身喷雾消毒。“在严格的防控制度下，直至防疫工作结束，没有一名医护人员感染上鼠疫。”

　　外国疫苗减半注射，疫情三周内得到控制

　　平房地区发生鼠疫的同时，哈尔滨市区也发生了鼠疫流行。9月27日，太平桥太安南四道街发现鼠疫患者并死亡。随后，在东傅家区太古南十六道街、南极街，道里区地段街先后发现鼠疫患者。

　　为了有效遏制鼠疫流行，市区自9月16日开始防疫，防疫人员对易感染传播地区，如摊贩市场、贫民区、公共娱乐场所等采取了军警配合、游击式疫苗注射。根据《状况书》记载，疫苗主要来自四个渠道，分别是本地检菌所制作、北平中央防疫实验处制作、善后救济总署自美国运来和自苏联赠买。宋老说，考虑到国人与苏联人体格上的差别，苏联疫苗注射量被减半使用。据《状况书》统计，全市共有80万人接受了疫苗注射。

　　至1946年10月3日，平房地区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此间，我市平房地区因鼠疫死亡121人。此外，这次疫情对哈尔滨城市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

　　英勇的城市：“我们团结起来，获得最后胜利”

　　直到今天，宋老仍记得感染者们绝望的哭泣和防疫人员们无畏的眼神，也记得1946年10月表彰大会上的鲜花。那一天，他不仅得到了防疫部门的嘉奖，还和所有防疫人员一道唱起了《防疫胜利歌》：“鼠疫鼠疫，你害人甚巨。我们团结起来，拿着消毒注射伟大武器，有着刻苦耐劳伟大精神，获得我们最后的胜利……”

　　宋老说，他的大部分同事现在都已过世，一些健在的老友对当年的事情也开始“淡忘”。他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让更多人了解侵华日军在哈尔滨犯下的罪行，并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我再没去过"731"，恐怕以后也没有机会了。希望在建的新馆能开辟有关我市防疫工作的内容，让后人都知道，在医疗水平、物质条件均受限的年代，我们曾以不足百人的队伍，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制止了鼠疫的蔓延—哈尔滨始终是一座英勇的城市！”宋世生一字一顿地说。









1947年赤峰人间鼠疫亲历记
   
2013-04-16 10:19:36            稿件来源：红山晚报
   
　人间鼠疫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烈性传染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
　　赤峰地区发生人间鼠疫的历史较为久远，据文献资料记载，早在1887年，在克旗芝瑞镇马家营子就发生过人间鼠疫，死亡30人。自1928年以后，人间鼠疫更是频繁发生，几乎连年不断。自1928年至1954年的27年间，就有22年发生过人间鼠疫，疫情波及508个村屯。从1877年到1954年因人间鼠疫死亡21440人。

　“可被祸害惨了”

　　

　　1947年，尽管当时还处于战争年代，但我们的党和政府仍把防治鼠疫摆到与打仗、生产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把这三件事定为当时的三大任务。

　　我的家住在敖汉旗小河沿村。

　　1945年“光复”之前，我还是伪满国民优级学校的一名学生。1946年1月，当我还差半年就毕业时，我和我的同学孙继相被推荐当上了本村的卫生员。附近的七道湾子村传起了“人间鼠疫”，死了人，民兵开始荷枪实弹地武装封锁了。

　　这一年，我16岁，孙继相比我大一岁。之所以让我跟孙继相当卫生员，可能就是因为我俩年轻又有文化水儿吧。

　　1947年五六月份，小河沿村也开始流行“人间鼠疫”了。

　　小河沿村有个叫东南关的地方，人间鼠疫就是从那个地方开的头儿，传播很快，主要是腺鼠疫。

　　那时候全国还没解放，无医也无药，卫生员的全部检查设备只有一根体温计。据说，磺胺片能治鼠疫，首次口服四片。可一片磺胺片要用一斗米去换。用三十多斤米换一片药，吃都吃不饱，谁能换得起呀。没辙呀，村里的人就各想各的活路了：有的往肿块上打大烟，作用像现在的“封闭针”；有的用热灰把门槛挡上，防止跳蚤进屋；更有的干脆找把刀把肿块活生生地割掉；还有的搞迷信活动，敲锣打鼓地把“瘟神”送到别的村子……这些办法有的管用，有的不管用，有的甚至是无稽之谈。

　　在这种情形下，我和孙继相穿上上级统一发的白色消毒服开始工作了，主要是挨家挨户地消毒。当时连喷雾器都没有，就只能用炊帚疙瘩沾来苏水去掸。每天给村民们消完毒，我和孙继相还要把自己收拾干净，相互地掸来苏水，衣服全都淋透了。

　　我们这个小河沿村可被人间鼠疫给祸害惨了：有一个村民被跳蚤咬了以后，发烧三十九度多，头一天检查时眼睛发红，第二天再去检查时已经死在灶坑了。先死的人还能用口棺材，后来棺材没了，就只能用木柜装或炕席卷了。到最后，死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了，不分男女老少地往小毛驴车上一装，再往大坑里一推，一埋，了事。

　　这些死人都被埋在民兵事先挖好的深坑里，有两米多深，因为得鼠疫的死人要深埋。

　　小河沿村的这场人间鼠疫一直到当年的深秋时节才随着天气渐冷而被控制住，整个村子死了200多人，绝户了十几家。当时的文化人以极其悲苦之情，编了个顺口溜：“生者不来往，死者无人葬，多少人哭声惨，多少户炊烟断。”

　　1948年，新惠镇附近的乃林皋村也闹起了人间鼠疫。我们这些各村的卫生员都被抽调了过去，半路上还有一个胆小的卫生员逃跑了。

　　这一年的五六月份，我听说我的那个叫孙继相的同学也染上鼠疫了，可能是死在新开地村。

　　

