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骨表》韩愈

金刚破魔尊者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人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人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开放的、“兼容并包”的时代。因为南北统一、经济发达，所以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很多外国宗教在隋唐之际传入中国并有所发展，如从波斯传来了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以及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景教及从大食传来的伊斯兰教等。而汉代传入东土的佛教，则在唐代达到鼎盛。不但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宗派，而且基本上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形成了别具一格、影响深远的禅宗。佛教在唐代之所以得到长足发展与当时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推崇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对佛教的政策是开明、积极的，并多次以官方形式加以强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唐皇室七次恭迎供奉佛指骨。佛指骨在唐代始终是象征君权的“神圣舍利”。

唐皇室首奉佛指骨发生在唐太宗时期。《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问：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请开，剖出舍利示人。”唐太宗第一次供奉舍利，只是开启法门寺塔基，在当地举行仪式，供奉塔下瘗藏的佛骨，并未迎送到京城长安。

唐代第二、第三次迎奉舍利都与女皇帝武则天有关。第二次发生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僧人智琮、慧辩等人入宫谈及法门寺内舍利，高宗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法苑珠林》），于是令智琮、慧辩和王长信一道去法门寺迎奉佛骨至长安供养。第二年三月又敕请舍利往东都洛阳，龙朔二年（662）送还法门寺，前后经历四年，规模宏大。第三次是长安四年（704），女皇武则天命凤阁侍郎崔玄韦和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纲律师等到法门寺迎奉佛骨，法藏等人入塔行进七昼夜，然后开启。人们奔走相告，“顶缸指炬者争先，舍财投宝者耻后”。佛骨在法门寺停放数日后，除夕日迎至西京崇福寺，西京留守会稽王率官属五部众“投身道左，竞放异供，香花鼓乐之妙朦聩亦可睹闻”。次年正月迎入神都洛阳。也就是这一年，武则天退位、随后驾崩，佛骨便滞留洛阳。直到景龙二年（708）二月，中宗为法门寺塔题名“大圣真身宝塔”，令法藏等造白石灵帐一铺，与舍利同归法门寺，中宗、韦后还以发代身供奉舍利。至此，第三次迎奉才告结束。此次迎奉历武周、中宗两朝，前后五年，是唐代历次迎奉时间最长的一次。

武则天崇佛与其统治有关。一方面，她要以周代唐，少不了一改唐初“道前佛后”的状况，尽力扶植佛教，打击道教。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皇帝，她必须为其统治的合理合法性寻找理论根据，而佛教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根据。佛教宣扬众生平等，男女皆有佛性，皆能成佛，而且佛教中某些菩萨在民间传说为女身，如观世音菩萨，无形中提高了女性在教中的地位。另外，佛教自身也密切配合统治者的要求，如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杜撰《大云经》，说武后称帝是受诸天命云云。伪造《大云经》的僧人，都被封为县公，分别赏赐紫袈裟鱼袋。从此之后，僧人多以朝廷赐紫袈裟为荣。

因此，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唐代出现了一个狂热的崇佛高潮。第二次迎奉佛骨时，武则天已经左右朝政，与患风眩病的高宗并称“二圣”，她在东都洛阳舍其所寝衣帐真绢逾千匹，又按中国传统的土葬制度，为佛骨营造了价值连城的金棺银椁，数有九重，极为富丽，这实际上是她为以后专权称帝作的弘佛前奏曲。第三次，身为皇帝、气数将尽的武则天又极尽奢华排场之能事，在舍利入洛阳城时，敕令皇宫王公以降，洛城及附近全部民众倾城恭迎，精事幡华幢盖，太常亲自具乐奏迎，置舍利于明堂之上，她自己则斋戒三日后焚香沐浴，身心皆净，头面尽虔，再请法藏和尚捧持佛骨，普为善祷，舍赐金银财宝无数。

唐中宗本来信佛，恢复帝位不久韦后掌权，佛教依然得势，至开元盛世一直不衰。唐肃宗时便有了第四次迎奉佛骨的活动。

《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了唐代历史上第五次诏迎佛骨的情况。唐德宗贞元六年（790）正月，“岐州无忧王寺（即法门寺）有佛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乙亥，诏送还本寺。”

