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人生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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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斐尔有一幅传世名画，主题是“雅典学院”。画面中间站在学院门口的两位人物，是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他们师徒二人的最大差异在于：柏氏手中的书，其名为《Timaeus》，探讨宇宙创生的过程；亚氏手中的书则名为《Ethica》，研究人间伦理的规范。老师醉心于万物的原始典型，学生关心的却是如何安排合理的人生。



在柏拉图创立的学院中，亚里士多德无疑是最杰出的弟子。经过整整二十年的受业，亚氏对老师终身敬爱，但是最后说出一句肺腑之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意思是，老师与学生都在探讨真理，学生如果发现老师的见解未必正确，就必须勇敢地拥抱真理。简单说来，柏拉图对于有形可见的现实世界从未认真看待，因为他无法相信感官所见的一切。亚里士多德则肯定宇宙与人生的具体状态，尝试说明万物变化的原理及其究竟真相。



亚氏离开学院之后，回到故乡马其顿，担任太子的老师。他的父亲是国王的御医，所以他也受到特别的礼遇。这位太子就是后来扬名历史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东征西讨时，总是不忘老师的嘱咐，派遣专人把各地的珍禽异兽送到老师的研究机构。亚氏的著作包括动物学、解剖学、植物学等等，并非偶然。西方古代知识的集大成者，自然非亚氏莫属了。他在逻辑、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修辞学、诗学等方面，皆有著作传世。



身为哲学家，他的首要挑战是说明“变化”是怎么回事。譬如，我眼前有一张桌子，我要思考的是：一是质料，如木头；二是形式，桌子的形状与结构；三是动力，由木匠施工而成；四是目的，要使它成为书桌（而不是办公桌）。但是人工产品以外的万物（如一座山、一棵树）往往只见其质料与形式，而不易立即分辨其动力来源与最终目的。因此，这套解释可以简化为万物皆由“质料”与“形式”所构成。质料成分越多的，越不完美；形式成分越多的，越接近完美。



亚氏再发明一套术语来配合说明，就是“潜能”与“实现”。凡是变化，都是一物的“潜能”试图走向“实现”的历程。譬如，一棵树每天在生长，因为它的潜能要求实现出来。换言之，万物都在变化之中，正是因为万物皆有潜能正在实现，亦即万物皆尚未抵达完美的境地。于是，潜能越多的也就越不完美；潜能若是完全实现，就不再有任何变化了。在亚氏心目中，万物形成一个由低而高的阶层结构，位于顶点的必须是毫无任何变化与活动的“神”。面对这样的一位神，人类向它祈祷与献祭都是不必要的，因为它的本性已经完美，不可能因为人类的需求而有任何变化或作为。亚氏在此所提出的是所谓的“哲学家的神”，它与“宗教徒的神”大不相同。



如此一来，人生应该如何安排？人不必也不该向神祷告，因为神圆满自足，不会为人类动一根指头。人只能自求多福了。亚氏的《伦理学》强调“理性”，因为那是人与动物的差别所在，并且，“理性”才是人的形式之关键，亦即，若想实现人生的目的，舍理性别无他途。



人生正途在于：根据理性来选择合乎品德的行动。所谓“品德”，是指一种气质，能使我们根据规则来选择适当行动；所谓“气质”，是指凡事寻求适中的习惯；所谓“适中”，不是指中间路线或乡愿，而是指居中与卓越。以上一连串的解释，设计了“理性、品德、气质、适中”，目的是希望在消极方面避免困扰与灾难，而在积极方面可以进而彰显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亦即合乎理性的高尚言行。



因此，幸福在于“理性的观想”。“观想”一词的希腊文是“Theoria”，这个词今天演变为“理论”。理论的对立面是“实践”，要靠行动来完成某一目的。既然行动属于变化，代表仍有某些潜能需要实现，所以人最好处于“观想”状态。



“观想”一如沉思冥想，随时随地皆可进行；它几乎自给自足，依赖最低的生活条件；它是对现成的已知事物加以观想，既无学习的劳累也无行动的压力；它的过程即是目的，而不需想出什么结果；最后，观想才有真正的悠闲，使当下即是永恒，眼前就是一切。这不是人生的真正幸福吗？当我们读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时，对那些管领时代风骚的人物的种种作为，不免有“造化弄人”之感。试问他们所追求的功业，而今安在哉？但是，谁又能够做到亚氏所谓的“观想”，可以完全超越时代与社会的具体关怀？



现实人生的两难就在于：既想投入世间，又想超然物外。亚氏自己还为世间的变化寻找合理的说辞，但是最后由推崇那不为世间所动的观想境界。到底人生应该何去何从？也许答案在于一种态度，就是：在世而不属于世。活在世间尽自己的职责，但是不受俗事所牵绊。

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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