　　“感谢‘老大哥’”

　　

　　据《赤峰市卫生事业四十年》记载，赤峰鼠疫防治工作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7年到1954年，这一阶段主要是集中全力，扑灭人间鼠疫。当时，面对人间鼠疫的大流行，党和解放区各级政府、军队，积极组织力量，建立防疫队和机构，并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采取紧急防治措施，对疫区进行封锁隔离和严密的处理，防止了疫情的扩大蔓延，迅速扑灭了人间鼠疫的大流行。

　　在我们防治人间鼠疫最困难的时候，“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派来了以哈赫洛娃为队长的苏联红十字半月协会防疫队。这支防疫队由19人组成，其中专家3人，医助2人，防疫员9人，化验员1人，事务员4人，人虽少却是一支精干的队伍。

　　1949年，我已到敖汉旗鼠疫防治站工作了。5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正在新惠镇以东的各各召进行药物灭鼠和鼠疫菌苗的预防接种时，接到旗防疫站的电话，让我们马上返回新惠镇。我当时猜想一定是发生了某种疫情，要不为什么催得这么急呢？那时下乡工作连自行车也没有，更谈不上坐马车或汽车了，主要还得靠两条腿儿。当我们返回站里时，行政秘书管辅均风趣地对我说，李景星同志，祝贺你出国了，明日早饭后启程去苏联。看表情，他显然是在和我开玩笑。原来是站里接到热河省政府卫生处的命令：派四名年轻有培养前途的防疫人员去平庄配合苏联防疫队工作，同时向苏联专家学习。

　　我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项光荣的任务。

　　我和赵国镶、鲍玉峰、罗宝四人，稍做准备，就乘坐站里的胶轮大马车出发了。在半路上，天降大雨，山洪暴发，险些没要了我们几个人的命。走了整整三天，于6月11日到达喀喇沁旗平庄，那时平庄还归喀旗管。赵国镶、鲍玉峰、罗宝在到达的当天就被分配到鼠疫疫源调查组和卫生防疫组。第二天，由中国医科大学和辽东卫校部分学员、热河省防疫站、旗县防疫站等几部分同志联合苏联专家组成了化验室，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我们中国同志的主要任务是向苏联专家学习鼠疫细菌学检验技术。热河省政府副主席杨雨民每周六都亲自开着他那辆缴获来的小汽车从承德到平庄，他非常关心热北的防疫工作。

　　这个联合化验室有8名中国同志，4名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为了工作方便，苏联专家给中国学员都起了个俄国名字，有的叫卓娅，有的叫舒拉，有的叫伊利特。作为这个实验室里的惟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包揽了所有的重体力活，比如劈柴、挑水、消毒等。女队长哈赫洛娃见我挺勤快的，也给我起了一个俄国的绰号，叫“阿夫达克拉夫”，汉语的意思就是“消毒专家”。

　　队长哈赫洛娃，40岁左右，高高的个儿，高鼻梁，一对蓝色的眸子嵌在深深的眼窝里，说话声音洪亮。因为语言不通，她常常对我们一边说话一边打手势，借此来沟通感情，安排我们的工作。

　　细菌专家玛丽娅，30岁左右，身材稍矮，清秀的面庞，一双蓝眼睛特别有神。她待人热情，说话亲切，喜欢开玩笑。一天下午，她看到中国同志工作很疲劳，就把一只废橡皮手套吹得像小人头那么大，画上鼻子、眼睛和耳朵，拿着它偷偷地躲在了门后。当我们几个中国同志路过门口时，她突然举起这个“脑袋瓜子”向我们摇晃起来，吓唬我们。由于鼻子、眼睛和嘴都画得非常滑稽，顷刻间把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年轻人逗得开怀大笑。

　　我们观察到，每当阴天下雨时，玛丽娅的情绪就会发生变化，有一次还发现她偷偷地流泪。那时，我们年龄小，不明白是咋回事儿，只是疑惑不解地望着她。这时，玛丽娅就用手在离地面二尺多高的地方比划着说“马林给（小孩子）——莫斯科；莫斯科——马林给”，比我大几岁的女同志恍然大悟：“噢，玛丽娅想念自己在莫斯科的两个孩子了。”听到这儿，玛丽娅会心地对我们笑了。

　　玛丽娅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为了中国人民的防疫事业，她把孩子留在了莫斯科。哪个妈妈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呀，哪位母亲不思念久别的儿女呀。

　　七月的一天，高粱甸子村发生了人间鼠疫，一位妇女被一辆苏式大卡车接到了平庄传染病房。苏联一位名叫大力子的女防疫员把她背到隔离间，先给病人洗澡、擦身、更衣，然后测体温、脉搏，进行血液检查。为及时诊断，另一位苏联女化验员小力子又进行了涂片和镜检，迅速将可疑材料接种于豚鼠（荷兰猪）身上。48小时后，豚鼠死亡。经过四大步骤的化验，判定这个妇女得的是鼠疫。由于苏联专家及时的治疗，病人很快就痊愈出院了。

　　这一年的九月金秋，塞外小镇平庄挤满了来自附近村镇的各族群众，热河省政府副主席杨雨民、热河省防疫总站站长张玺阁、医大四分校教授傅大为等领导也来了，人们踩着高跷，舞着狮子，耍着龙灯，扭着秧歌，锣鼓喧天，鞭炮震天，热闹非凡，只为了欢送胜利回国的苏联防疫队。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我们防疫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鼠间鼠疫上来。在全面贯彻实施以灭鼠为中心的综合性防治措施的同时，集中专业力量开展疫源检索、疫区复查和流行病调查研究，及时处理鼠间疫情，防止鼠间疫情向人间蔓延。基本上查清了鼠疫疫源，实现了把鼠疫紧紧地控制在鼠间，并逐步缩小了鼠间鼠疫的发生频率、流行范围和强度。这也是我们鼠疫防治工作的第二个阶段。