肃宗和德宗统治时期正处于安史之乱以及刚平乱不久，国家由盛转衰，动荡不安，财政困难，因此，这两次迎奉佛骨的活动规模较以前都有所减小，持续时间短，所赐舍财物亦少，影响不大。

第六次迎奉佛骨因为韩愈的激烈反对而广为人知。《资治通鉴》记，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功德使上言：“法门寺真身宝塔，内有释迦牟尼佛舍利一节，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安，丰年应开，请迎之”。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诏令太监杜英奇带领僧人赴法门寺迎奉佛骨。杜英奇传旨从凤翔至长安沿途各州县务必隆重迎奉佛骨，沿途要广搭彩棚，红毡铺地，黄袱裹树，以示举国敬佛。自法门寺至长安城二百多里道路上，无论州县府衙、村镇寺院，处处高台香刹，张灯结彩，数十万人跪而拜迎，场面极为壮观！

迎佛队伍进入长安城，街市上的巨商富豪争相举行盛大的迎奉仪式。到处结彩为楼，水银灌地，金玉扎树，流金溢彩。自开元门至安福楼，被数人恭抬的盛装佛舍利的黄金宝塔几乎是从人群的头顶上踏过去的。为了向佛表示虔诚，砍肢割臂者不计其数，献儿献女、倾家荡产、极尽耗费者数以千万计。在一贞洁牌坊前，有一老妪竟将一壶水银强行灌入女儿口内，女儿当场毙命，以此敬佛！

宪宗在大明宫筑道场，在万民欢呼、声震天地的礼佛声中五体投地，叩头拜佛。接着是后宫嫔妃、文武百官跪地拜佛，整个道场一片沸腾。随后，宪宗将佛骨留于皇室。第二天，宪宗宣布夜里看到了佛指舍利大放光明，满朝百官伏地叩贺。宪宗于是日日素衣斋食，焚香点烛，几废朝政。

王公士庶，奔走施舍，惟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

面对皇帝、百官、百姓如此疯狂痴迷、愚蠢的礼佛之举，刑部侍郎韩愈忍无可忍，奋笔疾书，一气呵成《论佛骨表》，准备对这种狂热的佞佛潮流坚决抵制。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祖居昌黎郡，故世称韩昌黎。他以首倡“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复古”文风而被后世推崇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就是这样一位大文豪，在唐宪宗君臣痴迷于佛骨的狂热中冷静地呈上了《论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虚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十八年耳。其后乱王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得更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尝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
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何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可直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列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污秽之物，亲临观之，桃列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惑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韩愈的犯颜直谏，无疑对唐宪宗君臣如冰水灌顶，当头棒喝。满朝文武惊骇不已，皇帝更是怒火中烧，几乎昏厥过去。宪宗怒不可遏，要将韩愈处死，多亏裴度、崔群忠等营救，才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韩愈愤走兰关，写下了著名的《左迁至兰关示侄孙湘》一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为上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身被发配至蛮荒之野，幼女病死在被贬途中……但他正气凛然，无怨无悔。此诗云横雪拥，大气磅礴，嘱侄收骨，震憾人心。由此可见，韩愈对国家社稷何等无私无畏！

韩愈谏迎佛骨事件发生半个世纪后，终于上演了唐代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迎奉佛骨的活动。懿宗“咸通十四年春（873），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宴驾者。上曰：‘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导以禁军、兵杖、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竟为奢靡。”（《资治通鉴》）。《杜阳杂编》又载：咸通十四年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懿宗亲至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衣”。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皇帝一带头，大臣、百姓有的断臂供佛，有的烧头“烁顶”，富者还广造彩楼，以水银为池，金玉为树，其奢华和狂热不难想象。而这种奢华和狂热还发生在不久之前唐武宗为打击极度膨胀的佛教寺院经济势力而下令大力灭佛之后，可见佛教的影响终唐一代都是很大的。

