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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明帝二年(60)。佛教传入中国，京师洛阳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但“泛神论”的信仰意识，在社会上流传已久，影响十分深远，佛教很难羼入，佛被称为“胡神”，影响范围甚小。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道家阴阳五行之说倡兵聚众；汉中张鲁也以道家思想笼络人心，创立“五斗米教”，趁中原战乱，掌握了汉巴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的实权。而后，随着“黄巾”和“五斗米教”在军事上的惨败，道教的气焰一落千丈，佛教则应运而崛起。长安地区的大型佛守兴善寺，始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太康之际(265—289)，便是明例。
佛教理论完备，佛教思想逻辑周延，易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加之天下大乱之后，人们动极思静，思想上需要慰藉和解脱，佛教便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
晋愍帝元嘉四年(217)，晋政权躲避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侵迫，南渡江淮，史称东晋；北方则上述五个少数民族分别建立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南北各国，内外战乱不已，形成极其的混乱局面，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各阶层朝不保夕，思想空虚苦闷，为了精神有所寄托，大批人皈依佛法。
东晋士大夫一贯崇尚玄学，谬种邪道，互相抵牾，谁也不能自圆其说。一旦接触了理论完整的佛教，自然奉为至宝。据《资治通鉴》载：晋孝武帝太元五年(380)“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居之”。这是说，在民间滥觞已久的佛教，初次得到江南皇家承认而跻于宫廷。至于江北诸国，早已竞相汉化，也纷纷崇佛。
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中西文化的集散枢纽。早在汉武帝时，征伐匈奴，掳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后人多认为是一尊佛像；北朝少数民族统治集团，更大崇佛法。有些佛教观念，已渗透到重大的政治行动中。公元385年，后秦主姚苌擒获前秦主苻坚和其妻女，幽禁于新平佛寺，苻坚手刃两女，五天盾，被缢杀于寺中。姚苌是个昏乱主人，泛信神鬼，兼信佛教，他囚苻坚于佛寺，又缢之于佛寺，无非是令其“善地受死，善地受生”，和唐代杨贵妃缢杀于马嵬佛寺颇相类似。
在此之前，苻坚曾派大将吕光经略西域，并入龟兹国礼请高僧鸠摩罗什。吕光见龟兹富饶，想留居不返。罗什告他：“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将军但东归，中道自有福地可居。”于是，吕光东趋宜禾(今敦煌)，不久关中丧乱，龟兹也动荡不安，吕光深服罗什能知未来，便在河西走廊这片“福地”上扩充实力。
后秦二代国王姚兴，对鸠摩罗什敬若神明，于公无401年恭迎入长安，尊为“国师”，在逍遥园设译经场，参与译经者达三千人，共译梵文经典97部427卷，一次说经，竟有五千僧众听讲，俗家不计其数。罗什完成了译讲大业后，在户县终南山下结草庵静修，他的清苦生活感化了长安民众，对他十分崇敬，涕吐都要背过他居住的方向。
罗什忠于佛法，极讲信用，他曾向僧俗表示，他所译之经、所说之法如有一句不实，死后火化，舌头焦烂。据说火化时全身皆化，惟舌不化，而且变为莲花，至今草堂寺尚有“莲花井”遗存；“口吐莲花”的典故也由长安传至全国，罗什通过自己的言行，把佛教宗旨和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有机地融为一体，既易为群众普遍接受，又丰富了社会教化的内容。