　　1952年6月，我带领着一个疫源检索小组到敖汉旗六合号村进行鼠间疫源检索。一天清晨，在野外草甸子中发现了一只死黄鼠，看样子像刚刚死亡。将其带回，立即解剖，发现鼠的肝脾肿大。经涂片、镜检，发现大量鼠疫杆菌。又经豚鼠动物试验、细菌培养和噬菌体试验等四大步骤，均为阳性，确定为鼠疫。我们迅速将这一鼠间疫情上报，敖汉旗旗长白俊卿、省防疫站站长李碧春、省卫生厅丛厅长、省畜牧厅乌力更厅长亲自到现场听取汇报，当即决定封锁局部交通，严禁人、畜通行，组织大批人员扑杀老鼠。奋战半个月，终于控制了鼠间疫情没有传播到人间，受到上级通报表扬。

　　此时，我又想起了那几个苏联的专家，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我们后来的成功。有些朋友相处虽然短暂，却铭记终生。

　　

　　“男女老少齐上阵”

　　

　　1956年，热河省建制撤销，热北六县（包括乌丹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南北合并为昭乌达盟。原热河省鼠疫防疫站与昭乌达盟鼠疫防治站合并，单位名称为昭乌达盟鼠疫防治站，站址在赤峰。1963年，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维尚到赤峰县东部鼠疫疫区检查工作时，指出该地区“鼠密度极高，危险性大。”于是，一场“灭鼠拔源”工作展开了。

　　这时候，我已经是赤峰县防疫站的站长了。

　　听说要在赤峰县东部九个鼠疫鼠源公社开展“灭鼠拔源”工作，这可是在全盟首次开展的，千万不能马虎。于是，我和副站长周云翔及十名防疫人员走遍这九个公社，做技术指导，和群众吃住在一起，在一起摸爬滚打。疫区的人民也积极投入到灭鼠会战中来，千家万户齐动员，男女老少齐参战，采取铣挖、水灌、夹子打、烟炮熏等办法，整整奋战了三年。

　　1964年，赤峰县九个公社的“灭鼠拔源”全部达到标准。10月24日，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赤峰县“灭源先进县”奖旗和奖镜。灭鼠拔源的达标，不但在全盟产生轰动效应，辽、吉、黑、河北、内蒙古五省区的卫生厅长也到赤峰考察灭鼠拔源开展情况。

　　经过努力，人间鼠疫的流行强度逐渐减弱，发生次数和频率、发病人数都大幅度下降。1954年，巴林左旗隆昌镇小坑发生五例肺鼠疫患者被及时防治后，我市至今再也没有出现过人间鼠疫。

　　1986年9月7日，由国内一些知名鼠防专家教授组成的赤峰地区稳定控制鼠疫成果鉴定委员会在鉴定书上写道：赤峰地区大面积稳定控制鼠防工作“组织严密，方法科学，数据可靠，在除害灭病上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国内先进水平，适于国内同类型疫源地区推广应用，是一项技术推广成果”。

　　我的这段亲历就讲到这里吧，愿以毛泽东主席的《送瘟神》为结：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解放前夕，赤峰人民饱受日寇和军阀的统治与蹂躏，再加上战乱、饥荒，导致了1947年的人间鼠疫大流行：1947年1月9日，新惠县下树林子村开始发生人间鼠疫；这一年的五六月份，乌丹一、二、四区的六个村先后两次发生疫情，年内波及到五个旗县的范围，发病201个村屯，死亡10012人。据《赤峰市人间鼠疫发病情况统计表》记载：1947年，巴林右旗有两个发病村屯，死亡48人；翁旗有46个发病村屯，死亡4989人；赤峰县86个村屯，死亡5613人；喀旗两个发病村屯，死亡10人；敖汉65个村屯，死亡1352人。

　　李景星，1946年1月参加革命，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防疫工作，曾三次到人间鼠疫区工作，这篇亲历记就是根据他的讲述整理而成的……

清隐谷子

都是小日本造的余孽！铭记历史！血债血还！

我是夏雯静

６０年前，抗日战争进行到了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虽侵占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但受到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丧尽人性的日本侵略者竟然在中国使用了生化武器，造成江浙闽赣一带鼠疫猖獗流行（注１）。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被“黑色瘟疫”夺去了生命，导致“处处有鼠疫，家家闻哭声”的悲惨局面。江浙一带的鼠疫流行情况已广为人知，尤其是２００２年浙江义乌的王选仗义为死难的同乡向日本国提起赔偿诉讼，成为２００２年感动中国的十大杰出人物之一。这场诉讼由于日本法庭的偏袒，而被判贩诉。消息传来，引起了我们的强烈愤慨。作为遭受鼠疫之害的闽北人后代，我们绝不能忘却这段惨痛历史。

　　鼠疫在闽北流行的缘由途径

　　闽北北接江西，东与浙江相邻，历来为北上南下入闽之重地。根据各地记载流行情况，此次鼠疫在闽北流行的途径可能有三：

　　一为１９４１年６月，日军侵占浙江的江山、江西的广丰，在衢州、金华、义乌、兰溪一带散发了鼠疫病菌，引发了鼠疫的暴发流行。由于上述地方的国民党士兵、伤病员和难民涌入相邻的浦城，而将鼠疫传播到浦城各地（注２），并沿水陆交通传染到建阳、建瓯等县的许多乡村，直到南平、福州等地。

　　第二条途径可能是１９４１年由江西流传到光泽。因光泽与江西的黎川、资溪等县接壤，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４８年划属江西省管辖（注３），历史上人员往来频繁。而江西省会南昌于１９４０年４月已被日军使用过各种武器攻陷，亦有鼠疫流行。光泽地处邵武上游，而沿富屯溪将鼠疫传播到邵武、顺昌等县，再度传染到南平和全省各地。

