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道家思想与两汉之黄老道

王婆卖骷髅

先秦道家思想与两汉之黄老道
道教创立的时候，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道教信仰老子之“道”，认为道教徒如能真心修持其“道”便可长生久视，万古常存而成为神仙。道家哲学是道教教义的理论基础之一，《魏书·释老志》在谈到道教的本源和宗旨时称：“道家之源，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寿，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
　　先秦道家后来演变为黄老之学。
　　西汉时期，文帝景帝两代（前179—前141）以 “清静无为”之学治理天下，与民修养生息，对于社会的各种生产活动及老百姓的生活，尽量不加干涉，任其自然发展，遂形成了以黄老道家思想为主的政治学说，世称“人君南面之术”，史学界称这一时期为“文景之治”。是故，黄老之学，蔚然而兴。
　　黄老学大约产生于战国中期的齐国。汉代黄老学的内容比较庞杂，除上述“人君南面之术”外，还有阴阳五行思想和神仙思想。
　　汉武帝刘彻继位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又崇信神仙。这时，方士们便更以黄帝附和神仙学说，开始将神仙学与黄老学相结合，言神仙者都托名黄帝。
　　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汾阴方士于土中得宝鼎献于帝，谓黄帝当年亦得宝鼎，广事封禅，常与神会；又言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又言黄帝且战且学仙，然后与神通，最后骑龙上天。汉武帝听后十分羡慕，感叹不已地说：“嗟呼！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屐耳！”（《资治通鉴·汉纪十二》）这时，帝王臣子业已把黄帝奉之为神明。
　　到东汉，人们除继续推崇黄帝外，更是尊崇老子。拒《后汉书—楚王英》记载：“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佛陀），斋戒祭祀”。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给楚王英诏书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永平年间（58—75）作过重泉令和元和年间（84—86）作过益州太守的王阜，在《老子圣母碑》中赞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判，窥清浊之未分。”这时，已将老子尊为“道”的化身。
　　至东汉桓帝时（147—167），神仙学和黄老学相结合已正式形成黄老道。《后汉书·王涣传》记载：“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次年，又“亲祀老子于濯龙（宫），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后汉书·祭祀志》）这时，老子已成为崇高的最高神灵。
　　黄老道继方仙道之后兴起，并由此过度到道教，是道教产生的重要一环。黄老道所尊崇的黄帝、老子，乃后来道教所信仰的至尊之神。黄老学说成为后世道教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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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在一千八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尊奉先秦道家典籍《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以及后出的《亢仓子》《关尹子》为诵习的经典外，经过长期的宗教实践活动，在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方术、斋醮科仪以及传教等方面，积累了种种经验；又经若干代的努力，将这些笔之于书，形成了卷帙浩繁的经籍书文。
　　道教经籍书文的造作与结集，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正一盟威道创建时期，除以《老子》五千文为祖经，并为之作注释（如《老子想尔注》），以为教徒诵习之课本外，新创作的经书只有先出的《太平经》和张道陵天师所写的道书若干篇。此后，经书日有增益，至东晋初，葛洪《抱朴子·遐览》即著录道书六百七十卷，符书五百余卷，共一千二百余卷。东晋中后期，上清、灵宝派出，在佛经广为传播的影响下，道书造作的规模日益扩大，创作了上清、灵宝两大部类经书各若干卷，加上三皇经系统的经书、正一派的经书，篇卷已甚为可观。因而要求结集成帙，以广传播。所以在南北朝时期，相继有一些道士对当时零散的道书进行搜集与整理。但因受人力、物力和传播手段的限制，无法将结集的经书进行大量抄写传播，仅能辑录经书目录传世。相继编成的经书目录，主要的有：南朝宋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齐梁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梁陶弘景《陶隐居经目》《太上众经目》《三十六部尊经目》、北周玄都观《玄都经目》、王延《三洞珠囊》等。这些经目现皆已不存。据北周甄鸾《笑道论》称，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已著录道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实有者一千零九十卷），《玄都经目》则著录道书六千余卷（实有者二千零四十卷）。可见至南北朝末，道教经书较东晋葛洪时有了较大增加。
　　道士们在整理经书、编制经书目录的过程中，创造并逐步完善了道教独特的经书分类法，即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上述各种经书目录按此法分类，以后的各部道藏亦以此法分类，沿用千余年未作改变。
　　 道书之正式结集成“藏”，始于唐开元（713～741）时。玄宗诏令天下搜访道书，经过整理，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进行编纂，最后成中国第一部“道藏”，名《开元道藏》，目曰《三洞琼纲》，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或曰五千七百卷，诏令传写，以广流布。后经五代之乱，这部道藏因遭兵燹而散失不全。至宋代，从太宗至徽宗间，几经修“藏”，编成传写者有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初之《宝文统录》，真宗天禧三年（1019）的《大宋天宫宝藏》，徽宗政和（1111—1118）间的木板刻印《政和万寿道藏》。至金元，在《政和万寿道藏》残板基础上，又相继于金明昌元年（1190）修成《大金玄都宝藏》，元乃马真后三年（1244）修成《玄都宝藏》。最后一部道藏是明正统九年（1444）刊竣之《正统道藏》及其续书《万历续道藏》（刊成于万历三十五年）。正、续两部道藏共收道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合五千四百八十五卷。它是道教文献的大集成，也是祖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之一。
　　 明万历之后，虽无道藏之大结集，但规模较小的道教丛书，却时有编纂。最重要的有清初彭定求所编之《道藏辑要》（后经增补再刊为《重刊道藏辑要》），它除选收正续《道藏》之书外，又增收明末清初著作一百一十种。此外，明、清、民国间，又相继编成《道藏精华录》《道藏续编》以及道士个人专集，如《方壶外史》《道书十二种》《古书隐楼藏书》《道书十七种》等。其他如敦煌遗书、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书，及《永乐大典》等中，还有不少散见道书。如果将上述已经小结集和尚未结集的分散道书加以收集整理，数量一定十分可观。巴蜀书社已着手将它们编纂成《藏外道书》。中国道教协会新近编成的《中华道藏》，虽以明《道藏》为底本，但也补充了若干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