南北朝时期在长安建都的西魏和北周，比后秦更重佛法。魏人大兴镌碑造像之风，举凡碑碣、佛像、经幢等，都精美无比，使我国书法、雕刻、绘画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秦汉废弃的宫殿遗址甚多，魏、周两代利用殿基大建寺院，以后在阿房宫遗址和汉长安城遗址陆续出土了大批佛教艺术珍品。远在统万城(今陕西横山县)建都的大夏国王赫连勃勃，一度派其子进驻长安，在汉长乐宫旧址上兴建大型佛寺，寺中的透雕石马完整地保存了一千余年，现陈列于碑林博物馆，其价值与西汉的“马踏匈奴”不相上下。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取代了北周政权，驱兵南下消灭了南方最后一个封建贵族的腐败政权——陈国，结束了264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同时，把南方盛极一时的佛教宗派引入长安，造成中国宗教文化的大交融。文帝信佛，自认为是大力尊者(金刚)的轮转之身，因而和朝野的佛徒们都很和睦，缓和了许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长安佛教事业也蒸蒸日上，现存西安市文物局的“董钦造像”，即是隋文帝开皇五年的遗物。该造像是在佛座上插嵌佛躯的铜质造像，通体鎏金，铸造极为精致。
长安塔寺沟的圣寿寺是隋代所建，遗存至今的圣寿寺塔，是当今西安历史最久的古塔，塔上的“相轮”轮廓清晰，成为古塔构件宝贵的实物标本。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长安的名刹古塔，绝大多数构建于唐代。
唐代皇室，自称渊源于陇西狄道，即今甘肃天水，追攀汉代李广；同时，慎终追远，认春秋时老子(李聃)为始祖，崇祀道教。但唐代自始至终，却是佛教居于上风。
唐太宗时，辟汉长安城为禁苑，建立中小型佛寺。太宗死后，才人武氏(后称则天大圣皇后)即入苑内感业寺为尼僧，目的是为天子祈求冥福；玄宗李隆基逃往成都时，近臣乔琳请求到仙游寺出家，是为天子消灾禳难，这种观念渍染民间，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兹将佛教对长安(及以后西安)文化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概述于后。
(一)
佛教对长安(西安)民众在思想意识上的制约
由于佛教思想广泛深入人心，所以自隋唐以来，长安民众在思想意识上便蒙上浓厚的佛教色彩。人们普遍承认因果报应之说，认为善恶之行，幽冥间有鬼神监记，死后要进行总的结算，善恶各得其报，使人们在思想行动上自我约束，这和儒家的“慎独” “畏四知”“不欺于暗室”颇相类似。基于“善、恶”的分水岭上，积极的进取和消极的隐遁，都可随心所欲。因此说，佛教哲理弹性极大，上至硕学鸿儒，下至贩夫编户，各取所需，无往而不利。譬如，长安起源的佛教宗派中，博雅如“唯诚实宗”，精辟如“南山宗”，通俗如“净土宗”都能吸引大批信徒，主要还是渊源于“抑恶扬善”这一基本出发点。
佛教在长安地区的传播，和在全国各地一样，是由下(民间)而上(朝廷)，再由上而下，反复作用，相辅相成，即依循了“普及—合法—普及”的规律而蒸蒸日上。譬如上文所提到的秦王苻坚，本与宗教无缘，连“谶纬”(阴阳感应之学，《易经》支派)也在严禁之列，犯禁者斩。后来他在民众和邻邦的影响下，也信起佛教来，除上文所述派吕光远迎鸠摩罗什外，又礼请高僧道安，以师礼事之，每有军国大事，必行咨询；朝廷重臣也常通过道安陈述政见。《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载：
坚素信重沙门道安，群臣便道安乘间进言。十一月(按指公元382年夏历十一月)，坚与道安同辇游于东苑，坚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安曰；“陛下应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维，自足比隆尧舜，何必栉风沐雨，经略避方乎?
且南方卑湿，何足以劳大驾也?”