　　另一条途径可能是１９４１年由浙江的龙泉、庆元一带的鼠疫经松溪、政和流传到闽北各地。当然，同属闽北，也有可能是邻县交往而相互传播。

　　鼠疫在闽北流行的后果

　　民国时期闽北地区卫生事业非常落后，医药知识亦非常贫乏。更由于当时处于战争时期，人民颠沛流离，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缺医少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生化武器的滥用，造成了鼠疫的暴发流行，不但人民群众不晓鼠疫的病因和后果，很多医生前往诊病治疗也不知预防而染疫病故（注４）。因此，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有的地方志书都不能写明这次鼠疫流行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使用的细菌战！仅是一般记载各地鼠疫流行的年份和伤亡的大概情况，甚至连１９８９年编纂的《福建省卫生志》都遗漏了此次闽北鼠疫流行的详细经过。

　　浦城

　　浦城是浙江入闽第一关。１９４１年，日寇侵占了浙江，鼠疫随浙江的患者传入浦城。当年５个村镇发病６１５人，死亡５０８人。在浦城临江镇的一个国民党新兵团大批士兵因鼠疫死亡，没有剩下几个人（注５）。福建省防疫大队第一分队派人驻浦，但未能控制鼠疫的蔓延。１９４３年，在城关、观前、连墩三个村庄发病６９人，死亡５４人。１９４４年４月蔓延到苏厝弄和富岭。至９月份仅在县卫生院治疗的鼠疫患者就达２５２人，死亡１７７人。１９４５年，在仙阳、富岭、余塘、濠村发病４４５人，死亡３００人。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浦城的观前、濠村两村发病１２５人，病死１００人。及至解放后的１９５０年，其城关、仙阳、富岭、永兴、永平、水北、石陂等７个村庄还发病１１４人，死亡６５人。这是不全的统计，还不包括部队伤兵和外来难民，单单浦城的鼠疫就达１６２０人，病死１２０４人。

　　建阳

　　建阳与浦城接壤，由于水陆交通的联系，更由于当时国民党的“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简称东南分团即集中营）由上饶迁到建阳，而将鼠疫传入。１９４２年９月，在建阳的徐市、大阐、南槎、长布等村相继暴发鼠疫（注６）。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这一年，建阳的５个区、１４个乡（镇）、２６个村发病９０７人，死亡７７７人，致使东南分团急忙从徐市撤离到回瑶，一个月后又迁往崇安的老鼠排（地名），最后迁往三元梅列（今三明市）。１９４５年夏，建阳的大阐范墩一带鼠疫猖獗，发病２８７人，病死２３２人。此后鼠疫在建阳继续流行，止于１９５１年，有６个疫区、２７个乡、５３个村未能免于疫难。

　　建瓯

　　建瓯处于建溪的中下游，是闽北较为平阔的人口大县。其《县志》介绍，１９４３年５月，城乡鼠疫蔓延，致使６月份来瓯任职的吴亚农县长到任仅两天，也患鼠疫身亡。如边远山乡迪口竟因鼠疫死亡１６０余户。其下庄村头的竹林，也因用于抬棺材而被人砍光。鼠疫高潮时，白昼出棺如闹市。登地村的练占钧曾在十二天内帮丧家抬了４４具棺材安葬（注７）。鼠疫在建瓯为患，终止于１９５３年，涉及城区及４镇８５个行政村、４５５个大小自然村，占当时全县总计村数的３８％。据不完全统计，鼠疫在建瓯流行５２年，患者共有２．１４万余人，死亡１．９万余人，尤以１９４２年后为烈（注８）。据此推断，这一时期建瓯鼠疫发病和死亡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８０００人以上。

　　光泽

　　光泽属福建与江西的边界小县。１９４１年秋，船民陈某染鼠疫死于顺化坊白马庙溪边船上。其亲友探望办丧事而蔓延，导致发病４５人，死亡２８人。自此，鼠疫在光泽流行，连年发生。１９４３年秋，单单在城区惠济路后街发病５２５人，死亡１８２人。由于没有及时隔离治疗，甚至一人得病，导致全家死亡。有的病家因无钱购买棺材，只好一棺合葬二人，引起当局的震惊，急派在汉口的东南鼠疫防治处瑞士籍白力士顾问（又译伯力士）会同江西省医院院长陈尚、医务主任刘保群到光泽处理疫情。１９４５年，光泽城区孔庙至西门口发病５８人，死亡２４人。１９４６年４月，城区鼠疫发病２４人，死亡１２人（注９）。直至解放后的１９５０年，城区武林路还发病２人。综合上述，此次光泽城区鼠疫流行近１０年，发病６９８人，死亡２６９人。

　　邵武

　　邵武地处闽北水陆交通必经之地，又处光泽之下游。１９４１年９月，邵武北门石桥边朱某家的小孩从光泽传染上鼠疫回到家里发病，从而在邵武暴发流行（注１０）。患者高热寒战，颈部、腋窝等处淋巴结肿大，到后来全身皮肤紫黑，一般三、五天就病死，死亡率高达９５％。因此，当地群众称其为“老鼠瘟”或“黑死病”。整个城区行人绝迹，商店关门闭户，大街小巷一片白（沿街撒石灰，患者家门贴白纸）。城区发生鼠疫后，很快又蔓延到乡镇，全县百分之八十的乡村都陆续发生。据不完全统计，此次邵武鼠疫死亡１２００多人，蔓延流行多年，直到１９４９年，还波及到桂林的横坑、盖竹和坳上等边远山区小村寨（注１１）。