同年，懿宗晏驾。年底，僖宗将佛骨送还法门寺，下令永久封闭地宫。最后一次狂热的迎请佛骨活动终成为大唐最悲壮的回光返照，唐朝不久灭亡了。法门寺从此慢慢衰落下去。

直到1987年，人们在重建法门寺真身宝塔时，发现了淹没地下千余年的唐代地宫，四枚佛指再现于世。随之出土的还有懿宗、僖宗供奉的大量金银器、琉璃器、瓷器、丝织品、珠宝玉器、漆木器等二千多件及部分武后绣裙等物，法门寺又一次轰动了全国。

韩愈的辟佛事件受到自古及今历代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认同韩愈同时表现出对辟佛的无奈：“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

苏轼以为，韩愈是“流入佛老而不自知也”。
苏辙则认为，韩愈只知道儒学而不懂得佛学理论，不懂佛学而盲目排佛就不免荒唐。宋代学者张无尽也以同样的看法指出：“欲排其教，则当尽读其书，深求其理，摭其不合吾儒者与学佛之见，析疑辨惑而后排之可也。”明人茅坤更是对韩愈大加嘲讽：“只以福田上立说，无一字论佛宗旨，何者？退之原不知佛氏之学也。”（《唐宋八大家文钞》）。历史学家黄新亚认为：韩愈本人对佛学认知的肤浅和天然的排斥，就决定了其不可能用佛学的“因明”关系来解释现实，他谏迎佛骨的思想武器只能是中国尊重史实而忽视理性演绎的传统——从另一个侧面对韩愈的辟佛提出了质疑。

而司马光则认为：“世称韩文公不喜佛，常排之。予知公于书无所不观，盖其遍观佛书，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

王安石的态度则是冷静而现实的：“是身是像，无有二相。三世诸佛，亦如是像。若取真实，还成虚妄。应持香花，如是供养。”（《维摩像赞》）

韩愈是自命承绪儒学道统的人物，他和同时代的李翱等夺南宋理学之先声。他之所以激烈反佛，是想恢复自魏晋以来旁落的儒学正统至尊地位。两汉时期，经过董仲舒等儒生和当权者的努力，儒学曾被抬到大一统的重要位置。但魏晋以后的三百年间天下大乱，西汉建立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被逐渐打破，名教或礼教变得僵化而倍受攻击。加之战争频仍，人民朝不保夕，普遍产生了对生命的幻灭感，于是，玄学、佛教大盛。而隋唐以来，天下一统，经济发展，国泰民安，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便开始寻求一种更多的讲求秩序和制度的正统思想，即儒学。所以，有学者称儒学适合治世，佛、道合适乱世，是不无道理的。

另外，中国佛教到了唐代达到鼎盛，寺院经济空前繁荣，一直影响到北宋。唐代共有佛教寺院四万多所，僧尼三十多万人，寺院所占土地上千万顷，蓄有奴隶十五万多人，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主势力的膨胀，直接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世俗地主的经济利益，这是终唐一代辟佛斗争一直不断的经济原因。

唐初傅奕就是坚决反对佛教的著名学者。他上疏指斥佛教不讲君臣父子之义，对君不忠，对父不孝；游手游食，不从事生产；剃发易服，逃避赋役；剥削百姓，割截国贮；讲妖书邪法，恐吓愚夫，骗取钱物。百姓通识者少，不察根由，信其诈语。乃追既往罪过，虚求将来的幸福。遂使人愚迷，妄求功德，不畏科禁，触犯法律。其身陷刑纲，还在狱中礼佛，口诵佛经，以图免其罪。人生死寿夭，本取决于自然；刑德威福，皆由君主决定。而佛家诈称，贫富贵贱由佛主宰。这是窃人主之权，擅自然之力。佛教肆行，其恶果是“海内勤王者少，乐私者多”，立于五庭，看膝下，不忠不孝者，聚结连房。故它入家则破家，入国则破国。他还用历史事实揭露佛教的危害。指出，五帝三皇时，无佛教，则君明臣忠，祚年长久。汉明帝始立佛寺，然只西域桑门自传其教。西晋以前，有严法禁止国人剃发为僧。石勒之后，禁令松弛，因事佛，君主昏庸，臣又奸佞，梁武帝尤足为戒。昔日褒姒一笑，迷惑幽王，而能亡国。今十万僧尼，刻绘泥佛，以惑天下，必须禁止。令僧尼自相结为夫妇，生儿育女，十年长养，十年教训，自可富国足兵。四海可免僧尼蚕食之殃，百姓也能知道威福之所在。临终还告戒其子，《六经》是为名教，宜习之。妖胡之法，勿学也。在佛教盛行的唐初，他最先向佛教展开斗争，有助于巩固儒学阵地，发展了无神论思想。