又建议：
“必不得已，陛下宜驻跸洛阳，遣使者奉尺书于前，诸将总六师于后，彼必稽首入臣，不必亲涉江淮。”坚不听。
道安先前住在襄阳，属东晋领土，他纵观南北，深知南北对峙的局面短期无法改变。苻坚破襄阳后，以銮舆法驾将他迎入长安，奉事恭谨。不料，在最关键的问题上，苻坚被30年战无不胜的成就冲昏了头脑，发动了劳师百万的军事行动，终于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不久便国亡家破。可见有政治远见的僧人，在文韬武略上往往胜于帝王。
到了唐代，中国封建政权已达到成熟的顶峰，统治集团已完全理解佛教的全方位功能。汉武帝征匈奴，伐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历史功绩不应泯灭；但“十万之师，日费千金”(折合今制，一天耗费黄金225000克)，把“文景之治”集聚了40年的家底打得精光，弄得国殚民穷，所以唐人作诗讽刺他：“年年战骨荒沙外，空见葡萄入汉家。”
唐朝重开丝绸之路，却化干戈为玉帛，用商业和宗教怀徕远人，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唐代长安佛教臻于鼎盛。自太宗李世民直到唐朝灭国，“佛教外交”给唐室带来无穷之惠。高僧玄奘法师受朝廷委派，于贞观十三年(640)远行天竺(印度)求取大乘佛经，往返经历17寒暑，取回梵文经典五千余卷，在西域和天竺各城邦国家开讲辩论，建立了崇高威信，并与许多国王和高僧结为深交。更重要的是，他就亲身观察和经历，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对各国山川、地形、气候、交通、方物、人文……作了全面记载，至今被视为宝贵的文化财富。
如果说张骞通西域刺激了西汉对西域的探险，那末，唐代玄奘的西域之行，则是一次和平进军，玄樊孑身孤影横跨大漠，通过文化交流，传播和平信息。唐太宗在《圣教序》中赞扬道：
我僧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慎敏，早悟三空之功；长契神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必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是以 翘心净土，法游西域。乘危远迈，策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雷雨而前踪。……爰自所历之国无涯，求取之经有数。总得大乘要文，凡三十五部，计五千四十八卷，译布中华，宣扬胜业。……文冀真经流布，并日月而无穷；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也欤!
太宗对玄奘法师成就的评价，决非虚比浮词，而是纳入大唐经济、文化外向发展的辐射范畴。果然，不久之后便产生了积极的反馈效应。亚洲诸国如印度、朝鲜、日本的佛徒，云集长安，真腊国(今柬埔寨)的佛教使者曾带来优美的歌舞，服饰极为华丽，从而在我国绘画中留下“菩萨蛮”的形象，在词章中留下《菩萨蛮》的曲牌。
据考古专家韩保全研究员在《西安的名刹古寺》中论述，唐代长安诸大寺院如慈恩、荐福、西明、兴善、青龙……等寺，都是外国僧人挂锡之地。唐高宗永徽三年（652），中天竺大菩提寺沙门(僧人，亦称桑门)法长等，带领印度僧人智光、慧天，给玄奘带来书信和方物。两年后，法长又带着玄奘给智光的书信和礼品返回印度。南印度僧人菩提支于武则天长寿二年(692)携梵本经论到长安，奉敕译出53部，计111卷，显然是“取经”与“送经”形成了“可逆反应”。唐开元二十三年(735)，日僧玄昉由长安带回汉文经论五千余卷，以后日本著名的“入唐八家”也各携回大量经论，并各编一部《请来目录》。