　　顺昌

　　顺昌县沿富屯溪在邵武之下，南平之上游。民国时期境内各种传染病流行，鼠疫尤为严重，死亡最多（注１２），未有精确统计。据《顺昌县文史资料第５辑》记载，单是上洋镇（今洋口）１９４３年７月鼠疫死亡１５０人，为历史之罕见。１９４４年５月－６月间，蔡坑村发生鼠疫死亡６０多人，城区染疫５０余人，死亡２０余人，其猖獗流行由此可见一斑。

　　松溪

　　松溪与浙江的龙泉、庆元相邻，人员交往频繁。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松溪鼠疫以郑墩、大溪尾、土当布、庙下村最为严重（注１３），但笔者手头尚未见到详细数据。由于鼠疫猖獗，１９４３年松溪县卫生院将原先临时防疫机构改为常设机构，安排医师和卫生稽查员各１人，兼职防疫员４人，负责日常防治工作，说明当时鼠疫流行危害已经相当严重。

　　政和

　　政和跟松溪亦与浙江相邻。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９年鼠疫连年?流行不断，每次发病１０００至３０００人之间。遍及３个区、２１个乡、８８个村，染病面积占全县５０％以上，染疫总数达７０００人，死亡约６０００人，尤以东平区最为严重（注１４）。其中前逢村全村５５户，２７５人，死亡１５１人，有１２户３７人全部死亡。

　　崇安

　　三面环山的崇安今改称武夷山市。即使地处崇山峻岭，当时鼠疫亦有流行。据《福建省卫生志》称“发病约３００例，均告死亡”（注１５）。致使当时“城关棺材都买不到”，有钱人纷纷跑到山里躲避瘟疫，“赤石也曾有过流行”（注１６）。

　　南平

　　南平为建溪、富屯溪汇合之地。上游各地的鼠疫经水陆途径在南平各乡村流行传播。因此，“１９４４年春，鼠疫甚烈。至１９４６年，南平的王台、西芹、太平、大凤、东坑、洋后等地相继发生鼠疫，患者１０８６人，死亡９３１人”（注１７），并将鼠疫传播到古田、闽清及福州等地。

　　闽北鼠疫波及全省

　　６０年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使用细菌战引发的鼠疫暴发流行，给闽北人民带来了空前绝后的大灾难，生命财产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据上述统计，发病人数２０１１２人，死亡１９１２０人。而这个数据不足真正实际发病和死亡人数的五分之一。因为当时闽北交通落后，没有通讯设备，又由于战乱期间，很多患病的人来不及诊治就冤死在家。既或到当地防疫机关诊断，但无钱医治，又怕登记后遭受隔离，家人不能相见，所以上报的极少，只好认命而亡。

　　闽北的鼠疫迅速蔓延到福州及全省各地。１９４３年鼠疫大流行，福州、长乐等３１个县市患者５１５８人，死亡４０８２人。省府为此拨款十万元购买鼠疫苗３５００瓶，并饬令各县一律成立防疫委员会（注１８）。１９４５年蔓延到４２个县市，发病２４９１４人，死亡１９３７６人。１９４６年７月，中央卫生署在福州成立东南鼠疫防治处，统筹东南各省（以闽浙赣三省为主）的鼠疫防治工作，处长是左吉。鉴于当时全省鼠疫发病的实际情况，省里在建瓯设立“闽北防疫所”，在松溪、政和设分所，统由张昱任所长（注１９）。是年，全省鼠疫再次大流行，有４１个县市共发病２３５０３人，死亡１９０８９人。此后每年发病在１．５－２．５万例，病死率在７７．７７－８１．２２％之间（注２０）。这种状况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开展了积极的鼠防工作，才有了根本性扭转。１９５０年全省鼠疫发病１４４５例，死亡６２８例；１９５１年发病３００例，死亡１１９例；１９５２年发病２９０例，死亡３０例；到１９５３年在全省范围内消灭了人间鼠疫。解放初的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５日由接管的原中央卫生署第四医防大队和省医防大队合并组成福建省防疫大队，下辖四个分队，分驻福州、晋江、龙溪、建阳四个地区。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日，陆续成立了浦城、邵武、建瓯、古田、福清、莆田、政和、仙游、惠安、晋江、龙海、南靖、永定、周宁等１４个县市的鼠疫防治站，从中亦可证明当年闽北鼠疫流行的严重性。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使用生化武器早为世界所公认。据沙东迅的《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之概况》（见《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６年第二期Ｐ１８１页，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编辑）记载：“侵华日军波字８６０４部队当时称第２１野战防疫部，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在各地进行细菌战。１９３９年６月派汉奸冒充难民携带热水瓶，内藏霍乱、鼠疫等传染病菌，潜入我华南各地”。华南各地鼠疫暴发，尤以福建最为严重。据１９４６年卫生部东南鼠疫防治处宣布的疫情是：“福建４１个县市流行鼠疫，发病２３５０３例；浙江６个县市发病６１７例；江西５个县市发病６９９例；广东７个县市发病８２３例”（注２１）。闽北鼠疫暴发的惨状，当时在第三战区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医生和东南鼠防处瑞士籍专家白力士（又译伯力士）均亲眼目睹，因为１９４５年浦城县防疫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国民党军政部派防疫队进驻浦城，负责对三十二集团军的鼠疫防治工作。同时，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医疗队参与了浦城地方的鼠疫防治，负责检验工作（注２２）。亲身经历浦城鼠疫的叶光明先生还清楚地记得他与英国军事代表团医生接触，为他的邻居和同事取药治疗鼠疫的经过（注２３）。由于战争动乱年代，登记上报不易，时间距今久远。因此时隔半个世纪的１９９４年前后，闽北各地方志对这次鼠疫记录很不详细，缺漏很多，但毕竟为这个事件留下部分的资料。尤其是《浦城县志》记载了较为详细的情况，清楚地说明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在浙江等地使用了细菌战，引发鼠疫暴发传染。而闽北各地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采用了当时亲历亲见亲闻的老人记下的真实可靠、准确详细的珍贵史料，使我们可以循着这些文献看到６０年前日本法西斯对闽北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其惨状万分，至今我所采访的多位老人记忆犹新，大家都口传语详，纷纷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图：杨家茂）