傅奕不仅以言斥佛，而且以行破佛之骗术。有个从西域来的僧徒，声称会念咒术，能令人立刻死去，又能使其复苏。唐太宗以此事询问傅奕，傅奕说：“这乃是一种邪术。邪不压正，可请那僧徒对我使用咒术，一定不会发生什么效果。”太宗命僧人对傅奕用咒，傅奕毫无感觉。停了片刻，那僧徒自己反而突然仆倒在地上了，原来他是害怕自己的把戏被揭穿，故意装死躺下。

又有一次，一个婆罗门僧人说他得到一枚“佛齿”，坚硬无比，任何东西碰到它，都会被击碎。长安城里前去观看的人就像赶会似的。当时傅奕正卧病在家，闻知这一消息，便对儿子说：“我听说金刚石十分坚硬，其他东西都不能损伤于它，只有羚羊角能破之，你可前往一试。”其子乃去看那“佛齿”，并用羚羊角叩击之，“佛齿”应声而碎。人们也不再前去观看了。

到了唐武宗时，由于道教赵归真、邓元起、刘玄靖等的乘宠毁佛，佛道之争又趋激烈。赵归真等的排毁佛教，与唐初傅奕的誉道毁佛，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傅奕在益国利民，而赵归真等的同谋毁佛，实为门户之争，意欲兴道灭佛，增涨道教势力。在唐武宗来说，他固然有崇信道教，志学神仙的一面，但也确因僧侣势力及财产过大，故而采取抑佛政策。

直至明清，辟佛者仍受其影响。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上《议瘗佛骨表》：“臣见诸几案之上，及悬度拱之间，与夫金函之所藏贮者为物尚多，不可识辨。问之守者，且云是为佛骨、是为佛牙。枯朽摧裂，奇离硊磊，计不下千斤……凡番僧持以诳惑中国之人，而名为佛颅、佛骨者，相属于道，由是流入宫禁之内，历世皆然，不以为异！” 明世宗曾见到元故宫佛殿的佛像有淫亵之状（当是密宗神像），遂废除佛殿改建内宫，命夏言将佛殿所藏佛牙及佛像等一万三千余斤，在街市通衢大道公开焚毁。

康熙帝对佛牙崇拜更是嗤之以鼻。有一次他路过蓟州，听说盘山寺供养有佛牙，长四寸、宽两寸，人们视为神物而争相祭拜。康熙甚为反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庙里和尚借此“罔世而诬民”，欺骗、愚弄百姓！他为此写了《佛牙说》，斥佛家荒诞无稽、把脱离民俗民情、有悖人伦的东西吹嘘得神乎其神。同时，康熙倡导圣人之大道，从而竭力维护儒家正统地位。

韩愈无疑是历代辟佛言论集大成者。尽管他的反佛主张与统治者以迎奉佛骨为乞求“中兴”的用意格格不入，但并不意谓着谏迎佛骨没有道理。当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其不断的发展壮大中，出现了许多“伪”与“滥”的现象，特别是在经济上，耗国累民的糜费越来越繁重，崇迎佛骨便将这种糜费现象全面暴露出来。用崇迎佛牙、佛骨来粉饰太平显然是不智之举，今日亦然！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多数臣僚只求苟且偷生，而韩愈挺身而出，以“为民请命”的浩然正气与当朝皇帝辩论是非曲直，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正因为有了韩愈这样的仁人志士，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才得以生生不息，兼容并蓄，与时俱进，显示出最宽阔的胸怀和更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没有被“佛化”，而佛教最终中国化了。

有意味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浩劫”中，佛教和其他一切宗教受到了彻底否定和灭顶之灾。在“破除一切封建迷信”和“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号召下，疯狂的人们砸烂了几乎所有的寺庙和佛像，民间藏经全部焚毁，中国大陆完全不存在出家僧人，其破坏程度之严重较历史上任何一次灭佛活动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烟

大实话

f1h2m3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