玄奘法师作为一代佛门泰斗，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既能学而不厌，又能诲人不倦，毫无门户之见。他的两名上座弟子园测是新罗(在今朝鲜)王子，窥基是开国功臣尉迟敬德之侄(一说侄孙，少数民族)，他不分轩轾，都造就成一代高僧。永徽四年(653)，日本僧人道昭、道严等随国使入唐，诣慈恩寺，受教于玄奘门下，学成后携新译经卷回国，遂将“法相宗”传入日本。更为杰出的是日本空海法师，他于唐宪宗贞元二十年(804)入唐，奉敕居住西明寺，遍诣长安高僧，终于拜诣青龙寺惠果法师门下，学习“真言宗”，返日后，弘扬法旨，受到日本朝野崇敬。他著有《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等学术性论作，对沟通中日文化作出巨大贡献。1984年，中日两国共同在青龙寺旧址上建立了惠果空海纪念堂，造像供奉，形象地体现了渊源流长的中日友谊。
宋、元以来，西安地区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交通阻塞。佛教的外向联系几乎完全停顿，本地佛事也一落千丈，西安香火较盛的卧龙寺和西五台，也只作些禳灾追荐的仪式，给乱世民众一些慰藉。
迨至明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日本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僧人，又冒险进入中国腹地长安，恢复了中断三百余年的佛事来往。1977年，长安县发现了一幢线刻碑，画面为水月观音，是日僧愚中和尚和郿县县丞马仁安同气之作。观音像下，有马氏所撰跋文：
予起家佐郿，于斯六年矣。半酉春，有日僧愚中见访，以予平昔爱画，遂写观音大士以惠之。其纹理简古，妙相慈严，实西北之绝笔也。盖其道出甬东，有得其真焉，故君子不泯人之善，因刻于石，置诸古刹，以永其传云。
“辛酉”是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征之志乘，马仁安(浙江天台籍)正在郿县担任县丞；该碑出土地址为法幢寺遗址，地在长安*（左氵右矞）河南申店附近，是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一，与文中“古刹”之称相符。此碑于1978年第10期《文物》杂志作过介绍，引起中日佛教界和知识界的广泛兴趣。中国官员和日本僧人志同道合，共留墨宝，充分说明佛教在长安社会影响之深。
长安自唐僖宗广明年间以来残破日久，宋代称“永兴军”，元代称“奉元路”。堂堂京华沦为军镇，寺院破坏极为惨重，但佛教的社会影响仍旧根深蒂固，僧侣和俗家中都不乏有心人，一遇机会，佛事便要萌蘖。
唐代名刹荐福寺原在唐长安城内，五代韩建缩建长安城被摒于城南，仍距城不远，到北宋政和年间(11ll—1118)，已是“风雨摧剥，檐角坠毁……将就推倾圮”。有些房舍“上漏下湿，损弊尤甚”，甚至屋内砖瓦下坠击人。而在这国弱民贫之际，居然有位“山谷迂叟”出资重修一遍，使塔寺一新，于是，“观者如堵，凑沓瞻仰，众复归向，溥发替缘。”这位“山谷迂叟”重修塔寺时，“负粮赍费，虽一毫不假于人”，分明是一位财主。
更可贵的是“番僧”勺思吉在三百多年之后，又对荐福寺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重点是翻建了大雄宝殿，并由此惹来一场没头没脑的官司。现存明正统十四年(1436)的一通“圣旨
碑”言之甚详。
勺思吉是西宁卫弘觉寺僧人，路过西安府，挂锡于荐福寺，见“殿堂废弛”，便“发心舍己衣钵及化缘修盖，前后殿宇、周围廊庑俱各完备”。这项工程自宣德七年开始，至正统十四年告终，历时达三四年。依当时惯例，他向礼部呈文附图，请求赐给寺名，因该寺在唐代属于“敕建”，他也想争取等同的名义。不料大雄宝殿上的琉璃瓦引起了武宗(朱祈镇，正统是他的年号)的猜忌，降了如下圣旨：