　　参考文献

　　注１：《中国医学简史》俞慎初 福建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第一版 Ｐ３９１页 第三节《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医学》。

　　注２：《浦城县志》 浦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４月第一版 Ｐ２７页、Ｐ１０９２页。

　　注３：《闽北纪略》 建阳地区文化局编 Ｐ５页《市县概况·光泽县》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内部资料）。

　　注４：《邵武文史资料》 第一辑Ｐ５０页《邵武鼠疫记略》 吴钟 邵武县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１９８２年８月（内部资料）。

　　注５：《浦城县文史资料》第五辑Ｐ１８１页《也谈浦城鼠疫》 叶光明 浦城县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１９８５年９月（内部资料）。

　　注６：《建阳县志》 建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群众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第一版Ｐ２０页《大事记》。

　　注７：《建瓯文史资料》第十七辑Ｐ１１８页《旧闻琐记》 潘芳 建瓯县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１９９２年９月（内部资料）。

　　注８：《建瓯县志》 建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中华书局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３月第一版Ｐ１７页《大事记》；Ｐ１８３页《主要传染病》。

　　注９：《光泽县志》 光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群众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３月第一版Ｐ１９页《大事记》；Ｐ４５４页第三章《鼠疫防治》。

　　注１０：《邵武文史资料》 第一辑Ｐ５３页《我参加鼠疫治疗的回忆》 刘汉辉 邵武县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１９８２年８月（内部资料）。

　　注１１：《邵武市志》 邵武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群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第一版Ｐ１０７１页《急性传染病》。

　　注１２：《顺昌县志》顺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８月第一版Ｐ７１２页《传染病防治》。

　　注１３：《松溪县志》松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８月第一版Ｐ１６页《大事记》。

　　注１４：《政和县志》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３月第一版Ｐ２０３页《疾病防治》。

　　注１５：《福建省志卫生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２月第一版Ｐ５８页 第四章 《疾病防治》第一节 《传染病·鼠疫》。

　　注１６：《武夷山市志》武夷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８月第一版Ｐ１２页《传染病防治·鼠疫》。

　　注１７：《南平市志》南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中华书局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８月第一版Ｐ１３４６页 第三章 《卫生保健·传染病防治》。

　　注１８：《福建省卫生志》 Ｐ３６页 《大事记》福建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１９８９年福州（内部资料）。

　　注１９：《福建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Ｐ１９８页《福建鼠疫防治经过》张昱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１９９１年５月。

　　注２０：同注１５

　　注２１：同注１９ Ｐ１９９页

　　注２２：同注２

　　注２３：同注５

［来源：闽北日报］

我是夏雯静

日本侵华罪证
——吉林白城地区鼠疫流行始末
发布时间:2015-12-08周 宇 毛利山

   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鼠疫曾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在吉林白城通榆、洮南、洮北、大安、镇赉等地广为流行，传染致死者难以记数。近年来，白城文物工作者通过对日本七三一部队绝密档案等历史文献分析、实地踏查和相关人员走访，对于在白城地区鼠疫流行传播、疫病死亡人数和扑灭鼠疫等具体史实有了初步了解，对日本帝国主义利用鼠疫残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掌握了第一手证据。

鼠疫发生的原因及年代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1940-1942年制造了“农安事件”，向吉林农安县两万多名百姓散布了1万只感染鼠疫的跳蚤。三周后有8人死亡，100多天后有607人死亡。60余公里外的长春也有28人感染鼠疫，其中26人死亡，1000天后，前郭旗和郑家屯地区也分别有887人和1044人死亡。

   白城地区也难逃劫难。通榆县边昭镇西战马场北沙岗上，当年有个小屯叫西五道岗子，住着25户105口人。1940年这里鼠疫病流行，日本侵略者很快派来了“防疫队”，以打“预防针”为名，给村民打了“定血针”，两三天时间内就死了55人，逃到外村的被抓回来，外村来办事的也不让离开，不打针的就打死，105人所剩无几，这个小屯子从此毁灭了。
1945年日本战败后，七三一部队潜逃前炸毁全部建筑，销毁所有罪证，并将染有鼠疫菌的老鼠放出，致使大规模鼠疫传播，大批居民死于这场灾难。此后十多年，白城地区曾5次被波及，引起鼠疫暴发流行，给白城地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鼠疫在白城地区的五次流行情况

   白城地区的鼠疫是从1945年冬季传入，1950年冬季终息。流行范围有青山、侯家、平安镇、大岭以及市区的三十二个自然屯和居民组，共发生鼠疫病人598人，死亡517人，病死率高达86.4％。

   1945年鼠疫流行，正值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社会尚未安定，地主土匪武装光复军在白城子周围一带频繁活动，加上当时物质缺乏，医药卫生条件差，群众对鼠疫传染无知，致使疫情迅速蔓延，酿成大流行。最初发现鼠疫患者是在1945年11月东五家户屯发生的肺鼠疫，群众不知何病，也未采取医疗措施，致使5人全部死亡。

   这次鼠疫流行，从1945年11月传入至1946年2月终息。在市内七个街十一个组，郊区三个村三个自然屯，共发病107人，全部死亡。这就是肺鼠疫流行猖獗的第一次。

   第二次是在1947年7月至10月间的腺鼠疫流行，白城子北部有18个自然屯发生鼠疫，发病464人，死亡389人，病死率83.8％。现青山乡疫情流行最为严重。仅大八家子屯两个月就发生鼠疫患者183名，死亡154人。当时全村150余户，只有五六家没有摊上这种病。一天最多死亡8人。由于疫情严重，人们惶恐不安，都纷纷跑到屯外搭窝棚，逃避“瘟疫”。有些跑出去的人，也未能幸免。张宝田家4口人，均死在野外，无一生存；魏福、周国良以及王永发的弟弟三户11口人，仅剩下4个小孩，造成家破人亡。马凤棠、姜大把、曹凤真、闵玉峰、韩忠复、刘景汉等20户，99口人，死亡64人。

   第三次、第四次分别发生在1948年和1949年，共发病26人，死亡21人。都发生在同一自然屯，由于处理得当，及时抢救病人，疫情没有蔓延。第五欠疫情发生1950年10月，发病1人，没有死亡。

对疫区的处理

   1945年冬季白城地区鼠疫暴发流行，来势猛烈，人们对它的规律还缺乏认识，尤其是对人与人之间传染的肺鼠疫，在这“瘟神”面前感到束手无策。当时苏联红军驻白城城防司令部采取的应急办法，就是组织地方人员处理疫点。对鼠疫患者的房屋一律烧毁。市街内设立隔离所一处，对健康接触者送到隔离所，进行隔离，检诊留验。

   1946年后，各地各级民主政府建立后，非常重视防疫工作。政府各部门联合研究落实防疫措施，成立防疫委员会，下设防疫、宣传、检疫、消毒、隔离、调查等部门，隔离封锁，了解疫情，调查健康接触者，进行疫区的处理工作。

   通过动员群众，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消毒、灭蚤、灭鼠等卫生防疫工作，划定大小隔离圈，建立隔离所，进行隔离封锁；对居民全面进行检诊，所有物品件件进行消毒灭菌；管理猫、狗，进行防疫注射，以及灭蚤、灭鼠等防疫措施，减少了死亡，疫情很快终息。

消灭鼠疫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白城地区人民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全面采取了以鼠为主的综合性预防措施。组织上，成立了专业机构，由1948年一个25人的县防疫队，发展到有百余人的综合性卫生防疫站。预防鼠疫措施上，在1962年以前，年年在疫区普遍进行鼠疫菌苗预防注射；白城地区城乡的所有房子以及畜圈、禽舍等均用666乳剂或滴滴涕乳剂药物灭蚤，衣服、被褥、猫、狗用666粉灭蚤；消灭鼠类；贯彻疫情报告制度。

   1964年开始进入消灭鼠疫疫源工作，年年组织小型灭鼠队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药物灭鼠；把捕到的鼠和广泛采集的蚤、蜱、螨等昆虫进行化验，监视鼠间疫情；掌握黄鼠数量变动。经过长期坚持消灭鼠疫疫源工作，1981年白城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国家规定的灭源指标，1951年至今未发生人间鼠疫，1961年后再未发生鼠间鼠疫。

   鼠疫被消灭，“瘟神”终于被送走。

   日本侵略者违背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的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我们应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我是夏雯静

100部队从启动时起就一直进行野外试验。100部队可以逛到中国任何一个它认为是试验好场所的地方。因此，在细菌武器的试验阶段，长春的细菌部队所从事的实践试验甚至超过731部队。这些实验涉及到了细菌战的一系列领域，其中既有对人类的细菌战，也包括对农业和动物生命的生物工程方面的初步尝试。100部队经常与731部队特别是其他细菌部队的专门人员进行联合行动。但主要的试验都是100部队自己独立完成的。不管是无辜的平民，还是未与日本正式开战的国家的军事人员，在分配他们死亡和毁灭的时候，若松有次郎同石井和北野一样具有创造力。

从1939年到战争结束，野外实验一直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毫无疑问，若松及其部下进行的试验次数要比战后东京或西伯利亚的调查官们了解到的多得多。这支细菌部队所进行的野外试验的全部次数和实际规模，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战局越来越不利，为急于寻找新的杀人武器，高桥于1945年初命令若松在731部队的安达试验场用新研制的细菌武器病原体进行动物实验。后来他收到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受实验的10头母牛都倒毙了。”在这次成功的鼓舞下，他指使一个部下购买羊500头、牛100头、马90匹，以备在宣战时“把这些牲畜染上烈性传染病后放到苏军后方”。关东军从极其有限的军费中挪出8万日元用以执行这一计划。

这个计划的具体设想是：让牛感染炭疽病和牛瘟，羊感染羊瘟，马感染炭疽病。然后把这些牲畜放了，让它们散往各处，“让它们跑到苏军行动区域内”。与此同时，动用了731部队的飞行驾驶员用飞机向“当地居民的畜群”喷撒牛瘟菌（对牛）和炭疽菌（对马匹）。但是，后来经费被挪作他用，这一作战显然也没能实现。

更大规模的试验是在100部队本部附近的地区实施的。从1940年开始直到战争结束，长春周围各县周期性地反常地爆发流行病。例如，有些居民点发生了鼠疫，而在当地居民的记忆里，该地从未发生过这种疾病。但是如今，鼠疫频繁爆发。

病人只要有一点儿发烧就被送进隔离所，而只要进去，很少有能活着出来讲述他们的经历。

一场神秘的瘟疫在长春地区突然的蔓延，直到1950年，长春部分市区及其周围城镇仍然无法居住。

1940年夏秋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前郭镇和农安县位于长春以北不远的地方。这一年的6月初，农安县出现鼠疫，之后渐渐扩散到邻近各县。到秋天，鼠疫侵入了前郭镇。鼠疫对农安县来说已不是陌生的了，但前郭镇的人们对它却一无所知。这场瘟疫在农安爆发时极为迅速，极为神秘，一位应召去农安趁此时研究鼠疫受害者的日本病理学者也感道有些茫然。他带着困惑写道：6月疫病“以某种手段……突然爆发”。到这场瘟疫结束时，已有千百人死亡。前郭镇仅在9月中旬的几天中就有18人死于此疫。从9月29日到11月5日，前郭镇和农安县向日本病理医生们提供了57名病人。还有很多受害者死去没有被记录，躲过了100部队熟练的病理学者的验尸解剖。