礼部审这僧! 怎么得绿瓦盖?审的明白来说。
钦此
原来，明代只有皇宫、宗庙、皇陵大殿才能用黄色和绿色琉璃瓦，别处用了便是“僭越”，迹近谋反。勺思吉罹此元妄之灾，赶忙回奏：
荐福寺……始自唐时建立，有正佛殿、天王殿、大悲殿、藏殿、慈氏阁，俱是绿琉璃瓦所造……化缘修理，将旧绿琉璃瓦沿边，安盖完备……云云。
这才消弭了武宗的疑窦，但仍保留了“以绿琉璃瓦沿边合当有罪”的尾巴。
武宗是个色厉内荏的昏君，他的军队和鞑靼、瓦喇等族作战，屡战屡败，自己御驾亲征，竟当了俘虏。但在和尚面前，却如此杀气腾腾。
清代初年，外交活动甚少。聪明的满族统治者，利用佛教强大的精神实力，促进民族团结。于是，康熙年间西安出现了关中第一座喇嘛庙——广仁寺。
喇嘛教是西藏原始的黄教和佛教密宗(真言宗)融汇结合的宗教，到了清初，西藏、西康(即前藏，金沙江流域的昌都、雅安、康定……一带)、蒙古、青海、甘南都广为流传，政教合一，势力甚大。上述各地的大小活佛都受清政府册封，按时要到北京觐见朝贺。除蒙古外，其余各地入京都要经过西安。这些觐见者，从人很多，停驻时又要举行宗教活动，因此，建立广仁寺为其旅居场所。
(二)
佛教意识既已普遍渗入社会，于是，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特殊现象，反映在西安地区，尤为显著。兹就其大端分述于后。
修庙建塔 庙是佛的殿宇，塔是佛躯(法躬)的象征。于佛徒而言，修庙建塔功德最大。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李治(唐高宗)为太子时，为追荐其母文德皇后(长孙氏)，建立了慈恩寺，顾名思义，是怀念母思。太宗对其子的孝思非常赞赏，在财力上加以支持，玄奘从印度取回真经，准备建塔贮存，自己出资，并亲负畚锸参加劳作。太宗认为工程浩繁，非僧人所能承担，乃令以“七宫亡人衣物”支援此举。“七宫亡人”指各宫死亡的宫女，她们一般有职衔，有俸禄，但死后财产充公，用作佛门善举，可谓恰当不过，此事在《大唐慈恩法师传》中载之甚详。50年后，这座有名的大雁塔颓坏(原建为土芯甃砖)，武则天再建，增为七层，并全部用砖。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玄奘法师圆寂于玉华宫(今陕西宜君境内)，灵柩运回长安火化，初葬于城东白鹿原，高宗在大明宫触目伤情，乃移葬于长安少陵原南麓兴教寺内，建立灵塔，及至弟子圆测和窥基圆寂后，又在左右建塔陪侍。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复于塔北镶嵌《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三藏”，是指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玄奘法师三藏皆通，乃能遍觉(大彻大悟)，是僧人登峰造极的称号。玄奘法师生前身后能博得如许荣耀，足见其社会影响之深。
唐睿宗文明元年(684)，高宗死后百日，皇室为其建大献福寺(荐福寺原名)，中宗即位后，宫女们又“率钱”(集资)建立小雁塔，目的是“为天子祈福”。武则天在世时，其爱女太平公主为她建罔极寺，典取《诗经》“父兮母兮，育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武氏逝世，其子中宗李显为她修造圣善寺，寺内立“报慈阁”，其用意一如罔极寺。
上行下效，贵权达官在皇族影响下也纷纷造寺，如宦官高力士造保寿寺，宰相王缙造宝应寺，冀以洗清自身的无穷罪孽。至于一般官员和家道富裕的佛徒，往往在私宅中造寺，按梵语译音为“招提”“兰若”，一般大于佛堂，小于寺院，自家供奉香火。