这一连串袭击了长春西北50公里的农安县城的瘟疫的起因至今也不清楚。有学者认为，是长春细菌工厂排出的废物渗到了地下水面，然后向北扩散到了农安。另一些人则认为，从100部队实验室里逃出来的老鼠把鼠疫带到了疫区。还有一些学者确信：农安鼠疫就是100部队进行的细菌战实战试验。

但比较确切的是，1940年6月12日，农安城西来了4个走村串户的年轻鱼贩子。其中两人显然是害了病，他们卖掉鱼货之后就到当地一家小诊所求医。没过两三天这两个人就死了，他们的同伴也紧跟着丧命。一个护士因看护过这几个病人，也在几天之后患病而死。这个护士的弟弟和他的妻子也被传染上鼠疫，他们死在鱼贩子到来的一周之后。一些接触过那位护士或她的家人的邻居也得了病，几天之中也都相继死去了。从此，鼠疫开始侵袭全县。

鱼贩子事件过了一个月之后，一队来自长春基地的医生和技师进驻农安。他们是100部队派出的一个防疫班，由50至60个日本和朝鲜医生的技师组成。到达农安后，他们立即将整个形势控制起来。

曹家铺屯的北关小学成了防疫班的总部。他们在那里设立隔离病房。一部分教室被作为医生们的诊察室；一些被用作实验室；其他屋子则是防疫班的宿舍。

同一期防疫队在县城里四处搜寻病人。此外补充人员被任命，禁止外人进入县城，特别是重症区县中心地曹家铺。由于病人实在太多，在另一所学校即南门外小学又设立了一个临时病人的隔离所。

病人只要有一点儿发烧就被送进隔离所，而只要进去，很少有能活着出来讲述他们的经历。病理学者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解剖了数以百计的死于各类鼠疫的病人。解剖完了之后，这些尸体就从学校后门运出，拿到林子里去埋掉。惊恐的当地人中流传着一句笑话：北关小学前门进活人，后门出死人。6个月当中，从这个后门运出去共有数百具尸体。8月，有十几位中医到北关小学参观。在看了新解剖的一些尸体后，一个日本医生头目对他们说：“这是百斯驾（鼠疫的译音），细菌的有，好人死的没有，你好的宣传。”

整个农安县都充满了恐慌，最为紧张的是曹家铺屯，因为日本人驻扎在这里。全城被士兵团团围住进行隔离。不经批准，任何人都不能离开此地。城中全体居民每天都要进行体检。每天早晨8点和午后3点，居民们排队接受检查。居民们各个心惊胆战，生怕通不过检查，因为只要被送进隔离所就只有死路一条。为了显得健康，妇女们去医疗站前都化上妆。也有人在腋窝里夹上土豆片或白菜叶，徒劳地希望这种护身符会降下体温使他们逃脱隔离所。

1941年1月，严冬来临使鼠疫蔓延的趋势减弱下来。2月，鼠疫平息，农安的居民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在此前的6个月当中，仅农安县城，就发现有353人发病，其中295人死亡。在整个农安县，还有更多的人成为100部队实验的牺牲品。农安证明，鼠疫菌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细菌武器。

100部队研究部的日本“科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农安的时候，部队的另一些科技人员来到了长春城外的一个破败的贫民区。这个赤贫的居民区南距长春东门只有1公里远。日本士兵把贫民区的居民们驱赶到一起开会，由科技人员向惊恐的人们宣布：附近地区发现了鼠疫病人。他们安慰这些居民说：将为他们每个人做免疫接种，预防这种可怕的疾病。“科学家”们没有告诉这些贫民区的穷人的是：给他们接种的不是什么疫苗，注进他们血管里的液体中含的是鼠疫菌。

在接种之后不久，鼠疫笼罩了整个贫民区。住在这里的700户人家大约5000人被强行迁移到2公里以外的宋家洼子，这是他们的“临时家居”，他们要在这里一直住到找到永久居住地为止。旧贫民区被日本军一把火烧尽。虽然不知道在这次人为鼠疫爆发中死了多少人，但可以估计，在这样一个肮脏落后的生活区里，死亡率一定很高。

在战争结束的日子里，关东军司令部的一道命令销毁了长春细菌工厂和它的各个支队。

100部队是在杀死了全部“犯人”之后才撤离长春的，这些“犯人”既有感染了病菌的，也有健康的，一个也没有放过。

实验动物大部分被消灭，有一小部分被留下来用于邪恶的目的。1945年8月20日，即在裕仁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多日之后，100部队2630支部的6名人员走进支部的一间马厩，他们用掺了鼻疽菌的燕麦喂马厩里的60匹马，使它们感染鼻疽。这6个人然后把栏杆捣毁，把马匹向四面八方赶。“所有的马匹都四散顺着我们想要它们走的道向附近各村庄跑去。”

放出马匹的同时，成群的老鼠也从笼子里解放了出来。一些老鼠已经感染上了各种各样的病菌，也包括鼠疫菌。很快，在这个从前的细菌战死亡工厂周围32公里的地域内老鼠泛滥，其中很多老鼠都是病菌的携带者。

1946年、1947年和1951年，长春及其周围地区鼠疫、鼻疽和炭疽连续爆发性流行。由于当时这个地区医疗条件极其有限，瘟疫造成的伤亡特别严重。死亡率非常之高，而且直到1950年，长春部分市区及其周围城镇仍然无法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