名寺上刹的寓僧圆寂后，弟子为其建塔。如香积寺善导大师的弟子怀恽(隆阐法师)所造的善导灵塔，雄伟壮观，“又于塔侧广构伽蓝”，成为长安城南盛景(详见怀恽弟子思庄所撰《大唐故温国寺主隆阐法师碑》)。再如华严寺是华严宗祖庭，池苑花木之盛冠于一时(见北宋张礼《游城南记》)。四祖澄观法师等高僧圆寂后，弟子们建造了“清凉国师塔”和“杜顺和尚塔”，寺院虽于清初殿于崖崩，但双塔至今犹存。这种塔用以揄扬高僧功德，提高寺院声价，俗称“功德塔”。西安城北郊敦煌寺，据碑文所载建于北朝，但院内有座明塔，塔上有佛龛，过去曾供北魏造像，可称“供奉塔”。
其荒谬者，要算唐宫西禁院的虎塔。据唐代张鹫《朝野佥载》所记，武则天当政时，成王李千里在宫中养虎，咬死一名宫女，武则天下令将虎活活饿死，事后又怕死虎作祟，便建一座塔为其赎罪。武氏一方面是个刚毅果断的君主，一方面又是个疑神疑鬼的老太婆，她这座独出心裁的虎塔，应称为“禳解塔”。
西安西郊的大庄严寺，位于唐长安城内西南隅永阳坊，隋唐以来是西城大寺，但它临近西汉昆明池，方位形胜都抵不过那320顷(2130万平方米)的浩瀚水面，乃于寺内建立大型木塔以为匹敌，故可称为“厌胜塔”。
捐宅造寺 王公贵族施舍一区宅第造寺，被认为是大有功德之事，据韩著《名寺》统计，长安高规格的寺院西明寺，原是隋代越公杨素(隋炀帝之叔)的旧宅，入唐又是瀵王李泰的府邸，后捐建寺院，“寺面宽三百五十步(东西175丈)，周围数里，……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庄严之盛……魏之永宁所不能及也。”慈恩寺有房舍1700间，而该寺竟为其2.3倍，无怪玄奘法师在此开讲，隆闹法师在此披剃。
内侍鱼朝恩，是中唐权阉，长期担任“观军容使”(掌握军权的太监)，他用自己朘剥来的巨型庄园，为敬章太后造敬章寺，建为“四十八院，四千一百余间，穷极壮丽，土木之役投逾亿万”。今长安县的温国寺，是温王施舍的宅邸，规模也甚可观。
造像祈福 佛教信徒用金、银、铜、石雕铸佛像，或送入寺院，或在自家佛堂供奉，大多是给父母子女祈福。西安市文物局库中所存的“董钦造像”是此中精品，该造像通体鎏金，底座上插嵌大小佛像五躯，座上有镌文，注明是为父母祈福。有些虔诚的佛徒，家道并不富裕，每集攒几千文钱便造一躯佛像，贫苦人有用青石雕琢者。唐武宗毁佛时，有个姓苏的御史逐寺按察，凡见一尺以下的银佛便揣入衣袖归己，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使他获得“苏扛佛”的绰号。
此外，刻经幢与造像作用相似。分幢顶、幢身、幢底三部，通高二米左右。幢身呈六棱，大多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镌有捐造者姓名。
礼敬三宝 佛门把佛、法、僧称为三宝，信徒自皇室到平民，一律礼敬。唐太宗迎接玄奘法师入慈恩寺，动用了朝廷仪仗、东宫卫队、长安和咸宁两县乐队，并请大德高僧数百人伴送，出动车辆数百乘，动员长安军民数十万人，以致京师万巷皆空。武则天于善导塔及殿宇伽蓝建成后，多次随喜布施，除奉献幡花宝烛外，并赠送大量珍宝、绢帛和衣物，对京西法门寺，她也馈送过各种宝物，重修法门寺塔时发现地宫，其中就有武氏的赠品。武氏当政时，昭应县(今临潼县)因地壳变动而隆起一座土丘，一些朝官迎合武氏所好，纷纷以祥瑞之兆上奏。武氏立将县名改为“庆山”，并在土丘上建造“庆山寺”。十年前，该地因施工发现了塔下的地宫口，清理出一组完整的佛宝，计有锡杖、法器、阿拉伯人面壶、三彩嬉戏双狮和玻璃器皿等。其中最珍贵的要算一整套宝帐、银椁、金棺、佛骨舍利，这些宝物非民间力所能致，无疑来自宫廷，现已建成临潼博物馆展览。不期武氏的善举于今掀起第二次浪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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